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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第一篇 中國的前景
「如果我們美國能做1天中國，多好！」（Let’s be China for a day）
這是美國名記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的幻想，寫在他2008年9月出版的新書裡。他的意思是說：平日沒有效率的美國政府，如果暫時換成中國政府，可以馬上通過一堆應該通過的法案，立刻有效地執行。1天之後，美國人民又可以回到平常習慣的自由民主的生活裡。
2012年底，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2013年3月，他接任國家主席。2013年4月，中國全國法院羈押3年以上未結的案件：有1,845件，4,459人。2016年10月，全國久壓不決案件歸零，全部清理完畢。這就是中國政府的效率。
美國的優點是自由民主，但是缺點是政府沒有效率。相對的，中國的優點是政府有效率，但缺點是自由民主的程度比不上西方。
其實認為中美各有利弊，而且把中美兩國等量齊觀，是種新的看法。在西方的論述裡，它首度出現於2004年。之前，西方的看法是，中國又窮又不自由又不民主，可說是無一是處。
2004年5月，當時1位背景特殊的美國人在北京教書。他創立新的詞彙，叫「北京模式」（Beijing consensus）及「華府模式」（Washington consensus），並且相提並論加以比較。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雷默（Joshua C. Ramo）曾經在美國《時代雜誌》做過主筆，也在高盛公司做過顧問。
「北京模式」令他印象深刻是因為，鄧小平推動改革後，中國經濟規模在20年後增加8倍。其精神是「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是在務實穩定的前提下，不斷嘗試新的路線。中國在不同於西方民主的一黨專政之下，採取像西方式的市場經濟。
中國的改革阻力大，但是成就令人注目，甚至引起西方菁英的羨慕。其中1位是史蒂芬．羅奇（Stephen S. Roach）。他曾經做過高盛亞洲部門董事長，有豐富實地的經驗，後來成為耶魯大學的學者。羅奇在2013年11月25日的《紐約時報》發表社論，題目叫〈中國改革，美國停滯〉（Chinese Reform, U.S. Stasis）。言下之意，是為中國改革鼓掌叫好，也為美國問題重重的狀況擔憂。
時間進入2016年，一度令人羨慕的「北京模式」亮起許多紅燈。
香港銅鑼灣書店因為出版《習近平情史》，雖然內容八卦不足為信，但書店員工神祕消失，據說是被大陸越境逮人。鄧小平許諾的「一國兩制」旦夕破功，全球譁然。
中國經濟成長減緩，2015年股市波動成災，資金外流。傳言總理李克強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因應經濟挑戰，各持不同主張，因此失合。
習近平大力肅貪，內部反彈大。官方媒體文字屢屢失誤，似乎表達黨政體制內部人員對習的不滿。
東海、南海情勢緊張，中國似乎被美國聯合亞太鄰居合力圍堵。
中國前景看來荊棘重重。果真如此嗎？
讓我們從政治、經濟、社會、外交不同層面進行探討。
習核心
在做結構性探討之前，中共第十八屆六中全會2016年10月24－27日在北京舉行，會後確立了習近平在黨中央的「核心」地位。這是繼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之後，中共重新出現「以某某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提法，至少在法理上釋放出2層意義：
一、胡錦濤時代所謂的集體領導體制不復存在。習近平在黨內一言九鼎。「核心」的作用不僅於權力本身，更涵蓋有關習近平治國理政等一系列論述與講話，成為黨內運作的最高指導原則。從權力、精神到思想層面，習近平都將成為黨內最後決策者。
二、宣告「江核心」的影響終結。江澤民的「核心」地位來自鄧小平的冊封，即便江退出領導職務，在胡錦濤主政10年期間仍垂簾聽政，導致政令不出中南海。「習核心」則是習近平歷經考驗而取得的強勢地位，已從清除多年挑戰黨中央權威的宗派山頭（如周永康、薄熙來、郭伯雄、徐才厚、令計畫等）中得到證明，今後全黨同志必須提高政治站位，與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一致，否則利劍高懸、震懾常在。
「習核心」的本質是個人集權，理論依據由習近平的政治盟友、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在《人民日報》以發表署名文章的方式中做出全面闡述。文章搬出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共黨先輩，無不強調領袖權威的重要，巴黎公社的覆滅，歸因於缺乏權威集中，蘇聯夕間瓦解，也是毀於黨中央權威盡失。從中共黨史實踐來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均因領導核心的確立，才有革命建國與改革開放的成就（文章未提江澤民）。如今，國內外形勢嚴峻，考驗四起，危險環顧，全黨比任何時刻都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以確保政令暢通，行動一致。
