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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前言
兩岸關係與一中議題一直都是台灣最具情緒感染力的政治話題。人們討論此等議題卻經常以身分（identity）的想像為基底。可以說，台灣所有農、林、漁、牧、民生、經濟、環境、防疫等等之類的政策討論，無非都只是「管理眾人之事」的「前景」（foreground）。有關身分認同的情緒（sentiment）才是當前國家所有政治敘事潛伏在後的最重要背景（background）。也就是說，國人對自己民族身分的認知與想像，是台灣一切政治爭論的起點（starting point）。多數國人從小在台灣長大，百年前之先祖也世居台灣。因此，國人多以台灣這片土地為母親，以台灣人的各種成就為榮耀。法蘭西斯‧福山指出，身分認同的情懷／情緒是人性自然的反映；它甚至與人類的神經傳導功能有關（見Fukuyama, 2018）。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後近五個月內，台灣人民以一連串大小戰役反抗日本接收統治，史稱「乙未戰爭」。全台底定後，日本隨即在台灣推行國民教育和日語教育，用以增強台灣人的日本人認同。1949年中華民國撤退來台後，國民政府推行國語教育的目的也一樣在強化台灣人的中國人認同。
今天，中華民國台灣的學校教育貫徹「以台灣為主體」的方法來認識世界。做為一種身為台灣人的觀念和態度，「以台灣為主體」是貫穿這個國家所有政治事物底層的趨力。有關國家機器中的主權、民族、文化、歷史等意義表述都充分揭示「以台灣為主體」的認識論／知識論（epistemology）。因此，雖然無人列舉所謂「台灣價值」的實質項目，台灣價值卻被多數台灣人民清楚感知、理解、傳播，以及信仰。
228事件與美麗島事件的承先啟後
1947年2月底台灣發生「228事件」。事件的表面原因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階級衝突，根本原因則涉及當時「本省人」與大陸「外省人」之間的民族矛盾。1979年12月的「美麗島事件」之後，「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迥異身分認同再被部份國人有意識地在生活態度上以及心理認知中表現出來。可以說，美麗島事件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就是把台灣人自228事件以來潛藏的台灣民族身分召喚出來、擴散出去。直到今天，「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稱身分政治、認同政治）都是台灣所有政治事物的原點。1979年初始，「美麗島雜誌社」所領導的社會力量將歷年反抗統治階級的動能推向了高峰。1980年代以後，各種「黨外雜誌」陸續在人行道騎樓下的書報攤與「黨國意識形態」進行針鋒相對的思想鬥爭。當時的黨國威權體制也以軍警、情治、《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等具有鎮壓性質的國家機器，展開對「黨外」、台獨，以及中共等「三合一敵人」的打擊。1980年代「黨外雜誌」的普及加快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然而，台灣民主運動的實踐過程卻連帶促使台灣人揮別中華民族的舊身分認同，迎向台灣民族的嶄新歷程。可以說，台灣民主思想的外溢效果（externality），就是替國人開闢了一條台灣新興民族認同的道路。1979年《美麗島雜誌》創刊號第二頁的發刊詞曾提及：「讓民主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貢獻」。在表面意義上，這句話似乎認同本省人與外省人同屬中華民族身分；就深層意義而言，這句話語更像是部份台灣人民從此向中華民族身分的正式告別。自從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後，「中華民國」與「台灣」兩者分化的國族認同益發明顯。環顧國際局勢，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中華民國的全部。1979年是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的一年，也是「台灣統治當局」（Taiwan governing authority，或稱「台灣治理當局」）在《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中誕生的一年。中華民國「依法」降格為一個只是「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的台灣；國家從此失去自己大中國想像的依靠。雖然中華民國仍受美國保護、不必單獨面對世界，但她開始必須以抽象的方式和世界交往。語言這種抽象符號經常傳達「說不準」與「測不準」的境界。在與國際交往的過程中，有關中華民國主權的說法開始進入符號的象徵意義。從1979年以後，「台灣統治當局」的有關主權問題也跟在中華民國主權之後，進入了一種空虛的、徬徨的，有如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精神分析理論所說的「象徵界」（the symbolic）狀態。蔣經國總統面對1979年「中美斷交」的震撼，採取的對策是發布「緊急命令」取消當年的民主選舉。這就使得台灣在1979年底爆發讓台灣民族認同差異白熱化的美麗島事件。美麗島事件的民主運動同時帶給國人有關民族、文化以及歷史等觀念的分化認同。這個國家人民的共同體記憶從此割袍斷義。從1980年代「黨外雜誌」蓬勃發展以來，台灣價值即持續與中華民國價值進行思想論爭。直到今天，「台灣派」與「中華民國派」這兩個因應政治需要而被製造出來的新生事物，就一直表現為台灣政黨政治中最核心的兩個主體。
目前，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差異屬性強碰一起，成為「中華民國台灣」這個組合型名稱。然而，因為並列呈現的關係，大中國性質與台灣性質兩者之區隔互斥反而愈加明顯。站在當前台灣主流價值的高度觀察，具有大中國性質的原中華民國符號在台灣正處於一種非主流的底層地位。然而，這些符號卻又以其法理基礎而在「台灣地區」殘餘存在。從台灣派的立場而言，過去的「黨國思想遺緒」隨時都有可能利用台灣民主而復辟。對「中華民國派」而言，當代「崛起中國」的變因使得本來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歷史等中華民國的原生事物隨時都處在「舔中」標籤的承受地位。「中華民國派」的思想價值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該如何自處，遂成為「中華民國人」在意識形態階級鬥爭中的「存在」命題。
