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六：亞洲、太平洋戰爭(WHA0388)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其他
叢書系列：香港中和
作者：吉田裕
       Yutaka Yoshida
譯者：周保雄
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日期：2017年01月13日
定價：530 元
售價：419 元(約79折)
開本：32開／精裝／280頁
ISBN：9789888369607

【曠日持久的「戰後」｜戰敗後的某封信｜第1章　通往開戰之路】

▼  戰敗後的某封信

日本戰敗後不久，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居住在西宮市的某男子給第一復員省上月良夫次官寫了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件。該男子的兒子一九三九年應徵入伍，在新幾內亞戰線「生死不明」，只有所屬部隊的部隊長、副官、兩名勤務兵總共四人返回日本。其他戰線也存在相同事例。如下文所述，該男子要求政府方面作出負責任的回覆。此人做法雖然是基於舊意識中的告狀，但裡面具有新意識的萌芽，這種新意識將支撐住整個戰後史。

陛下之赤子與股肱之臣遭到拋棄，而其司令官以及各位將軍卻棄之罔顧，安然歸來，此輩才是惡魔，其殘忍行徑屬鬼畜所為，應對陛下致歉，因其行徑實乃將拋棄股肱之臣與捨棄豬狗等同視之。吾兒被以「生死不明」之名丟棄在「新幾內亞」山中，作為父母，對兒朝思暮想，日夜愁苦。故忝顏相求，敬請閣下垂憫，作為國家、作為政府當局，施與最佳拯救、召返之法。

刺激這名男子上書的是作為一個父親對於國家棄民政策深感氣憤，但也有可能其矛頭所指的是天皇，因為他在信中陳述如下：

受命以陛下之名出征者乃陛下之忠良股肱，作為其父母，所作所為理應無愧於兒郎，然倘若愛子被棄於此等山中而不救出，作為父母則不容於天地，且有悖天理。總之，作為國家，作為政府當局，如若拋棄此等忠於陛下之股肱之臣，就成了以陛下之御名而拋棄臣民。

亞洲、太平洋戰爭以日本慘敗而告終，但它的戰敗給戰後日本人的意識帶來了何種影響呢？

從戰敗至冷戰

首先可以指出，如同書中所見，前線和後方悲慘而淒涼的現實，讓人們對軍隊或戰爭所產生的強烈逃避感，對國家標榜的國家大義所懷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感，滲透到了戰後日本社會之中。也可以說形成了由痛楚的戰爭體驗所支撐起來的反戰的政治文化。在這一點上，日本戰敗最能意味著人們從軍國主義和軍隊束縛中得到解放。而且，這種政治文化阻止了日本作為「普通國家」直接參與戰爭。

然而，轉向冷戰使得情況更為複雜。因為美國強化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決姿態，大幅度改變了將日本非軍事化和民主化這一佔領政策的初衷，而把立足點轉移到了這裡：把日本作為同盟國而加以強化和穩定。其結果是，在重新開始軍備的同時，戰犯嫌疑人接連不斷得到釋放等，對日本戰爭責任的追究也在半途夭折。事實上，一九五一年九月簽署的舊金山條約就濃重地帶有「寬大媾和」性質。因為根據該條約，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參戰國不僅放棄了對日索賠要求，而且其第十一條僅僅規定日本政府承諾接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判決，完全沒有直接涉及戰爭責任問題。關於這一點，作為簽署該條約的日本首席全權代表、首相吉田茂如下寫道：（吉田茂《回想十年》第三卷）

這一條約中，關於日本的戰爭責任一言未提。（中略）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其他講和條約，比如說在意大利、羅馬尼亞講和條約中，無論哪個都言明戰爭責任。日本條約中之所以沒有如此條文，顯然是因為已經貫穿了和解精神。

