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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第三章 李維的布匿戰爭
古代世界當然與我們現今所處的時代不同，希羅多德所記錄的風俗習慣和暴行，現在看來是既怪異又駭人，但在二千五百年前卻是稀鬆平常：例如，中亞的以塞多尼人（Issedones）把死者的骨頭剁碎，和羊骨混在一起；西錫安人（Scythians）把獻祭活牲架在大缽上，割喉後再肢解，剁下肉塊拋到空中；色雷斯的特勞西人（Trausi of Thrace）為新生兒即將終生受苦而哀悼，卻在葬禮上歡天喜地，因為，生存的痛苦已經結束；波斯人找出子民中最俊俏的男童閹割，其他的活埋。希羅多德筆下的這些慘事容或失之誇張，有些甚至是他自己杜撰，但在他那個時代裡，這類殘酷行為習以為常，一如後世的鬥劍者至死方休、基督徒推入饑獅群中等等，往往無人聞問。
古今有別，毋庸贅言。儘管如此，由於人的熱情和動機經歷千年並沒有太大改變，是以過去和我們的時代也出奇的相似。了解古代有助於認識我們自己的時代：「事無大小，除非相互比較，」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寫道。在他的傳世傑作《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裡，大人國的巨人讓格列佛見識到迥異於自己的文明所可比擬的自負，小人國的住民（諷刺現代人）「看得極為清楚，但不能看很遠」。
若只單從美國的公開談論來看，往往會人誤以為道德完全是猶太－基督徒的發明。事實上，這是異教徒作家普盧塔克偉人列傳的主題。普盧塔克比較亞西比德（Alcibiades）和羅馬大將科里奧蘭納斯（Coriolanus）後指出，靠「恐怖、暴力和高壓（保持權位），非但是恥辱，更是不義」。西尼卡（Seneca）奚落很多領導人，只因他所熟悉的很多國家，一如現今的開發中國家，不是積弱不振，就是沒有制度，無法維繫統治。
西塞羅在公元前第一世紀時說，對待外邦人遠不如羅馬同胞的作法，會危及「人類社群的整體基礎」，而這個基礎是奠定國際社會的基石。時代變化其實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巨大。
．妄自尊大古今皆然
羅馬共和國初期和中期歷史大家李維（Titius Livy），著重道德性與個人對時局的影響，是古今作家中少見的。很少作品能與他的《漢尼拔戰爭》（The War with Hannibal）一樣，明確指出古代世界與我們剛揮別的二十世紀雷同；這一則深含告誡意味的故事跟二次世界大戰有很多相似之處，提醒我們這個時代的妄自尊大。
嬰兒潮世代與前幾代的人一樣，篤信自己的獨特性：他們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絕無僅有，而且比前人更聰明，更開通。事實上李維所臧否的這古今一貫的自負心態，是極為普遍的現象，當他談到有位迦太基將軍無法說服國人「好景不長」時，便嘲諷地指出「笙歌太平時須及時行樂，乃人性使然」。
公元前五十九年，李維生於帕多瓦（Padua），卒於公元十七年。他以畢生心血所撰著的羅馬長史，總共有一百四十二卷，《漢尼拔戰爭》就是其中第二十一到第三十卷。李維不從政，沒有內幕消息可資運用。他與當時賀瑞斯（Horace）與味吉爾（Vigil）等文學界人士淵源也不深；他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對當時的繁榮抱持懷疑，認為頹廢是羅馬式微的開端。的確，當賀瑞斯提出羅馬稱霸全球的必勝預言，味吉爾也時有阿諛奧古斯都皇帝的言論時，李維指出了羅馬人刻意忽視危機四伏的遠憂（註二）。他是旁觀者清，在他的作品中，對於人物和事件的精彩描述和洞徹人性，直到今天仍然膾炙人口。
《漢尼拔戰爭》所顯示的是古代版的愛國主義，也就是以自己的國家、旗幟、徽章和悠久歷史為榮。讀了李維的作品，自可了解「陣亡將士紀念日」和「獨立紀念日」為什麼要掛國旗，以及邱吉爾式的外交政策以國家榮譽為先決條件的原因。
．探求史實，以古鑑今
愛國德操和極端犧牲的典範，在李維作品中俯拾皆是。公元前六世紀末，廢黜伊特拉斯坎（Etruscan）諸王的羅馬司令官布魯特斯（Lucius Junius Brutus）親自監斬叛國的兒子；另一位司令官斯凱沃拉（Gaius Mucius Scaevola）則把手伸到祭壇烈火裡，向伊特拉斯坎人表明不畏任何痛苦，必定要擊敗他們（譯註：指斯凱沃拉被俘後，以右手伸入祭壇烈火而神色不動，伊特拉斯坎人為其勇武所懾，於是將他釋放）。
李維另有一則著名的描述，提到辛辛納圖（Lucius Quiunctius Cincinnatus）「於田畝間奉召」，帶領援軍解救被圍困的羅馬軍隊。辛辛納圖雖因功績獲選為獨裁官，但軍事緊急狀態一結束就解甲歸田。在李維的敘述中，辛辛納圖穿起寬袍，離開田園，渡過臺伯河（Tiber River），象徵他為了共和國更大的幸福而犧牲家人，為國家拋開自己的財富，後來解甲歸田則顯示，對他而言，國家已無安全威脅，權位的分量比不上家人幸福。姑且不論李維是否過於渲染這則故事，他的價值觀倒是我們都可以認同的。他一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深知健全的共和國來自穩固的公民和家庭關係。
儘管李維在書中仍有史實上的謬誤，對於羅馬共和國的看法也過於浪漫，但我們不應就此忽略更宏觀的事實。閱讀經典作品不在於探求史實枝節，而是以古鑑今，有助於我們思考自己的時代。十九世紀的學童如邱吉爾等人，並不是以批評家或史實核對者的觀點閱讀經典，他們必須從中找尋啟示，我們也應該重新發現令他們著迷的經典魅力。
乍看之下，李維堅信羅馬教化似是失之浪漫，實則是根據政體的實際成就：羅馬政府雖重視軍事武功，但年年舉行選舉和國勢調查，實施徵兵實軍，申請免役者可由公平的聽證會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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