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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東安街六○六號）
於是東安街的參謀團聚商，亞瑟主張諾門應向露易絲追回訂婚戒指。只有我是忠厚長者，始終以中國傳統成人之美自命。我說：
「你不是三兩天前自己還在街上找人約會嗎？」
諾門回說：「那不同。一個女孩子已經訂婚，手上戴訂婚戒指，就不當隨便與男人來往！」
我雖同意他所說，看到他一夜未眠，容顏頹喪，與平日笑臉常開、樂觀自信的諾門判若兩人，不免為他難過，乃主張他打長途電話將這旨意據實的告訴露易絲，並且對自己的行動也加檢點。（這時電話費卻很高昂，長途電話動輒三元。）至於悔棄婚約，我指斥他為「可笑的孩子氣」（ridiculously childish）。
在諾門尚未去電時已接到露易絲的來電。他們初尚爭執，中間一段兩人欲言不語，又像僵持。根據他以後向我的報告，兩人電話上的磋商如是結果：
露：「你要拿回你的戒指嗎？（Do you want your ring back？）」
諾：「我不知道。（I don"t know.）」
諾門的好處乃在他引用我為心腹時言無不盡的將當中情節盡量披陳，有了這些資料我判斷他們必定重歸於好。露易絲既未主動的提議將訂婚戒指退回，諾門也未積極的接受，可見得小兩口吵嘴，彼此不願當場道歉認錯，下不了台。果然一星期後露易絲的包裹到，她已替未婚夫織了一件毛背心。再一周為春假，諾門回麻省度假，臨行時他已大致恢復常態了。
他們間的關係自此急轉直下。這次團聚之後，他們決定夏間提早結婚。我失去了同房夥伴，還有約翰．布朗禁不起東安街六○六號的噪音，也決定遷出，我承繼了他的單人房間，從每星期付費六元五角的房租驟升至每周八元。但是仍有菲史夫人來房每星期二換床單枕套，用舊剃頭刀片刮洗地板上的污點及橡皮糖痕跡。秋間新婚的戈雷夫婦來安亞堡，露易絲在大學醫院找到工作，密大妻子支持年輕丈夫念博士班的集團中又多了一人。新戈雷太太感念我在春間支持她，邀我至他們的狹小的公寓房間裡延為上賓，我有機會在諾門新婚妻子面前叫他為「可笑的孩子氣」。亞瑟妄自建議退婚被露易絲打入冷宮，從此諾門奉有閫令，不得與斯人來往。
他們從此「快樂的生活」，不過這一切都是後話，此間不過提前涉及。當諾門春假後隻身回密大時，他仍遇上了一段新危機：他家裡緊急電話通知：家鄉徵兵的指派小組（Draft Board）已將他編為A-1，隨時有奉調入伍的可能。這還是1953年春夏之交，韓戰正酣，板門店開和平談判還是幾個月之後的事。
諾門一面找密大證明他所做的生物化學試驗有關公眾利益不能中輟（據我所知這是真的），私自卻和我說，他根本就反對韓戰。
「你只能說良心上反戰（conscientious objector），」我據在參謀大學所學解釋，「他們仍可征調你入伍。或者派你做擔架兵。」
「No Sir, not me!」諾門又帶反抗式的聲調說。他並且把左邊肩脅抬高、右邊肩脅抑低的表示一定要他入伍他將用這種姿態應付。
「諾門，」我還在說，「你不像一般文字裡敘述的急公好義之美國人。」「Sisgungpa - Rah, rah, rah!」他帶譏諷的駁斥我所說的急公好義。
結果密大生物化學系的文件見效，博士候選人戈雷的指派序次降低，因之沒有被征調，他才能與露易絲快樂的活下去。可是他帶著反抗的姿態不說，諾門到底是一個誠實的青年人，事後他還是承認我所說非虛：美國在1953年已沒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幹勁」。在這五十年代好萊塢出產的電影，已經顯示民間對國際戰事不再熱烈支持，甚至質問指派小組的編派是否公平。
這樣結束了我們在東安街六○六號的第一年。入秋以後學聲樂的彼德也沒有在此住宿。亞瑟原打算繼續攻讀博士班。開課之後他接到國務院的通知，他申請參與在國外經理美援的工作已獲通過，於是棄學從政，不日受訓後走馬上任駐節雅典。至此菲史房東又大貼廣告，招募了四位新房客。因為不同的原因我和他們的交接較稀，住室內外沒有以前的熱鬧。大衛和我則同為華裔也是資深住客，更因著同在衛理公會教堂合作社用餐，仍是朝夕過從，直到1954年夏天，我們都從密大畢業，取得學士學位而止。
