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與西安事變(BC0001)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重大事件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傅虹霖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9年06月1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16頁
ISBN：9571302236

【前言｜自序｜導言 1｜導言 2】

▼  導言 2

張作霖是在1894至1895年中日戰爭期間在朝鮮開始其軍事生涯的。像中國歷史上許多軍閥和軍事首領一樣，張作霖未滿二十歲便離家出走，加入了清政府的軍隊。為其家鄉本土的艱辛和飢餓所迫，他早年加入了一支地方組織——義軍，在朝鮮與日本人交戰。由於他的勇敢與機智，張作霖由一名普通的士卒擢升為「哨長」，一個相當於班長的小官。

由於他的組織才能和過人的精明和心機，張作霖網羅親信，結黨營私，逐漸發展起一個以他為核心的堅固的軍事集團。這個軍事集團雖小，但嘯聚山林，忽合忽散，戰鬥力很強。正是憑藉這個力量，使他爬上了東北軍事首領的寶座。

張作霖的軍事力量不是按照中國官軍的正規體系建立起來的，而是以地方民兵武裝的形式組建的。也許正因如此，人們往往說他是靠土匪起家的。然而日俄戰爭爆發以前，張作霖的隊伍被收編進中國的東北官軍之中，這便是他日後發跡，成為軍事首腦的開始。逐漸攫取了東北的軍事大權，成為名揚四海的東北王。從1919年到他1928年身亡，他實際上把東北變成了一個自治的獨立王國。

由於他自私的政治野心，張作霖對中華民族造成了許多損害，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他沒有對外國人出讓一寸中國領土，他把蘇俄和共產主義視為自己的主要敵人，機智巧妙地抵制俄國和日本對東北的滲透和吞食。然而，為了保存自己在這一地區的地盤和實力，他選擇了在南滿地區與日本人合作的道路。他所經歷的那段極為錯綜複雜的時代，把他塑造成一位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極端自私自利的、殘酷無情的軍閥，同時，也是一位最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軍閥。

20 世紀初，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主義第一次同社會革命運動聯結在一起。這股民族復興的運動首先在學生中興起，然後迅速擴大到中國社會的其它階層。激發和滋養這股民族情緒的不僅僅是國內人民對其政府在經濟上、政治上對外國列強所做出的屈辱性讓步的義憤，而且還有國外的事件，尤其是1917年蘇俄革命的成功及其意識形態的影響。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巴黎和會上簽署的凡爾賽條約竟無視中國的主權，將戰敗國德國的租界地、山東省的膠州灣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醞釀已久的反帝國情緒終於在「五四」運動中獲得了發洩，兩年以後，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孫中山先生及其國民黨追隨者在蘇俄的政治和經濟支援的鼓舞下，於1923年與中國共產黨結盟，並於1924年在中國南部的廣州組建了一個革命政府。國共兩黨攜手並肩，共同傳播愛國主義思想，強烈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要求建立一個統一、民主、富強的新中國。故兩黨都獲得了學生和知識界人士的熱烈擁護。

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受到新興工業階級的擁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工業強國忙於戰爭，無暇顧及中國市場，致使中國的民族工業獲得一個突如其來的大發展機會。由於這一發展。使中國的工商業人士充滿信心和力量，他們確信，只要能夠由一個可以保護其力量的政府出面領導實現中國的統一和獨立，民族工商業的前景就不可限量，中國的富強便指日可待。與此同時，城市勞工階級的力量也在不斷壯大，農民協會也已組建起來，他們都是推動中國走向繁榮和復興的力量。

國共聯盟把這些新的經濟力量和勞動者力量組合進民族運動之中，把反帝愛國的諸種運動融匯到一起，在中國歷史上，由政黨所代表的民族抱負第一次獲得全民的廣泛支持。實現這一抱負和志向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廣州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消滅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及其代理人——中國封建軍閥，在一個革命政府的領導下實現中國的統一。

北伐的壯舉把中國現代史納入了軍閥時代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經歷的時間很短，它從1926年旨在消滅軍閥勢力的北伐戰爭開始，到1928年中國名義上實現統一，建立國民政府為止。這一階段歷史的主要內容，就是國民革命軍與軍閥軍隊之間展開的殊死的搏鬥。

1926年春，國共兩黨合作發起了一場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軍事遠征，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從其基地廣東出發，一路勢如破竹，所向被靡，許多軍閥武裝見大勢已去，紛紛放棄抵抗，加入革命陣營。

