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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兩岸關係

【類別最新出版】
24小時解放臺灣?──中共攻臺的N種可能與想定
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上冊)【睽違十四年,史景遷新修三版】
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中冊)【睽違十四年,史景遷新修三版】
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下冊)【睽違十四年,史景遷新修三版】
「追尋現代中國」套書【睽違十四年,史景遷新修三版】


肺腑之言──我的臺灣情與中國心,邱進益回憶錄(BCN0258)

類別: 兩岸關係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邱進益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6月15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24頁
ISBN:978957137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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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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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我是第一位擔任總統府發言人職務的人,前無古人。

記得是一九九○年三月間的某日,李總統突然召見我,要我做他的發言人。我向總統報告說,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裡,並無發言人辦公室的編制,若要成立,只能是任務編組的臨時機構,如此,由祕書長下命令辦理即可。但如要我做發言人,我有兩個請求:第一,凡是府內舉行的重要會議我都得參加;我可以不對外透露,但請讓我知情。第二,因為擔任發言人,隨時會遇到緊急狀況,因此請准我隨時來敲門,向總統報告並請求指示如何回應。總統同意我的建議,我隨後就上了簽呈,祕書長也很快就同意了(後來總統府修改了組織法,成立公共事務辦公室,始有法源依據)。

成立發言人辦公室需要有人力支援。於是我先後以公文調來了中央社記者丁遠超(現在是連戰辦公室主任)、新聞局的葛保羅與陳錦治,外交部的游天德、溫治國、張功漢,以及過去我在新聞文化司司長任內的祕書呂國霞、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的陳振盛等人。同時請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焦仁和、第一局(政務局)副局長郭岱君和後來新任第一局副局長的胡志強出任新聞祕書。由我與三位新聞祕書,輪流主持新聞記者招待會。

記得在經國先生過世、李總統接任後,曾在總統府召開過一次記者會,由沈昌煥祕書長主持。當李總統當選第八任總統就職以後,即在總統府內召開中外記者會,盛況空前,乃是由我主持。由於總統府管制森嚴,不能隨意進出,故我在一九九○年四月七日舉行的第一次總統府記者招待會,地點是向臺灣銀行商借他們總行的二樓會客室。因為這是個嶄新的試驗,讓新聞界十分驚豔,效果相當不錯,焦仁和與郭岱君還被媒體稱為金童玉女。

其後我做為總統府的發言人,亦時常陪同總統各地視察、勞軍等各項活動。李總統又常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鐵路之旅就去花東,亦時常下鄉去探訪工廠、魚塭、農作等等,幾乎走遍了全臺灣。因為他是省籍出身的總統,一些地方大老都相當歡迎他,他也藉此機會拉攏他們。總統下鄉時通常有媒體記者隨行,但他們不能直接採訪總統,都是透過我來說明總統各種行程和活動的緣由、印象、結果等等。這些活動我幾乎全程陪同並發言,因為實在太忙,所以我的身體狀況也出現一些警訊。

擔任總統府發言人任內,也讓我把在新聞文化司與新聞界聯繫的經驗都運用在其中,因此和媒體之間相處得還不錯。並且,由於是總統府的發言人,所以必須要和新聞界高層有所聯繫,包括他們的發行人、社長、臺長、總編輯、總經理等,時常要進行一些應酬交際,打理好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一件滿吃力的工作。同時,發言人辦公室還要掌管總統每次接見外賓的紀錄,以及會見後的發言工作。此外,李總統又自詡是一位文化的總統,所以我們也籌辦總統府音樂會。我請郭岱君負責音樂會的籌辦工作,由她決定主題和參與表演的音樂人,以及要安排哪些節目。這些都相當耗費時間,郭副局長也做得相當好。我記得第一次的總統府音樂會,找了胡乃元、林昭亮等小提琴家來演奏,音樂會地點是在總統府大禮堂,大約可容納二百人。這樣的音樂會前後至少辦了有七、八場之多,而每一場主題都不一樣,使總統府氣氛為之一變,社會各界對此評論極佳。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在辜汪會談的過程中,由於我方談判的策略得當,幾乎所有細節都是由我來主導,對方予以配合。細節之所以重要,因為很多不是問題的問題,在臺灣看來都是問題。譬如雙方代表下榻酒店問題,已如前述。另外,新加坡政府好意邀請,希望雙方代表抵達的當天,能做東道主宴請雙方,以盡地主之誼;我對新加坡表示,好意只能心領。因為光是宴會時誰先代表致答謝詞,就是問題,更不用提辜汪兩人誰坐第一主位了。諸如此類的細微之處,我必須處處用心,需要顧慮一般國際談判時不會顧到的部分,因為絕對不能讓臺灣有被矮化的感受。西方人很實際,不似東方人那麼在意面子問題,尤其是中國人。尊卑上下的觀念,經過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傳承,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非常重要。

從兩岸談判中也可看出來,雙方的決策、執行過程很不相同。大陸方面,從授權到人事安排都是一條鞭式的,不會有相異的想法。而我們則是幾路人馬,海基會是海基會,陸委會又是陸委會,可說是多頭馬車,且又具有歇斯底里的恐懼症,在心態上就不太平衡。大陸方面對談判代表幾乎是充分授權;反觀我們則處處受限,陸委會還在立法院全部公布談判的底線,這在全世界談判歷史與經驗中幾乎未曾見過。雖然陸委會必須應付立法院中之民進黨,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談判底線必須保持祕密,也不能公開談判過程。陸委會的此種作為非常不可思議。

而我與陸委會的另一個認知上的差異,是海基會成立的宗旨與性質。依照海基會的章程,政府的捐助款約占二分之一左右,其他則為民間捐款。所以我認為基本上海基會是民間單位,只是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某些特別事務。在政府委託的事務範圍內,當然應該受政府的指揮與監督,但海基會本身仍然是個半獨立運作的組織。然而,陸委會卻欲將海基會納為下屬的行政體系,這是不合理的。黃昆輝即明言,如要解決這些決策上的糾葛,就應將海基會納入陸委會之下。此外,就個人關係來看,黃昆輝對於我出任海基會祕書長,本來就心生不滿,因為他本想安排葉金鳳出任祕書長,結果卻被辜振甫擋駕;再加上我是總統府副祕書長下放海基會,他對我很有意見。黃心胸不夠寬大,缺乏做為一個政務官應該有的氣度與擔當,我實在也看不出他主掌陸委會期間,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之後,黃還是透過監督條例,充分掌控了海基會。

其實,有關海基會定位的爭議,對當時的兩岸談判確實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我與唐樹備磋商臺商的相關問題時,唐也承認臺商確實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處理,問我可否安排兩週時間來大陸訪問;海基海協雙方共同帶領一個混合小組,實際去臺商投資地訪查。若臺商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大陸方面,就由大陸方面設法處理;若問題根源於臺灣方面,則由我帶回處理。唐的提議,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可謂是釋出了相當的善意,也提出了實際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