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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二戰後中日關係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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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關係的光和影(海外增訂版)(WHA1443)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其他
叢書系列:香港中和
作者:王泰平
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日期:2020年11月13日
定價:620 元
售價:490 元(約79折)
開本:變形18開/平裝/464頁
ISBN:978988869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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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二戰後中日關係的癥結



  第一節 二戰後中日關係的癥結

從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1943.12.1), 到蘇美英三國簽訂《雅爾塔協定》(1945.2.11),到中美英三國發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到美國先後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1945.8.6 、1945.8.9),到蘇聯對日宣戰(1945.8.8),到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談話(1945.8.9),形勢急轉直下,負隅頑抗的日本終於招架不住, 於1945 年8 月14日宣佈投降。

早在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四天前,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佈受降命令。8 月15 日,朱德總司令致美英蘇三國說帖,請求三國政府注意當時中國戰場存在?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事實,並鄭重提出五項原則,要求它們保證中國解放區、中國淪陷區的廣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裝力量的受降權利。與此同時,蔣介石也於8 月15 日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名義,電令駐華日軍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 指示在華200 萬日軍投降原則,並指派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 9 月9 日上午9時,中國戰區受降儀式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何應欽代表蔣介石受降, 岡村寧次代表日軍投降。

不管怎麼說,這一刻是中日關係史上的轉折點!岡村寧次這個侵華的元兇終於向中國人民低下了頭!

日本無條件投降,最終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改變了中日關係,即由被侵略者與侵略者的關係變成戰勝國與戰敗國的關係。擺在中日兩國面前的首要課題是儘快結束戰爭狀態,簽訂和約,恢復外交關係。事實上,中日兩國直到1972 年才完成結束戰爭狀態、恢復邦交的課題,前後花費了27 年的時間。這與中國國內的政局變化有關,更與世界形勢的演變大有關係。

1945 年,毛澤東與蔣介石的重慶和平談判失敗,導致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大決戰爆發。在中國三年多的解放戰爭中,國民黨政府儘管得到美國的全力支持,最後還是被趕到台灣島上,1949 年,在大陸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嶄新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並宣佈「一邊倒」,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世界冷戰格局中的中美對立突出。先是扼殺,不成,則改為遏制,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部內容。正是在美國的控制和指使下,日本不是與新中國媾和、恢復邦交,而是於1952 年與台灣當局媾和,並建立了「外交關係」。

1954 年10 月11 日,周恩來總理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和日本學術文化訪華團時,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中日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不在中國方面。《舊金山條約》不承認中國,而承認台灣,說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很傷心。我們承認日本人民的日本,日本人民投誰的票,誰得的票多,誰組織政府,我們就承認誰。但是,日本政府卻採取了相反的做法,不承認中國人民所選擇的政府,中國人民不要蔣介石,日本政府卻承認台灣代表中國,中國人民當然感到很傷心。是日本政府不承認我們,對我們採取不友好態度。我也知道,困難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於日本政府,因為日本政府的頭上還有個太上皇,就是美國。」

周恩來這番話道破了戰後中日關係的癥結所在。日本戰敗投降後,美國以「盟國」名義對日本實行單獨佔領。美國佔領日本初期的目的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化」和「非軍事化」政策,以保證日本不再成為世界安全與和平的威脅。但因二戰後不久,反法西斯盟國出現分裂,形成東西方兩大陣營,世界進入冷戰時代,美國改變了對日政策初衷,轉而實行扶植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政策。美國將日本視為對抗蘇聯和中國的戰略據點,對日媾和也改為「非懲罰性」方針,利用其單獨佔領日本的優勢,於1951 年9 月4 日召開了由它一手包辦的舊金山會議,並於 9 月 8 日簽訂了片面的對日和約。

根據《舊金山和約》的有關條款規定,《舊金山和約》簽訂幾小時之後,美國與日本又簽署了《日本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間的安全保障條約》(簡稱《日美安保條約》)。實際上,美國是先起草《日美安保條約》,後擬定對日和約的。在美國看來,安保條約比對日和約更重要。因為依據該條約及據此簽訂的《美日行政協定》,美國可以繼續霸佔日本的一些島嶼,並有權在日本駐紮軍隊,擁有大量軍事基地。日本的自衛隊事實上也置於美國的指揮和控制之下。美國還可以應日本政府的請求,鎮壓日本國內出現的「大規模暴動和騷亂」。

1952 年4 月28 日,即《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生效的當天,日本吉田茂政府與台灣當局簽訂和約。這正是美國出於它的亞洲戰略需要, 施壓日本的結果。 因為就在1951 年12 月10 日,專門負責對日媾和事務的美國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要求日本政府與台灣蔣介石集團建交,並威脅說,如果日本政府不明確表態,美國參議院就有可能不批准對日和約。

正是在此背景下,吉田茂首相不顧中國政府的警告,於12 月24日致函杜勒斯,表示同意與台灣建立「正常關係」。這就是為中日關係正常化設置了嚴重障礙的《吉田書簡》。

據此,日本於1952 年4 月28 日同台灣當局締結了和約,並建立了外交關係。雙方在換文中還規定該和約適用於「中華民國政府所控制的和今後將控制的一切領土」,這不僅反映出當時蔣介石反攻大陸、復辟蔣家王朝的企圖,而且也表明了日本政府的願望。正是日蔣勾結,
沆瀣一氣,中日關係進入「漫長的冬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3年之後,才把日本從錯誤的歷史軌道上拉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