手握反腐大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也在《人民日報》以發表署名文章力挺「習核心」。他認為，1個擁有8,800多萬黨員和440多萬黨組織的大黨，處在民族復興的關鍵時刻，更需要核心的引領。不過，他對「習核心」的確立，懷著一份深層危機感，深覺黨內仍有想要竊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野心家陰謀家」，故要警惕，尤其是高級幹部務要立場堅定，抵制並勇於和這些人鬥爭，以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和政治安全。這種危機或許就是「習核心」真正確立的原因，藉由權力集中遏制政敵反撲，進而使「習核心」名符其實，克服國內外挑戰，實踐富國強兵大計。
問題是，「習核心」能持續多久？其動向將影響2017年中共十九大全盤的人事布局，乃至更長時間。 從制度上說，除了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2屆（1屆5年），迄今中共黨章並無明確總書記的任期，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亦無任期限制。中共十八大（2012）召開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陳雪薇曾向媒體披露，十八大有望修改黨章，有可能明確總書記的任期不得超過兩屆（1屆5年），有關的任期限制將來有可能擴及政治局常委。結果無一實現，說明中共高層任期改革之艱難，若非情勢所迫，誰願意拱手放權？
中共十六大（2002）換屆時，江澤民以「七上八下」（67歲續任，68歲退休）年輕化的理由，逼退68歲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換上自己人馬，便於幕後操控。多年來，外界認為這項高層換血的「潛規則」牢不可破，以至延續至今。沒想到，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結束不久，「七上八下」繪聲繪影的說法，就被六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局副局長鄧茂生，以「民間說法，不足為信」的輕描淡寫撕破。
鄧茂生的這句話，不是私下放風，而是中國記協2016年10月31日在北京舉行有關解讀六中全會新聞茶座時的公開說明。當記者問到2017年「七上八下」將如何具體操作時，他說：「在中央領導層，黨內既有嚴格的組織程式和充分的民主過程，但也會根據一些實際情況，靈活做出調整。所以有些人會早一點退下來，有些人會晚一點，但大概會有個年齡階段。」這種權威性的解說，似乎在暗示，「習核心」有可能打破成規，延長執政時間，包括王岐山將不受「七上八下」的制約，讓他有更大而較長的施展空間。《紐約時報中文網》引述2位消息人士的話說，習近平尚未明確留任王岐山，而是通過提出年齡問題，對未來幾個月討論王岐山的留任與否釋出信號。
其實，習近平在任期的問題上早有安排。2014年12月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對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做出新的規定，堅持老中青三代結合的人事配置，「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一刀切」，不把換屆提名年齡作為平時調整的年齡界限。」對於屆齡告退的問題，必要時留有迴旋的餘地。
接著，從2015年7月19日起，中共啟動《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該規定是以嚴格執行幹部退休制度為主，使能者上，庸者下，但其中留有伏筆，第5條後段稱，領導幹部「確因工作需要而延遲免職（退休）的，應當按照幹部管理許可權，由黨委（黨組）研究提出意見，報上一級黨組織同意。」此一規定，為能者延遲退休打開方便之門。
制度的鬆綁，固然使「習核心」的延任師出有名，更重的是，延任在主觀上有其必要。既然黨內存有野心家和陰謀家，「習核心」至少要清除這些障礙才能安心交班，避免改革倒退甚至潰散，應是可理解的自保之道。因此，短期內尚難看出十九大前出現新的接班人選，否則權力焦點隨之轉移，反而弱化「習核心」的權威。以不變應萬變，應是「習核心」長期掌權的最佳選擇。
商鞅變法，在中國歷史上獨樹一幟。他的嚴刑寡恩，很多人學不來，但是他的變法成效，往往為後繼者所稱頌。習近平的鐵腕改革，似乎在2,000多年前的古秦大地，也就是他的家鄉陝西，找到一個奮起圖強而熟悉的身影。
第一章 政治：北京模式
2,300多年前，秦孝公為富國強兵，重用商鞅，實施變法。商鞅是衛國人，跑到魏國做官，不受重用，又逃到秦國。當時是戰國時期，諸王招賢，策士蜂起，「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現象非常普遍。