以後看來才知道這不過是我以為我們已同時在密大畢業。
因為彼此沒有家屬來臨，我們都沒有去租袍服參加畢業典禮。我只在事後付費之後憑學生證赴註冊處取得文憑。想像之中林也以同樣辦法取得他的文憑。
一年之後才從房東菲史夫人獲知：大衛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並未畢業。至1955年他的衣服書籍留在室內，本人卻不知去向。以後又有他新加坡的家屬和密大以及津貼他上學的教會多方查訪，始終杳無音訊。他手頭無錢，也不能找到工作，何以能去得無蹤無影，甚可置疑。可是一星期、十天、半月、一月，和半年迅速的過去，大衛．林就漸漸被人淡忘了。至此我自己也走到了生活上的危機和分歧點。我一面半工半讀，一面也在黃昏與晚間帶著女友去休龍河畔停車。自始我和女伴都知道我們兩人匹配得並不適當，可是又捨不得分手。如是拖上兩三年，最後還是訣離。我雖然至此尚未結婚，已深知離婚滋味。最近一位浪漫女郎在《紐約客》所寫短篇自傳，也說到她和男友分手時，其震撼有如好幾個「深水炸彈」（depth charges）。我相信她所說非虛。
以後我搬到底特律做繪圖員，與安亞堡的同學疏遠，更將大衛．林擺在記憶之後了。
一天早晨看到《底特律自由報》之第二頁，上面有大衛．林的大幅照片。標題是「隱士被發現」（Recluse Found）。這段新聞，讀來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安亞堡衛理公會的學生合作社佔著教堂之一翼，除了廚房餐廳之外，也有游藝室、洗手間，側面尚有一套房間，為一位監督員夫婦的宿舍。1959年，他們不時在夜裡聽到屋頂上有聲響，他們疑有竊賊。只是既響又止，內外又無物件遺失，也就任之。直到午夜響聲仍未停止，他們才報警設伏。有一晚午夜警察在餐室見有黑影接近儲食物之冰箱，乃抽出手鎗，吆喝：「站住！」此人束手就擒，訊問之下才知道他是失蹤已四年的大衛．林。
原來他在考試落榜不得畢業時將他的照相機、護照與身分證投沉在休龍河裡，他只因無面見江東，不願向給他獎學金的團體道及，又無其他出處，可能想到自殺，又無力下手。合作社的屋頂，在天花板上留有可能爬行的間隙，可由複壁推開進入。他起先爬進去藏匿在內，還在思量出路。可是身在異域，無錢無援，又不願求乞他人，就只有永遠的待下去了。
從此他晝伏夜行，以合作社冰箱內的剩餘食物充飢，四年之內只有一次在假期冰箱之內空空如也時才挨餓三天。大小便也要挨到午夜之後才能偷往洗手間解決。他隨身尚帶有小剪刀一把，所以被拿獲時鬚髮尚為齊整。他也零星看到合作社的學生所遺下的報刊，對外界的新聞並未全部隔閡。他被截獲之後經過醫療所檢驗，只因用牙籤代牙刷，牙齒上有三處洞孔之外，視力衰退，須佩眼鏡，此外身體健全。而尤其令人驚訝的：他出面之後知道母親已在他藏隱的四年之內去世曾表示悲慟，除此之外毫無心理變態之痕跡。應對如常人。
他初出來時美國人士把他當作英雄看待，沒有人告他行竊犯規，密大允許他改習商業，以避免他所修習的工程課目，移民局也原諒他的無簽證逗留美國，有一位財主有意讓他承繼為子，（他沒有與此人接頭，後來就被遺忘了。）他的事蹟經全國報紙刊載，視作奇聞。
我在一個月之後去安亞堡看他，他和我說起。美國準備送太空人乘坐人造衛星恐怕禁不起環境之隔絕而起心理變態，應當先派他去，因為他已經過考驗。還有《生活》周刊請他寫一篇回憶，記載他藏匿天花板內四年的經驗，這篇文字如期刊出。我又告訴他我曾嘗試多少次，想用自己的by-line在暢銷的刊物出版，始終沒有成功，而他則有《生活》的登門請教。可是另一方面想到我們在合作社的餐廳裡吃喝嬉笑，又經過寒來暑往，密大的同學好幾人已掙得博士學位，當初新來一年級學生現已畢業，艾森豪將軍經過心臟病後又兩任總統，大衛．林卻始終躲在複壁之內，花去了一生大好時光之一部又不禁為他可惜。報載他初曝光時曾問截獲他的警察：「現在是甚麼時候？」