另外，即便在國內政治方面，從講和條約簽署的前後開始，被褫奪公職的大牌政治家也得到解禁，絡繹不絕地回歸政界。所謂褫奪公職，是指美軍佔領時期所實施的削除軍國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公職的政策，解除禁止他們任職，也意味著模糊了日本領導者對於國民的責任。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批判性地言及被褫奪公職官員的政界復歸，同時指出：「總之，對於那場戰爭的指導者而言，日本人自己應徹底了結（戰爭責任），儘管如此，但由於冷戰開始，另有暖風颳進，這種了結就半途而止了。」（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


日本人的和平意識

如此一系列的事態給日本國民意識帶來了複雜影響。首先可以舉出，加害者的記憶被貼上封條，自己是戰爭的犧牲者，是受害者，日本國民把這種認知作為基礎，形成了獨特的和平意識。這種作為受害者的自我意識，是把戰場的悲慘和戰爭所造成國民生活的惡化作為直接基礎，正因為如此，它就深深植根於國民意識之中。反言之，這樣的和平意識，是通過忘卻對亞洲的加害歷史才得以成立的。

第二，連國家領導人對國民的責任也都被模糊化了，其結果就成了在國民之中留下的隔閡。從戰爭末期開始，對國家領導人的反感和不信任感在國民中蔓延，而戰敗把它當作了決定性因素。日本國家領導的戰爭責任由同盟國開庭的東京審判裁決，但由於該裁決具有「戰勝者的裁決」這種政治性，所以，也不能否定存在著對於審判的反感和排斥，這使得對國家領導人的批評得以減弱。然而，由於與受害者的戰爭觀相結合，戰爭責任在於以軍人為中心的國家領導人，自己則是國家領導人錯誤政策的犧牲者，這種國民意識被廣泛形成是確實無疑的。正因為此，由於戰爭責任問題被一點一點地模糊化，許多國民就懷有一種難以想通的情結了。而且，如此想法有時也會面對天皇。二戰時Mereyon島因出現大量餓死者而出名，一瀨俊也研究了從該島生還將士的體驗記，他指出：「通過數個體驗記，浮現在我腦海裡的是：『昭和』結束了，但歷經戰後五十年仍舊未結束的是對〈戰爭責任〉執拗的責問。其矛頭有時甚至指向天皇。」（一瀨後也《為何說是餓死之島》）

第三，促使日本與以美國為中心的同盟國進行政治和解的冷戰邏輯，作為強化忘卻過去的一種力量而發揮作用。對於戰爭責任、戰後處理問題，日本社會以為姑且已經結束，現在從經濟復興向高速發展時代突飛猛進，如此的社會狀況就產生了這樣的風潮：把戰爭年代視為流逝久遠的過去、不值得回顧。因為日本是「業務與常識大量湧現，故國因發展而一片繁忙」（竹內浩三）。

在擁有直接的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中，產生了一種曲折的領悟。高橋三郎編著《共同研究戰友會》，把戰友會聚會時的原士兵對於沒有戰爭體驗的那代人的態度表現為「我想對你們講述我們的體驗，但你們不會明白的吧……」在戰爭體驗的繼承方面存在著很深的斷層。

巨大的歧路

但是，如上所見，以冷戰結束等為背景，從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日本人的戰爭認識或者和平認識徘徊於一個巨大的歧路口。可以指出：一個變化是以歷史教科書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為開端，亞洲各國的對日批判正式開啟。也就是說原先日本人的和平意識是基於自己是受害者，而新形成的國際環境卻與之難以協調。

另一個變化是擁有戰爭體驗的那一代人急劇減少。在二○○三年十月一日，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九點一，這個年齡層的人士大致是在小學（當時的國民學校）一年級以上時迎來了日本戰敗。由此可見，這批人的減少會在由直接體驗或親身感受維繫起來的戰爭認識或和平意識上造成巨大陰影。可以說不是基於直接體驗的「戰爭記憶」其所佔比重成了決定性因素。

上述情況如今仍持續不斷。而且，面對這樣的歷史轉換點，我們當中也會產生困惑與焦躁。日本在與中國或韓國之間正在產生民族主義的負面連鎖效應。兩者關係就是通過批判與反駁，兩國的民族主義相互義憤填膺，關係惡化。總之，可以說我們是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常常會被問及我們以何種形式面對過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