商鞅以一個外來人，受秦孝公賞識而拜相，不見容於當地權貴勢力，又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出成績。他唯一的辦法是取信於民。他想了1招，在國都市場南門，立起1根三丈木柱，以10金招募能把木柱從南門移到北門的民眾。圍觀者不知所以。商鞅看無人回應，隨之加碼，能搬走木柱者，賞金50。
徙木立信
有人半信半疑，姑且一試，搬走木柱。商鞅立即賞金50，證明自己的信用，也標誌變法令出必行。這是歷史上「徙木立信」的由來。這件事在秦國引起轟動，變法威信遍及全國，太子犯法（即秦惠王），老師的鼻子因連坐而被割去。1年之後，變法見效，全國煥然一新，「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
習近平上台後，學習「徙木立信」的做法。整頓幹部作風的「八項規定」，經2012年12月初政治局會議通過後，習近平就把「八項規定」視同於「徙木立信」，整頓黨風，令出必行。打擊貪腐，毫不軟手。
2016年4月中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舉行記者會，宣布1則令人震驚的消息。從2013年起，連續3年在全國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近12萬件，涉案人員高達16萬零656人。從縣處級基層幹部到省部級以上高官，「老虎」和「蒼蠅」一起打。
到2016年10月底，112位省部級以上幹部和53位副軍級以上將領落馬，包括周永康、薄熙來等高官和徐才厚、郭伯雄上將。但肅貪仍未減緩。2016年被帶走調查的上將在7月有4位，3位退休（李繼耐、廖錫龍、田修思）和1位現職（王建平）；10月有30多位退休將領被帶走，包括1名上將（張樹田）。當初無人如此預料，都以為只是「殺雞儆猴」，卻不知是「殺雞後殺猴」。
河南省鄉土作家二月河，以500多萬字的歷史小說帝王系列走紅文壇。他自稱讀完《廿四史》，從未見過今日的反腐力度。他用「蛟龍憤怒、魚鱉驚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動」等16字，形容這場歷史罕見的打貪行動。
王岐山是習近平的政治夥伴，也是反腐的重要推手，兩人在知青延安下鄉的時代即已熟識，合蓋過一床被子。王岐山專於金融，大學卻是學歷史的，經濟是自學而成，金融是工作所致。他很有歷史感，論及改革，藉古喻今，信手拈來。2014年3月，王岐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的身分，參加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審議，二月河在會場向他建議，不要效法宋朝的「高薪養廉」制度，因為宋朝的公務員薪資最高，是漢朝的6倍、清朝的10倍，但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這還真印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的一句名言，當獲利超過百分之三百的時候，官員就不怕上斷頭台了。
王岐山在會場不時點頭，似乎認同二月河的看法。向中國古代反腐倡廉借鏡，是習近平反腐的一個重要思路。習近平欣賞商鞅，是因為商鞅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改革成功的實幹家，商鞅令出必行的果敢與氣魄，也是他取信於民及其權力基礎的來源。
北宋王安石一心變法，最終未有執行力而收場。這個執行力，就是習近平多次強調的「政必行」。王安石曾以詩讚揚商鞅變法，「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王安石對「徙木立信」有感而發，他對商鞅的讚賞，難掩自己壯志未酬的惆悵。顯然，習近平不做王安石第二。
中共的反腐不是現在才有。在革命時期有戰爭反腐，建設時期有運動反腐，改革開放後有權力反腐。中共歷經30多年反腐，非但沒有革除幣政，反而越演越烈。湖南省已故紀委書記楊敏之坦言，「我在任的時候，沒有人監督我。」
楊敏之在任10年，自稱打過6次反腐戰役，都是持久戰、拉鋸戰，少有殲滅戰。言下之意，反腐不見成效，官員落馬，點綴而已。監督上層領導困難重重，「一把手或者一個領導班子真正有問題的話，靠班子自己暴露出來的幾乎沒有。都是某一個人先被查出來，才使整個問題暴露。腐敗無法遏制的一個癥結就在於監督缺位。」幾經挫折，楊敏之黯然去職。
地方政府的公款吃喝與鋪張浪費，不親眼所及，難以置信。1991年夏，在一場全省地市委書記、專員、州長、市長會議上，楊敏之向出席的幹部說，「有個單位宴請後剩下的酒菜倒在豬潲缸裡，被周圍的農民挑去餵豬，結果把豬也給醉倒了。可見浪費到了何種程度。」在他眼裡，「反腐敗實質上就是與舊體制、舊制度的反復較量。」「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敗。」
中共反腐多年不見成效，除了未建制度，上層的姑息和不作為，助長貪腐的潛伏期逐年增加。1980年代初，腐敗潛伏期一般在1年3個月；90年代初期，腐敗潛伏期增為3年多；2000年初增至6年；10年後的腐敗案情竟能潛伏到10年左右，難怪習近平出手，貪腐官員如坍塌式倒台，實在是腐敗的呆賬存量積累過多。
