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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生命政治(WT01029)
Biopolitics in Contexts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政治軍事
叢書系列:春山出版
作者:黃涵榆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9月17日
定價:460 元
售價:36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00頁
ISBN:97862695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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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內文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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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的《精神醫學權力》

現代醫學與生命政治的重大歷史轉折

根據傅柯的考究,十八世紀末是現代醫學和生命政治的重大轉折點。簡單來說,醫院和醫療設施的建置有助於更全面地監控整體人口和個人的健康狀況。然而,「人口」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政治和醫學概念,它的出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伴隨著統計學和病理解剖學的成形;病理解剖學甚至主宰了整個十九世紀的一般醫學和精神醫學。拜解剖病理學之賜,醫生更不需要關心病人說了什麼,因為他自認可以透過解剖學瞭解瘋狂的真相。醫生運用精神醫學知識在瘋狂和非瘋狂、真實和偽裝之間做出決斷,以便規訓、壓制瘋人。換言之,精神醫學權力既賦予瘋狂真實性,又壓制瘋狂的症狀。

傅柯在第五講提到的一八三八年《精神病患強制就醫法》有助於我們定位精神醫學和生命政治的歷史轉折,畢竟精神醫學和生命政治的發展都與法律規範緊密相關。依據一八三八年的新法條,精神病患可由家庭成員通報,經地方政府與醫療機構共同認定為瘋狂,採取監禁措施,毋須經由司法程序處理包括財產的法定權利如何轉移的問題。這種形同正式逮捕的監禁措施遠比冗長繁瑣的司法程序有效率,也顯示出瘋癲者對社會和家庭的安全、權利和財富構成威脅,被視為社會公敵。國家權力——如傅柯指出,嚴格來說是「技術性國家權力」(technical-state power)——有了新的運作形態,它介入了家庭結構, 吸收了傳統大家庭權力,或將家庭分化成較小的單位,強化了自身的結構。當然,傅柯在這裡談的精神權力與家庭權力結構的分離,也就是監禁,少不了醫學作為其合理化的基礎。監禁措施表示病人與外在世界的隔絕。在治療過程中,病人和家庭成員的接觸被認為對療效有害,家庭的成長經驗甚至被視為病因之一。

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或許會以為精神醫學體系已將家庭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傅柯透過傅內(Jules Fournet)一八五四年的《醫學心理學年鑑》(Annals medico-psychologique),說明精神醫學在一八五?、六?年代發生的轉變:精神病院裡的瘋人被當成小孩,需要家庭環境發揮道德和心理的療效。傅柯甚至認為這種轉變和殖民主義從武力征服和壓迫轉變為深度的心理殖民相呼應,     於是仿照家庭運作模式的精神醫學權力可同時施加在瘋人、無業遊民和被殖民者身上,他們分別被當成人類、社會和歷史的殘渣,需要接受治療。如何將傅柯對於精神醫學的批判扣連歐洲在世界各地實行的殖民主義,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傅柯比較關注的是精神病院模式出現的社會、經濟與歷史脈絡。傅柯指出「異常性、非法性或不規律性利益的整合、組織和剝削」,顯示一個強調秩序管理的社會或統治型態需要不斷辨識、制伏,同時又製造更多異常或異端。他甚至直指整個精神病院作為一個規訓權力機構從瘋人的異常與不規則中獲得利益,符合自由主義的社會與經濟價值,至於他的推論是否具有足夠的實務證據或是否過於武斷,值得進一步研究。

傅柯在第七講以勒赫(Francois Leuret)一八四?年的《瘋癲道德療法》(Traitement moral de la foli)為考察對象,主要原因在於勒赫主持比塞特病院(Bicetre)期間對於精神治療技術建置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傅柯的考察重點是精神醫學治療需要什麼樣的規劃、程序和策略。勒赫提到一位名為都普雷(M. Dupre)的病人縱慾過度,得了重病,他妄想自己是包括拿破崙在內的好幾個名人,輾轉被送到好幾家精神病院,最後到了比塞特,病院為了他還得特別調整周遭的擺設,讓他以為沒有離家很遠。勒赫在治療這位病人的過程中並沒有特別依賴專業的精神醫學知識,反倒是各種操作(maneuvers)發揮了根本作用。首先是他透過凝視、責罵或任何威脅利誘的策略,創造出不均等的權力,讓病人受制於「外來意志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foreign will),目的當然是要塑造出歸順的身體,化解瘋狂癡幻的力量。勒赫的另一個操作是語言的重建。透過語言操練、閱讀、朗讀等命令規訓病人,矯正他們在妄想狀態中錯亂的語言,也將他們固定在整個精神病院的權力結構的正確位置。

再者,勒赫也透過操作「匱乏」(deprivation)來組織和管理病人的需求。都普雷覺得工作沒意義,賺來的錢都是假的,而且他自稱是拿破崙,有權力鑄造金幣。有一次他被強迫工作,但拒絕接受酬勞和進食,在院方在威脅利誘之下,他才勉強讓步,拿了錢交換食物。換言之,院方操作都普雷的匱乏感,將工作、金錢和食物的需求強加在他身上。這樣的操作也等於透過剝奪病人的自由,進行更有效的管理和規訓,讓病人接受加諸在他身上的現實,體認自身權利的喪失和生病的事實,也瞭解到天下沒有免費的照料和治療,匱乏就是病人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精神病院累積資本的策略,加深病人對病院的依賴。傅柯提到勒赫的另一種操作是「真理的陳述」:勒赫有時甚至用潑冷水的方式逼迫病人承認「事實」。值得深思的是,如果瘋人可以被迫說出關於自身瘋狂的真相,那他到底是瘋狂還是和理性,似乎也變得不太確定。傅柯在這個環節進一步說到,約莫在一八二五至一八四?年間精神醫學診療和犯罪學開始採用自述,目的是為了強化個人的自我監控和管理。姑且不論傅柯針對這個議題的舉證是否充分,評斷是否失之偏頗,我們依然可以理解他所強調的真理的陳述較不涉及話語本身的實質意義,無關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也不是客觀的科學真理,而是在治療的情境中的語言行為,也就是說:瘋狂的真理是透過精神醫師引導病人進行的身分交叉檢驗(cross-examination of identity)——宛如法庭上的交叉詰問——所建構出來,是十足的權力效應。

毫無疑問,瘋狂是精神醫學權力主要的威脅,因此必須被制服,但經神醫學權力再施展的過程中也在定義或建構瘋狂。傅柯在這個環節上提到發生在十八、十九世紀交替之際的瘋狂形式——或他在《古典時代瘋狂史》反覆使用的「瘋狂的感受」——的轉變。簡單來說,瘋狂在十八世紀末之前被視為一種身心狀態的「錯誤」,從十九世紀初開始(約莫也是現代精神醫學建置的時機),轉變為無法控制的力量,包括狂吼、暴衝和激情、狂燥(mania)和憂鬱,這也使得治療的方式也有所改變。 從更寬廣的歷史角度來說,精神醫學權力並不只關乎醫學體制,或者是說,現代(精神)醫學體制是整個西方理性和知識體系的產物,也關乎西方社會對於疾病、異常和瘋狂的「感受」或想像。我在下一章將從這個角度討論瘋狂的問題。(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