警察回說：「甚麼時候？與你有何關係？」
大衛．林後來又在安亞堡待到1964年才得到碩士學位回新加坡，我一直到伊利諾州又遷紐約才和他失去聯絡。
事後想來，我雖沒有和林一樣的藏匿，然在東安街六○六號做房客的期間任光陰縱逸，一待就是五年。縱然與年輕的朋友為鄰，可算把少年時代拖長，可是一事無成，女友不能全始終，學士學位無用武之地，再想做研究生，前途渺茫，自己年近不惑，想來不免心慌。
另一方面我離開安亞堡後更是無所歸屬。我對任何人也不負責。既非中共派來間諜，也非蔣家幫派。這時候已享到人世間最大的自由。我仍註冊為密大研究生，卻不聚精會神的攻讀《資治通鑑》，只花費大好時光看小說與劇本。又在底特律河上的倍爾島無師自通的學會溜冰（其實仍受近旁小孩子指點）。周末愛看賽馬，好幾次將一周的工資輸光，於是的放蕩逍遙，西方人稱為abandon，全與他人無涉。
不過既要自由則須付出自由之代價。這幾年內我經常回歸斗室，無人對談，耳內嗡嗡有聲。安亞堡的警察對林說的，「甚麼時候？與你有何關係？」無疑的，也適用於此期間的我。
又待事後想來：才領悟到在此機緣中，我也藉此瞭解美國社會演化之真諦。我們一般的觀感：美國原來是一個組織嚴密幹勁十足的國家。只因越南戰事持久而失利，年輕人反抗兵役，加以同時間內避孕丸發明，墮胎經過各州法律認可，披髮的爵士樂隊稱為「披頭四」（Beatles），來臨此邦，隨著迪斯可流行，黑人爭取平等地位，刑法愈寬縱，通貨愈膨脹，才於1960年間一變而為今日之美國。前些日子，一位華裔同事很感慨的說及：「美國在1960年間搞爛了。現在想湊攏回來，可是已扳轉不過來了。」
她所講的只代表一種觀點，其實還有不同的看法。
社會的演化，有長期間的延續性。美國在60年代的變化，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日各種生產強迫的提高，戰後復員也經過一段周折。不過在1950年間又是各業向榮，交通更發達，通信更進步，社會上的流動性愈大，女子就業成為一般趨勢。由經濟方面產生的壓力，要求各種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於是種族上的平等與性別間的平等，都應背景上的條件而產生，至於這國家由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典型文化國家演變而為多種文化多種民族的國家更是一種在亙長時間的持續運動。固然越南戰事是美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但是它單獨的不能促成一個大國的全面改變。即我在安亞堡時已經體會這樣的全面改變正在醞釀發軔，如1955年最低工資定為每小時一元，前已提及。這期間的電影劇本，有如一部稱為「我們的妙曼年華」（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即已滲入反戰情緒。我自己在東安街六○六號的經驗，今日回顧起來，也顯現著各種關係已在整備預備改變。
況且全面改變之後果也非只壞不好。不少的人以為美國開放之後秩序蕩然。但是過去的秩序是如何維持？我初來美國時南部各州凡公共場所飲水候車以膚色區分不說，即在1950年間白人私自處刑將黑人吊死（lynch）之事蹟仍時有所聞，而尤以觸犯性禁忌的情況下為甚。我在大三的指定讀物尚有資料包含著黑人男子自述，他們每至公私場所遇見單獨之白人女子即感到心慌。因如有任何差錯，或被人檢責即將被吊死無疑。即是公眾場所需要衣著齊整亦可以藉此擯斥窮人入內。今日矯枉過正，也產生問題，但不能否定整個運動在向前推進。
華裔人士更在破除種族成見關頭受惠。今日凡出生於美國領域之內即自動的成為美國公民之際，很少人還能記憶美國憲法史尚有一重要案件當時最高法院判決：「既為華裔則不可能為美國公民。」而美國排斥華裔移民法案（1882年）至1943年才在中美並肩作戰時放棄。