認同政治無所不在
如果中華民國與台灣可以共生，或相互寄生，那麼屬於兩者價值或兩者義理的差異尚可以不必鬥爭。在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中，中華民國與台灣兩者甚至還注定「同島一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一中各表，也反對一邊一國。無可諱言，她既要完全繼承中華民國，也要遏制台灣獨立。在這層意義上，中華民國與台灣彼此「同是天涯淪落人」。可以說，在兩岸關係中，捍衛中華民國與守護台灣兩者是同一件事。然而，目前在中華民國治權領域，「捍衛中華民國」與「台灣邁向正常國家」兩者之性質卻又是彼此互斥的相反概念。人們普遍察覺，國人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所表現出來的言論自由，在在把中華民國與台灣兩者視為兩種對立符號。國家機器也往往表現為只「裝載」（install）其中一種價值知識、摒棄另一種價值知識。從美麗島事件以來，有關主權、民族、文化、歷史等認知差異預示了台灣政治持續走向衝突的軌跡。這種價值差異清楚銘刻當前國家所有政治的話語方向。例如，國人將「我群」（we group; self）價值道德化，並汙名化「他者」（out group; the other）理念的情形非常普遍。在所有的檯面政治之下，國人的身分認同分歧早就匯積成一股隨時蓄勢待發的熔岩。因此，釐清有關「身分認同政治」的概念是認識台灣政治的第一步。國人的身分認同議題並不是一個可以用「主流價值」就得以規範的事情。例如，做為一個「複數的群體」，中華民國國民／台灣人民被定義為屬於中華民族或屬於南島後裔，都帶有壓迫性質。這是因為每一個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對某些人而言，1945年8月15日中華民國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的受降儀式所傳達的意義是「中華民國光復台灣」；對當代強勢的多元史觀而言，這個儀式在當時只是中、日雙方表達「終戰」的訊息。在某些人眼中，台灣大學的歷史遺緒來自日本帝國大學系列，但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台灣大學的歷史遺緒是來自蔡元培、傅斯年等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北大精神。人們從本來就應該存在的歷史真實中，找不到所謂認同「問題」（problem）的真實答案。也就是說，雖然「主體」在進行意識形態論爭時都會使用「話語」（discourse）做為工具，但人們在認同政治的話語中卻找不到真實答案的途徑。人們只會發現，認同政治的話語始終存在一種永遠不變的意識形態結構。這裡先提出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 1918-1990）「意識形態超越歷史、超越真實」的主張。阿圖塞的意識形態理論指出，意識形態以一種永遠不變的形式無時不在、無所不在（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與第三節的解說）。這種結構正以一種無止盡的階級鬥爭形式，出現在中華民國台灣現階段的身分認同政治當中。不僅在個人言論自由的層次如此，台灣特殊的意識形態結構也上升成為國家機器定義對與錯的標準。例如，國家制訂法律、書寫教科書、書寫文化記憶資料庫、書寫轉型正義資料庫等等都表現為意識形態的產物。可以說，台灣的身分認同政治，反映的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無所不在的永恆性。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通常被人們當成「常識」來看待。統治階級把某種價值定性為常識、標榜為典範的過程，即是一種形塑知識主導權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過程。從西方左派觀點，知識主導權的形塑、鞏固以及貫徹，本質上必須經過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有人用「藍綠惡鬥」一詞簡單概括這種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現象。其實，以阿圖塞、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以及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等人的政治哲學觀點為分析框架，人們將更能一窺當前中華民國台灣身分認同政治背後有關權力、知識等方面的控制問題。
評述方法與目的
在中華民國解嚴前的1980年代中期，台灣知識界已經將有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文化霸權」、「權力關係」等概念引進國內。在台灣從事政治運動的人一般對阿圖塞、葛蘭西，以及傅柯等人的理論模型並不陌生。對於這些思想家們的論述，過去身為「學運世代」的台灣政治工作者應該也相當熟悉。
總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概念過去都曾出現在台灣人民爭取民主的政治語彙當中。阿圖塞與葛蘭西等人的政治哲學更曾被拿來做為解構威權體制的鬥爭工具。今天，對於理解當代認同政治而言，這些思想家們的詮釋方法尤其顯現出新義。本書第一章將系統性解析這些相關理論的重要觀念，以做為理解「什麼是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本來，文化研究者多以大眾文化中通俗與流行的現象及文本（text）做為研究對象。大概從1960年代開始，傳媒中所登載的內容及其表現形式陸續成為文化研究領域的分析「文本」。一直以來，台灣新聞媒體就不吝於表達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當前台灣主流新聞媒體甚至普遍操作認同政治。
因此，本書主要從台灣媒體所持續「再現」（represent）的各種意識形態話語中，以五章二十節的標題名稱，歸納當前台灣身分認同政治所呈現的種種重要議題。作者將解析其中意識形態話語所內含的知識脈絡。這個目的是希望探索並釐清中華民國台灣當前意識形態對立論爭背後的深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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