這還不包括十八大（2012年11月）後「金盆洗手」的幹部。按習近平的反腐規劃，目前被查處的對象以十八大後仍不收斂和不收手的幹部為主，不劃這條紅線，貪腐查不勝查。以全國50多萬專職紀檢監察幹部的規模，調查上千萬幹部的作風問題，不但疲於奔命，也很可能遭遇全面性抵制。
權力反腐
習近平的反腐，延續改革開放後的「權力反腐」，他以深化改革為旗幟，大權獨攬，以異於常人的意志，對腐敗進行殲滅性打擊，反腐的決心和力度在中共黨史上從未有過。下一步是如何從「權力反腐」過渡到「制度反腐」。按他的話說，「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反腐需要監督，但在中共權力結構之下，監察部門和行政首長都在同一個政府序列，屬於內部監督（又稱同體監督），導致下級難以監督上級，有膽識的往往尚未行動，即遭排擠，因此出現「異體監督」的呼籲，在行政系統之外另設監督部門，習近平對此非但不陌生，還實際派人調研並做出批示。
2004年6月18日，浙江省武義縣後陳村，成立全國第一個村務監督委員會，對村委幹部行使村務監督職權，這種把村務管理權和監督權分離的模式，堪稱是中國建立村級監督機制的第一步。習近平當時是浙江省委書記，曾親自帶隊調研，先後對該村務監督委員會做出5次批示。試驗證明，異體監督確實優於以往，村委幹部違紀和村民上訪投訴的次數大幅降低。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說，後陳村的監督機制不僅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最具拷貝性的基層典型，也是通過「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打造中國特色反腐敗的「樣板間」。遺憾的是，好不容易在基層自發形成的異體監督模式，卻在2014下半年遭地方上級領導抵制，又改回同體監督。可見改革阻力之大。
不少人批評習近平斂聚個人權力，違背從鄧小平以來的集體領導制。他身兼多職，權力凌駕凌駕在其他6位政治局常委之上。習近平多次提到，推進改革需要集中力量，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經進入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由此出現「新威權主義」一說，對付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習近平確實需要相應的權力，阻力愈大，需要的權力也愈大，否則政令不出中南海，所有改革都是空話，
另有觀點指出，習近平大權在握，卻未出現結構性的改革。他的斂權，不過是建立自己的派系，與經濟和政治改革幾乎無關，甚至官方媒體出現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似乎回到毛澤東時代。這些評斷需要持續觀察。
六位一體
就目前來看，習近平不是沒有結構性改革，而是他所面對的結構性改革，比任何一個時期的中共領導人更為複雜而艱鉅。中共十六大（2002年）的改革布局是「三位一體」，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十七大（2007年）增加社會建設，形成「四位一體」；十八大（2012年）又增加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五位一體」；2013年底，再增黨的建設，形成「六位一體」的改革布局，每項改革相互關聯，交互影響，問題老舊並陳，難上加難，幾年之內要見成效，恐怕不切實際。何況中國的改革與西方定義不同，中國民眾對領導人懲治腐敗和刷新吏治的期待，遠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緊迫而急切。
反腐是習近平所有改革的起點。打擊貪腐是手段，「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是目標。2015年1月，習近平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說出他對反腐的整體戰略構想：先贏得時間，再贏得空間，為後續的「制度治黨」和「重構政治生態」預作準備。
習近平的反腐是不是權力鬥爭？
前雲南省委書記白恩培與習近平是陝西同鄉，也是世交。1970年代，習近平在延安農村當知青歷練，白恩培也在延安柴油機場工作，兩人就開始認識。後來，兩家往來數十年。白恩培因受賄案發，找人向習求情，沒用。2016年10月初，白被判「活死刑」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2016年初，因違紀被處分調查的台辦副主任龔清概是習在福建的舊屬，2013年10月習上台後不到1年，由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主任升任國台辦副主任。但龔與習的關係遇到反貪就沒有用了。2016年夏天，習近平令人接管右派媒體《炎黃春秋》，同時下令整肅左派「中國紅色文化發展促進會」。習反貪不避熟人，限制言論左右開弓。