我個人既在異域，享受著人身上的自由，即不可能反對國內朋友希望獲得類此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自由有它廣泛的含義和它特殊環境內之條件。如果不顧人民生活及教育程度，不計國情與社會習慣，只因人家有此自由，我也要此自由，是為不合實際。以美國的經驗而論，管制之開放尤賴一般公民之教育程度。因為法制之放鬆，並非即否定其後面倫理道德觀念，多時只是減輕公眾之干預，將約束的責任交付於各個人。於是取捨之間以各人所能承擔之後果為依歸。
我經常如此論說，即有人批評黃仁宇為老派頭，又係軍人出身，難怪有此不識年輕人意向的立場。讓我提出美國兩位較為「前進」的女士之經驗。她們的論說，都通過親身的實地經驗，也牽涉上性關係的解放。
前述的浪漫女郎為菲昂娜．路易士（Fiona Lewis），她的短篇自傳載在今年2月23日的《紐約客》。自傳開始就提及：「我享有半幅聲名的原因在此：我願意脫下〔我的〕衣服。」她在好萊塢演了一串 B 級電影，也將裸體照片供色情刊物出版，文中也坦白道出她自己與導演及劇作家床笫之歡。可是她的結論，則是濫交有令人感到沉重的趨勢。「我們之被性纏綿著，有似於海豹之〔在公園內的〕表演一樣。又經常被麻醉劑制住，我覺得有一種『照常營業』的令人低沉之感慨。此中無色情快感之可言。」
派拉克（Lisa Palac）的情形更為複雜。她的自傳書名為《床之邊緣》（The Edge of the Bed）。她曾創辦關於女子性生活的雜誌，又開設電子頻道，泛談女子性生活，被新聞界封為「高等科技色情之后」。她對自己的性生活當然無所忌諱。並且她曾訂婚，因未婚夫多方干涉而退婚。可是自傳中仍提及：「性的慾念」（生理部分）與「性的政治」（心理與社會部分）經常不相銜接。在提出訂婚的一段她寫出：「我已年二十九，我希望有伴侶，我希望有孩子，我亟於希望被人愛著。」並且去年4月她終於結婚，行婚禮時她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她又在書中寫出：「結婚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全美公認的原則，婚姻釐定你只能固定的與一人做愛，終身弗踰。」（黑體字代表原文大寫）但她既不願放棄「色情之后」的寶座，也不願對自己絕無婚外情一段作斬釘截鐵的保證，只是規避的說出，無從對將來尚未發生的情況預作判斷。書中卻還有一句，籠括著對此問題的原則：「感情上的忠實超過性的忠實。」這也就是說：只要感情能吃得住，甚麼事都能做。反面言之，如準備做踰情越理之事則侶伴之間彼此相同，先要準備著可能之衝擊。我們在上面一段已讀到浪漫女郎菲昂娜所述她自己吃到「深水炸彈」。
這一切與我所說東安街六○六號有何相涉？
當日我們住在這出租的房舍裡沒有覺得，在1950年代我們已在待轉變的美國之中。生活程度既增高，社會上的流動性大，於是各地各處構成罅隙與空間，容我們停留下來。只要你自己吃得住，無妨放蕩逍遙。但是另一方面社會仍在前進，如果你沒有保持到常規之步驟，一朝落伍可能進入萬劫不復的境界。此時社會對各人的管制放鬆，良心上之事各人自主。但是你對自己負責，也要預備著本身行動之後果。從諾門及亞瑟暨大衛與我的故事看來：我們好像握有千百種可能的自由，但無一不要求各人自己所能承擔之後果。又即反戰，全體公民仍要集體的應付以後之局勢。我自己檢閱這段經歷，則發覺各人秉性雖不同，其行動仍受某種倫理觀念支配。說來也難能相信，孟子在公元前三世紀所謂是非之心、惻隱之心和羞惡之心也仍在這環境裡隱約的出現，作為保持各種關係之憑藉。也沒有人能整個的逃脫，倘非如此我這篇論文就寫不出來了。也因為如此今日回味起來才仍不乏親切之感。
我已多年不去安亞堡，但每遇春深，想到兩旁人行道上樹木所落下的黃綠色苞蕾布滿街衢，單行街道裡的汽車從五百號的方向開來將它們輾得粉碎。有時一陣急雨之後，輪胎發放著「塔－塔──坦－譚」的聲響，空間則充滿著春天的氣息……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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