然而，北伐期間，國共合作的前景令人擔憂。隨著北伐的深入，兩黨的關係卻日益緊張。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遠比國民黨更為激進的社會革命，共產黨人在城市工人和鄉村農民中的宣傳鼓動引起了國民黨保守派的恐慌。況且，共產黨的勢力激增，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中央和政府各部門中都占據了重要職位。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國民黨左派和右派領袖之間展開的個人競爭，加劇了國共合作的兩極分離傾向。

當革命力量發展到長江流域時，革命陣營終於分裂了。掌握著政府權力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由廣東移到漢口，而掌握軍權的國民黨右派已看準了時機。1927年4月，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發起突然襲擊，殺死數百名左翼人士，鎮壓共產黨領導的勞工運動，實際上粉碎了中國的共產黨組織，俄國顧問也被驅趕回國。自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便開始的爭奪國民黨領導權的鬥爭一直持續到1927年國共合作分裂。蔣介石是這場鬥爭的勝利者，他成為國民黨和軍事力量的最高領袖。

經過了這些劇烈的變動之後，1928年4月，在蔣介石的領導下，重開北伐戰火。最強大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把所有華北軍閥置於他的控制下，自封為「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京中央政府的最高執政，試圖對國民黨的勝利進軍作殊死的抵抗。北伐軍浴血奮戰，終於衝破層層防線，瀕臨北京城下。張作霖見頹勢已無可挽回，遂於1928年6月3日決定撤離北京，逃回東北大本營。不料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日本關東軍的暗算。爾後，閻錫山這位參加了北伐革命的原山西軍閥占領了北京城。至此，北伐戰爭大功告成，中國於1928年最終實現了統一，儘管這一統一僅僅是名義上的。

張作霖的死標誌著北洋軍閥時代的結束，但是，軍閥的影響仍繼續存在。實際上，軍閥的殘餘因素從此時起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就一直在威脅著中國。所以，軍閥時代的第三個階段，1928至1937年，便可算為軍閥殘餘時期。然而，1928年以後，大部分軍閥頭目或壽終正寢，或一敗塗地。在中國的北方，只剩下三股重要的軍閥勢力，這便是西北的馮玉祥、山西的閻錫山和東北的張學良（其父張作霖的繼承人）。

張學良以「少帥」聞名於海內外，年僅二十八歲便當上了獨霸一方的東北王，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軍閥，也是軍閥殘餘時期最有影響的風雲人物。張學良與其父不同，他是新時代的人，深受歐美文化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他常常以「國難家仇叢集一身」的話來提醒自己，對日本人十分反感，不想步其父後塵與日本人合作。經過一系列小心翼翼的談判，他決定支持南京新政府，與國民黨合作，遂於1928年12月在東北掛起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但儘管如此，他仍不忘牢牢掌握一個軍閥的命根子——軍隊，堅持把五十萬東北軍掌握在他個人支配之下，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

1930年，馮玉祥和閻錫山背叛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北京另外組建政府，與南京分庭抗禮。蔣介石費盡心機，說服張學良與他結盟，率東北軍入關助蔣作戰。在張學良的幫助下，蔣介石才得以在這場著名的「中原大戰」中擊敗馮、閻，鞏固了自己的統治。這是現代中國軍閥時代的最後一場大戰，也是最殘酷激烈的一次。這場戰爭的結果進一步削弱了軍閥勢力，馮玉祥的軍事力量被摧毀了，然而，他的同伙閻錫山和廣西、廣東地區的軍閥卻仍繼續期待著有朝一日他們能東山再起。可是，他們逐鹿中原的夢想和期待在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的槍炮聲中煙消雲散了。

東北「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出於長期的霸占東北的欲望而一手製造的。一看到張學良投入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陣營，日本人就開始宣稱，它在東北地區有著許多特殊的、不可否認的權益。後來，日本人又變本加厲地斷言，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所謂日本的「特殊權益」是建立在戰略和經濟兩大因素基礎上的。從戰略上看，東北對日本至關重要，它位於朝鮮和蘇聯之間，占據了這塊地區，向南可以直下中國的其他領土，向北可以橫掃蘇俄的遠東地區，它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構成了一塊理想的戰略基地。從經濟上來看，東北是一塊富饒的寶地，它擁有遼闊肥沃的平原，適於各種農作物生長的土壤，茂密的森林資源和豐富的煤、鐵等礦藏，這些都是為戰爭和征服而不可缺少的戰略物資。

