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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第三節
摘錄自 序章：中國必將發生政變 第三節 中國的政變不可避免
中國表面的盛世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中共領導集團正坐在民眾憤怒的火山口上而渾然不覺，搞些「和諧社會」和「維穩」之類的口號和機構來粉飾和壯膽。
試問哪有一個年年有十萬起或十餘萬起的群體事件發生而可以稱為和諧社會的國家呢？ 試問花了比軍費還要多的維穩費的政府，算是一個人民擁護的穩定的政府嗎？！
中國的「平安奧運」和「平安世博」，拆穿了是一個準軍管運作模式，是用錢燒，用人海戰術搞定的，不足為訓的。中國的社會危機叢生，除上述五個方面外，還有環境汙染、食品安全、醫療保障等，都是影響到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但是，中共強人鄧小平晚年最擔心社會的是兩極分化和財富分配不公而引起天下大亂。
一九九○年七月，鄧小平在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場館時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
一九九三年九月，鄧小平再次強調：「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他特別強調，中國如果發生動亂，不但對中國的發展極其不利，而且也會造成世界性的災難。他曾經在同外賓談話中誠懇地指出，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動亂，那將是個什麼局面？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就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問題。那時還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現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一打內戰就各霸一方，生產衰落，交通中斷，難民不是百萬、千萬而是成億地往外跑，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
鄧小平沒有選好接班人。他選的江澤民、胡錦濤第三代、第四代接班人，非但沒有去注意分配公平、抑制權貴，走社會共同富裕的道路。相反，還不斷擴大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培養了五百豪門與數百萬權貴資產階級，是世界上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義大利統計學者吉尼的吉尼系數理論，二○一○年中國社科院的發表是：中國貧富差距已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二八上升到○．四五八至○．五之間，已臨近○．五的危險境界。根據歷史紀錄，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時為○．六二，清太平天國造反時為○．五八，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垮台時為○．五三，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離全國動亂已為時不遠了，是到了鄧小平擔心和預言的全面內戰爆發的前夜。倘如這種局面一旦出現，中共的七大軍區和地方諸侯勢力合流，那就是戰國七雄再現。
另一種可能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那樣新版天安門事件再現。中國人民再次走上街頭，像吉爾吉斯、突尼斯、埃及那樣，在軍隊的支持下，推翻腐敗的舊政府，制訂新憲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締造一個嶄新的民主政權。
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中共總政治部一位現役少將說：看到吉爾吉斯發生騷亂，軍隊一夜之間反目，我很有感觸，如果中國發生反對派騷亂，軍隊真會站在當今當權者一邊嗎？二十年前六四屠殺之前，幾乎每一個進城的軍隊的軍官都發生了異心，當時鄧小平就發現，那些軍長師長都不是高幹子弟，那可是他在俞正聲弟弟叛逃美國後做出的決定（不再信任高高子弟），後來他就在江澤民當政的時候告誡，還是要培養自己的人，至少在軍隊裡要使用自己的孩子更放心。
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中國現在發生騷亂，那些「將軍們」也許會下令屠殺，但他們得記住，軍隊的靈魂，始終是窮苦的人民和有抱負的人，當他們有錢和子彈的時候，他們不一定會聽你的。我們被這個腐敗的體制壓制得受不了，也受夠了。等到有那麼一天，只要有人振臂一呼，我們一定不會讓他們失望。
當然，最佳的選擇，最好方式就是如劉亞洲將軍在西部論中所說的，由中共高層決策集團導演一齣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的大戲，那是真正功載千秋的大舉，也是中國能真正走向文明超級大國的不二之路。
中國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一場政治劇變在今後十年內必將發生，而且一定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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