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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九五五年與一九六○年：政治的季節
一、轉機的一九五五年
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
「經濟增長」一詞獲得國民認同的一九五五年前後，國際局勢也好，日本國內的政治體制也好，抑或是日本的經濟社會狀況，在各種意義上都面臨著轉機。
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休戰後，國際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上述變化正是這一趨勢下產生的結果。翌年一九五四年通過了《印度支那戰爭休戰協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召開美、英、法、蘇四大國領導人會談，被認為在冷戰時期開啟了緊張局勢緩和的大幕，宣示了以抑制嚴重軍事對立為要旨的「日內瓦精神」。在會談中，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布爾加寧提議，四大國在任何時候都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對此回應，提議各國應避免採取突然襲擊。這一會談被認為開啟了冷戰的「解凍」，會談後歸國的英國外務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提出現在「已沒有戰爭」，直率地傳達出會談的友好氣氛。
藉著這一「解凍」的東風，同年六月日蘇已開始在倫敦談判，九月蘇聯和西德兩國也召開了恢復邦交的莫斯科談判。
然而，這一抑制對立的努力並未立刻產生具體、有效的成果。裁軍談判逡巡不前，而且正是在談判的最高潮中，以開發核武器為核心的激烈的軍備競賽有增無減。即便是外務大臣提出「已沒有戰爭」的英國，在其《國防白皮書》中也表明將積極製造氫彈。此外，備受期待的關於德國統一的外交部長會議也沒有取得足夠的成果。
即便如此，在召開領導人會議的日內瓦，後續的各種會談接踵而至，繼續進行著緩和緊張局勢的各種嘗試。比如一九五五年八月，首次召開了由世界七十二個國家的科學家參加的和平利用核能國際會議，與會者在廣泛範圍內交換了與核科學技術相關的信息和意見。人們期待，這或許是預示變化的徵兆。
萬隆精神
東西對立是冷戰的主角，在這一對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曾經淪為那些國家的殖民地而受到支配的亞非各國，也作為第三種勢力不斷增強其存在感。這是這一時期的世界局勢中不容忽視的新動向。
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休戰會議期間，中國的周恩來總理與印度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發表了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共同聲明，即，第一，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第二，互不侵犯；第三，互不干涉內政；第四，平等互利；第五，和平共處。尼赫魯總理謀求以上述原則為基礎，擴大冷戰的中立地區。
基於這一考慮，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了第一屆亞非會議。與會的二十九個國家通過了在共同聲明基礎上修訂的「和平十項原則」。亞非各國在政治經濟體制的選擇上展示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立主義等多樣性，但它們卻齊聚一堂，就反殖民主義、民族自決、完全獨立等問題達成一致，共同誓言彼此合作。此次會議的基調象徵著第三方勢力的登場，被稱為「萬隆精神」。這顯示了國際格局多極化的進展，同時也讓人切身感受到，在經濟上仍處於發展中階段的各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擁有不容忽視的話語權。「前言」中所介紹的中野好夫的「小國」理想，正是基於對這些亞非國家的存在方式的一種共鳴。
二、獨立後的政治不安
《和平條約》的背景
在此之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前後經歷八年的對日佔領終於打上了終止符。但是，在一片批判其為片面講和的聲音中，日本如何終結與多數交戰國的戰爭狀態這一課題仍懸而未決。
直到一九五五年迎來轉換期之前，朝鮮半島經歷了包括熱戰在內的東西對立，上述遺留問題正是這一對立所產生的後果。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和平條約》簽字前後，西方各國以冷戰體制為前提，積極強化軍備，明確同盟紐帶。九月十一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美、英、法外長會議同意西德重新武裝，決定了用和平協定取代正式和平條約的方針；十五日，於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第九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理事會決定了土耳其和希臘的加盟。在這種形勢下，又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下旬分別在波恩和巴黎簽署了《和平協定》和《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這樣，西德確定歸屬西方一側，與德國統一的道路漸行漸遠。
日美之間也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這是美國基於「中國威脅論」在太平洋地區締結相互防衛協定的系列舉動中的一環。日美條約締結前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檀香山召開了澳新美安全條約（ANZUS）理事會會議，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就其意義進行了說明：「基於中共對太平洋地區所造成的安全威脅這一觀點，我們討論了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三國之間的共同利益與關係。」這是美國第一次言及「中共的威脅」，並強調太平洋地區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美國進而與菲律賓締結了《相互防衛條約》，增加了對法國的援助，後者正為應對越南民族獨立運動焦頭爛額。這些舉動都反映出，美國對於朝鮮半島休戰協定難以取得進展越來越具有危機意識。
總之，日本的獨立，也只不過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部署的一個環節。因此，針對未被邀請參加舊金山和會的中國，日本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統一步調，選擇了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台灣政府）締結《日華和平條約》。但在談判中，吉田茂首相向國務卿特別顧問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提交了《吉田書簡》，《吉田書簡》提出「日本對大陸政府頗感興趣，我們認為，從日本的地理條件來看，不可能無視大陸而生存」，因此，「只是將國民政府作為有限政府與之締結條約」。這被視為「是吉田首相所能想到的極限」，「首相心中有著強烈的想法，將來在適當的時機尋求與大陸再啟邦交」（《朝日年鑒》一九五三年版）。然而，恢復邦交在此後二十餘年都未實現。
關於締結《日華和平條約》，《華盛頓郵報》寫道，「台灣國民政府的治國無方、獨裁政府和腐敗在世界上可謂臭名昭著……日本政府與這一政府締結條約，承認其為中國的正統政府，實在是自絕於亞洲各國之友，無異於自行將亞洲各民族置於不友好關係之中」（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日本政府的決定儘管是追隨美國的外交戰略而做出的，但卻在美國內部也飽受批判。（?子勝哉《政治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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