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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第一章 節節敗退的戰爭
這位知名的前美國總統曾有八年期間是全球最有權勢的人，他出生在一個被認為「風水極佳」的鄉下小鎮，青少年時發奮圖強，一心想擺脫寒微的出身，最景仰的人是「雄圖大略、曾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顧炎武」。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經常從毛澤東語錄尋找智慧和指引。對於曾與他發生曖昧關係、幾乎讓他跌落總統寶座的那位年輕女見習生，他有話要說：「她很胖。」
這本柯林頓的自傳《我的一生》（My Life）中文版二○○四年七月問世，比正式授權的翻譯本早幾個月，顯然是偽造之作。這本書的出現受到不少人歡迎，因為它把這位前總統介紹到這個在現代出版界「素有惡名」的國家之一。例如，在哥倫比亞，有眾多設在簡陋小屋的工廠專門從事非法印製哥國偉大小說家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著作。二○○四年，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十年來首度出版的一本著作抄本，在印刷廠神秘失蹤。幾天後，波哥大的街上出現盜印版，內容完全雷同，只差追求完美的馬奎斯在最後一刻才交出的最終修訂版那部分。
上述內容看起來可能令人發笑，但卻很少人會認真看待其嚴重性。同樣的，「仿冒市場」不只販售翻版書和數位影像光碟（DVD），還有盜拷的微軟和奧多比（Adobe）軟體；不只有假古姿（Gucci）和香奈兒（Chanel）服飾，還有不合規格的零件製造的仿製機器，極可能因此造成工業意外；不只有讓容易上當的網路消費者買到的假威而剛，還有過期或不明成份的藥品，不但治不了病，還可能致命。非法交易挑戰著各種規定、稅法、條約和法律，事實上，今天的全球市場，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都能拿來作買賣，其中包括：非法藥品、瀕危物種、性奴隸和剝削勞力工廠市場的非法移民、供解剖的屍體、供移植的活體器官、機關槍與火箭筒、用以發展核子武器的離心分離機與先驅化學物質。
這些交易都是非法交易，違反法律、規定、授權、稅法、禁運等規定或違反種種國家用以規範商務、保護人民、課徵稅收和執行道德規範的程序。其中包括銷售和購買眾所認定的非法之物，以及僅有部分地區認為的違法之物。當然，非法交易對合法企業極具破壞性，但其界線有時難以界定。我們將發現，合法與非法交易間有廣大的灰色地帶，而這些灰色地帶使非法交易商得以佔盡優勢。
這些進行非法買賣的市場與通路，每年從中衍生數以千億資金流通的地下商場，並非完全暗中進行。在全球各大都市的觀光指南甚至可以看到實體市場的介紹，例如如北京的秀水市場（Silk Alley）、曼谷的查仁孔路（Charoen Krung Road）、紐約市的運河街（Canal Street）。其他地方如巴基斯坦北部達立阿丹卡（Dara Adam Khel）的軍火和毒品商場，及巴拉圭毗鄰巴西與阿根廷的非法交易集散與洗錢中心東方市（Ciudad del Este），雖然較不為人所知，但活躍程度絲毫不遑多讓。在菲律賓和中國生產授權產品的工廠，可能在夜班趕製未經授權的仿冒品。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仿冒光碟與軍用夜視鏡的運交，往往和半導體、冷凍魚或葡萄柚共用相同的貨櫃。非法交易所得可以輕易滲入銀行體系龐大的資金交易或西聯銀行（Western Union）的匯款。網際網路不但大幅提升這些交易的速度和效率，也擴展交易的方式，例如藉由開設線上市場媒介摩爾多瓦（Moldova）與烏克蘭的娼妓，供應給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市場。
靠非法交易賺錢的人也不見得總是小心翼翼躲在暗處，許多人公然從事交易，挑戰管理當局的查緝行動，或者是引誘他們同流合汙。泰國一名按摩院業者在二○○三年競選公職，並公開批評警方，事實上他參選是為了鼓動公眾不滿，以保護他的人口走私生意。在毗鄰的柬埔寨，警方與國際監督組織合作，取締走私兒童供性交易的買賣，但地方警察卻在眾目睽睽下收受人口販子的紅包。著名的毒品走私首領艾斯科巴（Pablo Escobar Gaviria）在全盛時期曾表示，願意為哥倫比亞償還所有外債，但現在的非法交易商大都已放棄這種好大喜功和招搖的作風，他們的運作日益成熟，往往成立財務結構複雜的門面公司，而遍及眾多國家以遮掩行跡，方便安全地公開運作。這意味非法交易不但比以往猖獗，而且與衝突、貪瀆、剝削等社會危機的關係日益複雜，成為禁止大西洋奴隸交易以來前所未見的程度。
三個錯誤觀念
儘管有如此多明確的證據，大眾和我們託付的政治人物因應全球非法交易的方法至少還存有三個錯誤觀念。