如果習近平反貪的鬥爭能夠獲得多數民眾支持，能夠匡正幹部作風，能夠發揚道德公義，能夠有利於深化改革。那麼這場鬥爭非但有必要，更具有救黨救國的現實意義。歷史上的政治鬥爭從未讓人民喜歡，打擊貪腐縱有派系的殊死之鬥，也非傳統認知上的政治鬥爭。
習近平自從政以來行事低調。在福建17年，從未題字，外界誤以為他毫無建樹。在浙江5年，未聞驚天之舉。習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匆匆7個月，因中共十七大（2007年），入京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從此擠進權力核心。他在北京更是謹小慎微，歷經5年，一步步在十八大（2012年）登上權力顛峰。
外界形容習近平是中共高層最不外露的領導人，他的樸質外表，江澤民認為容易駕馭而放心讓他接班，並阻擋胡錦濤所屬意的團派李克強。沒想到，習近平上台後竟發動中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腐行動，法及常委（周永康），刑治軍頭（徐才厚、郭伯雄），大權收緊，箝制異論，揚起黨的正統思想，與往年的低調樸質判若兩人。是什麼原因造成這種轉變？
寧左勿右
首先是他的出身。父親習仲勛，早年創建陝北紅軍，是中共陝甘邊區的領導人，1959年擔任副總理兼祕書長，位高權重。沒想到，習仲勛因負責審閱《劉志丹》小說，被政敵康生誣陷是為高崗（中共領導人，1954年被批判與饒漱石密謀取代劉少奇和周恩來而自殺身亡）翻案，夕間被打成「反黨集團」，遭關押審查，下放洛陽礦山機器廠改造，並長期監護長達16年（1962－1978），與外隔絕，處境淒涼。
習仲勛1962年8月遭誣陷迫害，禍及全家，年僅9歲的習近平，首次嚐到黨內殘酷鬥爭與世態炎涼。這事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很多高幹子弟尚在養尊處優，習近平已身陷磨難，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被關進學習班。
1966年文革爆發，康生仍不放過習仲勛，鼓動紅衛兵把習仲勛從洛陽拉到西安揪鬥，幾乎喪命。習近平回憶說，他的家被抄後，隨母搬進中央黨校，他不甘受欺負，一股倔勁，得罪造反派，還被康生妻子曹軼歐列為「黑幫」家屬揪出批鬥，造反派說他足夠槍斃100次。
為了生存，他天天熬夜讀毛語錄，若不是少年犯管教所人滿為患，沒有床位，習近平早被送進少管所接受管教。1968年12月，毛澤東發表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習近平報名響應，選擇延安，「基本上屬於流放。」就讓他去了。當年他才15歲半。
到了陝北，批鬥如火如荼進行，習仲勛榜上有名。因為習近平識字，每天負責念報紙，念到父親是反黨分子，百口莫辯，情何以堪。若不是習仲勛早年在陝甘地區留有名聲，很多人暗中保護他，幫助他，恐怕早就沒命。習近平說，在陝北下鄉7年，最大的收穫是，懂得什麼是實際，什麼是群眾，終身受益，直至今日。
習仲勛曾評價自己，「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左」字加上引號，代表貶義，是一種輕率和盲動，不切實際而有的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和教條主義，如大躍進、超英趕美，文化大革命等。
在中共黨史上，習仲勛曾3次反「左」，挨鬥不斷。1947年底，中共在占領區（解放區）實施土改，各地普遍出現「削削削，削盡土豪劣紳；殺殺殺，殺盡貪官汙吏」的響亮口號，不分青紅皂白，亂打錯殺，「左」的聲勢瀰漫全黨。習仲勛甘冒風險，3次致電毛澤東，痛陳土改「左」禍，使得土改「左」傾錯誤得到糾正。
習仲勛被公認是黨內改革派，為人正直，思想開明。1978年2月，習仲勛在胡耀邦的平反下復出，主持廣東政務，爭取在廣東設立深圳、珠海、汕頭等3個經濟特區（第4個廈門），走出改革開放第一步。中央不少同志擔心他搞資本主義。胡耀邦和他，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舉步維艱，若無超凡政治勇氣和擔當，改革之路根本走不下去。
1981年，習仲勛調往中央，輔佐胡耀邦，直到1987年1月胡耀邦因被批評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原因，遭一批黨內元老批鬥5天。當時習仲勛是唯一為胡辯護者，因此得罪鄧小平。胡被逼退去職後，習仲勛也隨之淡出政壇。1989年「六四事件」，習仲勛同情民主訴求，反對鎮壓學生，但終究是孤臣無力可回天，空留遺憾。
像習仲勛這樣曾握權力、仗義直言，又有自由派觀點的人物，竟多次遭到毛澤東和黨內同志的苛待。習仲勛1978年平反時，習近平25歲，好不容易推薦到清華大學讀了3年書，再熬1年畢業，可謂大難不死，命有轉機。父親是他的一面鏡子，讓他看到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生存之道在於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面臨抉擇，寧左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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