日本人以其「特殊利益」為藉口，指責南京和奉天的聯合威脅了日本的國防。日本人從以往的條約中找不出能夠證明中國政府曾允許日本使用東北作為反蘇基地的任何條款，甚至是默許，竟無理地設想它有這種權利，並指責中國威脅了它。

日本人儼然像一個受害者，喋喋不休地抱怨中國違反了條約，並且大事宣傳因日本歸還租界地和南滿鐵路，而中國又拒絕給予日本人在南滿地區居住、旅行和租借土地的權利等做法，嚴重威脅了日本的安全。

在東北的目標既已確立，日本便策劃了一系列促進其實現的步驟。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在對待中國東北問題上的策略是不一致的。在1922年華盛頓會議和1927年4月北伐戰爭之間的這段時間裡，日本表面採取「善意」、「睦鄰」的「親善政策」。從1927年4月到1929年7月的田中內閣時期，日本採取了以準備對滿洲使用武力為基調的「實際政策」，這一「實際政策」的重點是必須把東北視為與中國其他地區不同的一個特殊地區，進而，它包括一個明確的宣告，即從中國腹地擴展到滿洲和蒙古的任何騷亂都是對日本特殊利益的威脅，日本將不得不做出相應的防禦措施。田中的這一政策還進一步明確表示，日本將著手保護整個滿洲的和平及秩序，這就是不同於前一階段只把日本的目標限制在那裡的利益的「親善政策」。

基於這種強硬政策，田中內閣便開始無限制地放手干涉中國東北的事務。田中內閣的計畫是和平地進占東北，進而擴展到整個中國。通過與張作霖合作，把日本人在東北的權利擴展到最後充分的程度。

1928年，當張作霖在北伐戰爭中敗給國民黨軍隊以後，田中建議他放棄華北，宣告保護東北獨立，把軍隊由關內撤回關外。這一建議起初引起張作霖的不滿和憤怒，但是後來它還是被採納了。然而，駐紮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即日益不滿田中內閣的合作政策，急欲使用武力占領全東北。一小撮關東軍軍官們在未經東京允許的情況下，密謀暗殺張作霖，1928年這個陰險的密謀變成了事實。

暗殺張作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新政權，以便把東北從南京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正式分離出去。這件事傳到東京，日本的天皇、首相和陸相一致同意應採取嚴厲的懲治性措施維持軍紀。然而，懲辦肇事者的決定受到參謀本部的強烈抵制，由於在這一問題上爭執不下，田中內閣被迫於1929年7月辭職。它的後繼者濱口內閣和若槻內閣重新奉行「親善政策」，直到1931年9月。

張作霖死後，其二十八歲的長子張學良繼承他的地位，成為東北的統治者。和他父親一樣，少帥也不得不在東西兩大強鄰的威脅下小心翼翼的求得生存，因而他也奉行反蘇和反日的政策。所不同的是，他比他父親走得更遠。1928年12月，他為了停止國內紛爭，實現國家的統一，確保東北主權的完整以及他個人的利益，毅然決定與南京政府聯合。為酬謝他的支持，南京委任他為中國武裝力量副總司令，並繼續把持東北三省及熱河省的軍政大權。通過這次合併，中國本土和東北之間的政治和經濟聯繫得到進一步加強，南京政府在東北的經濟開發，商業貿易和財政金融事務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其影響大大超過了日本。張學良元帥為了東北和中國本土的振興，真誠地希望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作。當日本人發現他們已不能靠政治手段控制張學良時，便決定占領東北、搞垮少帥。然而，少帥張學良是一位錚錚鐵骨的熱血男兒，他不甘心把命運交給日本人擺布，為了收復淪陷的東北故園，拯救垂危的中華民族。同時，也為了挽救自己的前程，他與命運進行了頑強的抗爭，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偉劇。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把這齣以張學良政治生涯為主題的歷史偉劇推向最高潮。此後，他便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也可能是永遠地消失了。

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是短暫的，但也是輝煌的，他對中國現代史產生的深遠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共產黨憑藉因他而產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機絕處逢生，東山再起，終於實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所以周恩來曾將少帥譽為「千古功臣」，而國民黨卻因此而吃了大虧，斬草未盡，釀成大禍，最終斷送了自己在大陸上的基業，故台灣有人稱少帥為「黨國千古罪人」。究竟為功為過，作者力圖秉筆直書，千秋是非功過，留待讀者品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