第一個錯誤觀念非常老套。非法交易由來已久，是市場經濟或一般商務一直存在的現象和副作用。走私，這個非法交易的祖先可溯至古代，而「黑市」（thieves market）則早已存在全球各地的商務中心。因此質疑非法交易的人認為，既然走私只是小惡而非災難，我們大可和以前一樣與之和平共存，無需過度操心。
不過質疑者忽略了九○年代的重大改變。政治與經濟生活的變遷，加上革命性的科技普及一般大眾，已使政府嚴守邊界的能力為之鬆動。同時，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在九○年代橫掃世界，提高了跨越邊界的誘因，無論這些誘因是合法或非法。變革不僅使政府防守邊界的能力變弱，也大幅提高違法的報酬。
科技擴大了市場，不僅是因為運輸成本的降低使交易無遠弗屆，同時也是因為以前不存在的產品交易變為可能所致，如盜版軟體或基因改造大麻。新科技也讓人類腎臟這類過去難以運送或「庫存」的產品得以在國際間交易。當然，昔日封閉或緊密控制的經濟在政府開放後，市場也隨之擴大，讓外國人可以更自由地觀光、貿易和投資。
各種過去受國家軍隊控制的產品和設備，大量轉移到民間手中，流入市場，從火箭筒、飛雲（SCUD）飛彈、核武設計圖與機械，應有盡有。此外，政府也把部分新活動列為犯罪，增加非法交易的項目，如透過網路分享檔案即為新的非法活動，為非法交易商賺進暴利。
非法交易呈爆炸性成長的跡象之一，就是洗錢活動大幅度增加。每一種非法交易都創造出等著清洗的錢，而許多證據顯示，即便目前已有嚴密的預防和執法措施，國際金融體系間流動的髒錢已擴增到前所未見的程度。
然而截至目前，除了麻醉品外，非法交易仍然不被國際間列為制訂國際法和條約的優先問題，也不是國際警察工作與合作執法的優先要務。聯合國直到二○○○年才對這個問題採取一致的立場，但大多數國家的法律距離國際標準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更談不上執行這些法律。一直到盜版軟體出現和「智慧財產權犯罪」誕生，才刺激國際努力對抗仿冒。而非法交易中最令人髮指的人口販賣，直到九○年代才由學術界和倡議份子確立其定義，到二○○○年才被美國制定為具體、全面性的法律（另外只有十七個國家跟進。）
第二個錯誤觀念是，非法交易只不過是普遍犯罪。犯罪活動在九○年代大增和全球化是事實，但認為國際非法交易只是另一種犯罪行為卻是一個更大、更嚴重的錯誤。全球犯罪活動正在改變國際體系、顛覆規範、創造新的參與者，以及重組國際政治與經濟的勢力。美國攻打伊拉克是因為擔心海珊（Saddam Hussen）取得大規模毀滅武器，但在同一期間，由巴基斯坦工程師卡恩（A. Q. Khan）領導的地下網絡，正藉著販賣核子彈製造技術給任何肯付錢的買主而獲利。
在整個二十世紀，就政府對非法交易採取的作為來說，他們對大眾和自己都把它定義為犯罪組織的行徑。不管有意或無意，世界各國的調查人員都以美國和西西里島黑手黨的樣板作藍圖。在這種思維的驅動下，追查非法交易商（幾乎都是毒品交易商）都只針對類似公司的組織，也就是具有結構、紀律和階層特性的組織。對哥倫比亞卡特爾組織、中國堂口、香港三合會、日本黑道，以及一九八九年後崛起的俄羅斯黑手黨，都以這種方式調查，先確定是否為犯罪組織，然後才調查其交易。在大多數國家，用以起訴非法交易商的法律仍然是對抗組織犯罪的法條，如美國不正當獲利及貪污組織條款（RICO）。
這種思維直到晚近才開始轉變。多虧凱達組織（al-Qaeda），這個世界才知道有一個有強烈使命感的組織，非以國家為效忠對象，且行動遍及全球各地。問題是全世界仍把這類組織和恐怖主義劃上等號。我們在後面的章節將談到，利益可能成為和上帝一樣強大的動機，無國界的非法交易商正在改變世界，其力量甚至遠遠超過恐怖份子，但這個執著於恐怖主義的世界卻視而不見。
第三個錯誤觀念以為非法交易是「地下」現象。即使承認非法交易的數量和複雜性與日俱增，許多人（不只是政治人物）仍認為它們只發生在和一般大眾與選民完全不相干的世界。我們用以描述非法交易的語言和界定它的框架，暴露了這個錯誤觀念已深植人心。境外金融交易中的「境外」（offshore）兩個字鮮活地描繪非法交易發生在另一個地方，「黑市」（black market）也是，以及理論上與乾淨的錢涇渭分明的「黑錢」（dirty money）。這些都表示我們可以清楚劃出一條道德和經濟的界線，並且防堵非法交易不得跨越疆域。這是最為危險的錯覺，它夾雜道德成份，並以誇大的正義感和虛假的安全感哄騙大眾和輿論。
重點不在道德的相對論，小偷就是小偷，但是對一個阿爾巴尼亞或奈及利亞的婦女為了貼補家用，非法進入另一個國家在街頭販賣靈肉或兜售仿冒品，你該如何定她的罪？對曼哈頓或倫敦的銀行家服務「高所得個人帳戶」，為銀行賺進豐厚的利潤，因而在年底拿到鉅額的紅利，又該怎麼說？許多美國高中生買大麻甚至比買伏特加或香菸更容易，而這些學生覺得這麼做承擔的風險很小。另一方面，誠實的哥倫比亞法官或警察，不斷在美國政府每年資助達四百億美元的反毒戰爭中遭暗殺。這些不只是令人義憤填膺的諷刺、不公平的雙重標準或有趣的矛盾，它們透露的強烈訊息是老舊的社會道德觀已經產生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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