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腑之言──我的臺灣情與中國心，邱進益回憶錄(BCN0258)

類別： 兩岸關係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邱進益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6月15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24頁
ISBN：9789571374277

【內文摘錄｜楔子】

▼  內文摘錄

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我是第一位擔任總統府發言人職務的人，前無古人。

記得是一九九○年三月間的某日，李總統突然召見我，要我做他的發言人。我向總統報告說，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裡，並無發言人辦公室的編制，若要成立，只能是任務編組的臨時機構，如此，由祕書長下命令辦理即可。但如要我做發言人，我有兩個請求：第一，凡是府內舉行的重要會議我都得參加；我可以不對外透露，但請讓我知情。第二，因為擔任發言人，隨時會遇到緊急狀況，因此請准我隨時來敲門，向總統報告並請求指示如何回應。總統同意我的建議，我隨後就上了簽呈，祕書長也很快就同意了（後來總統府修改了組織法，成立公共事務辦公室，始有法源依據）。

成立發言人辦公室需要有人力支援。於是我先後以公文調來了中央社記者丁遠超（現在是連戰辦公室主任）、新聞局的葛保羅與陳錦治，外交部的游天德、溫治國、張功漢，以及過去我在新聞文化司司長任內的祕書呂國霞、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的陳振盛等人。同時請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焦仁和、第一局（政務局）副局長郭岱君和後來新任第一局副局長的胡志強出任新聞祕書。由我與三位新聞祕書，輪流主持新聞記者招待會。

記得在經國先生過世、李總統接任後，曾在總統府召開過一次記者會，由沈昌煥祕書長主持。當李總統當選第八任總統就職以後，即在總統府內召開中外記者會，盛況空前，乃是由我主持。由於總統府管制森嚴，不能隨意進出，故我在一九九○年四月七日舉行的第一次總統府記者招待會，地點是向臺灣銀行商借他們總行的二樓會客室。因為這是個嶄新的試驗，讓新聞界十分驚豔，效果相當不錯，焦仁和與郭岱君還被媒體稱為金童玉女。

其後我做為總統府的發言人，亦時常陪同總統各地視察、勞軍等各項活動。李總統又常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鐵路之旅就去花東，亦時常下鄉去探訪工廠、魚塭、農作等等，幾乎走遍了全臺灣。因為他是省籍出身的總統，一些地方大老都相當歡迎他，他也藉此機會拉攏他們。總統下鄉時通常有媒體記者隨行，但他們不能直接採訪總統，都是透過我來說明總統各種行程和活動的緣由、印象、結果等等。這些活動我幾乎全程陪同並發言，因為實在太忙，所以我的身體狀況也出現一些警訊。

擔任總統府發言人任內，也讓我把在新聞文化司與新聞界聯繫的經驗都運用在其中，因此和媒體之間相處得還不錯。並且，由於是總統府的發言人，所以必須要和新聞界高層有所聯繫，包括他們的發行人、社長、臺長、總編輯、總經理等，時常要進行一些應酬交際，打理好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一件滿吃力的工作。同時，發言人辦公室還要掌管總統每次接見外賓的紀錄，以及會見後的發言工作。此外，李總統又自詡是一位文化的總統，所以我們也籌辦總統府音樂會。我請郭岱君負責音樂會的籌辦工作，由她決定主題和參與表演的音樂人，以及要安排哪些節目。這些都相當耗費時間，郭副局長也做得相當好。我記得第一次的總統府音樂會，找了胡乃元、林昭亮等小提琴家來演奏，音樂會地點是在總統府大禮堂，大約可容納二百人。這樣的音樂會前後至少辦了有七、八場之多，而每一場主題都不一樣，使總統府氣氛為之一變，社會各界對此評論極佳。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在辜汪會談的過程中，由於我方談判的策略得當，幾乎所有細節都是由我來主導，對方予以配合。細節之所以重要，因為很多不是問題的問題，在臺灣看來都是問題。譬如雙方代表下榻酒店問題，已如前述。另外，新加坡政府好意邀請，希望雙方代表抵達的當天，能做東道主宴請雙方，以盡地主之誼；我對新加坡表示，好意只能心領。因為光是宴會時誰先代表致答謝詞，就是問題，更不用提辜汪兩人誰坐第一主位了。諸如此類的細微之處，我必須處處用心，需要顧慮一般國際談判時不會顧到的部分，因為絕對不能讓臺灣有被矮化的感受。西方人很實際，不似東方人那麼在意面子問題，尤其是中國人。尊卑上下的觀念，經過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傳承，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非常重要。

從兩岸談判中也可看出來，雙方的決策、執行過程很不相同。大陸方面，從授權到人事安排都是一條鞭式的，不會有相異的想法。而我們則是幾路人馬，海基會是海基會，陸委會又是陸委會，可說是多頭馬車，且又具有歇斯底里的恐懼症，在心態上就不太平衡。大陸方面對談判代表幾乎是充分授權；反觀我們則處處受限，陸委會還在立法院全部公布談判的底線，這在全世界談判歷史與經驗中幾乎未曾見過。雖然陸委會必須應付立法院中之民進黨，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談判底線必須保持祕密，也不能公開談判過程。陸委會的此種作為非常不可思議。

而我與陸委會的另一個認知上的差異，是海基會成立的宗旨與性質。依照海基會的章程，政府的捐助款約占二分之一左右，其他則為民間捐款。所以我認為基本上海基會是民間單位，只是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某些特別事務。在政府委託的事務範圍內，當然應該受政府的指揮與監督，但海基會本身仍然是個半獨立運作的組織。然而，陸委會卻欲將海基會納為下屬的行政體系，這是不合理的。黃昆輝即明言，如要解決這些決策上的糾葛，就應將海基會納入陸委會之下。此外，就個人關係來看，黃昆輝對於我出任海基會祕書長，本來就心生不滿，因為他本想安排葉金鳳出任祕書長，結果卻被辜振甫擋駕；再加上我是總統府副祕書長下放海基會，他對我很有意見。黃心胸不夠寬大，缺乏做為一個政務官應該有的氣度與擔當，我實在也看不出他主掌陸委會期間，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之後，黃還是透過監督條例，充分掌控了海基會。

其實，有關海基會定位的爭議，對當時的兩岸談判確實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我與唐樹備磋商臺商的相關問題時，唐也承認臺商確實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處理，問我可否安排兩週時間來大陸訪問；海基海協雙方共同帶領一個混合小組，實際去臺商投資地訪查。若臺商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大陸方面，就由大陸方面設法處理；若問題根源於臺灣方面，則由我帶回處理。唐的提議，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可謂是釋出了相當的善意，也提出了實際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