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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2
「兩個西藏」對西藏問題的由來，看法不一；中國西藏認為西藏問題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如果以 1949 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界，則在此之前的西藏問題是由英帝國主義所製造，而後期則是美國帝國主義所製造。中共認為，從西藏獨立運動的興起到達賴的順利逃亡，都是英、美帝國主義從中煽動資助所致。但流亡西藏則認為，西藏問題純因 1950 年中共入藏後開始，中共在西藏推行漢化政策，漢人大量移民，又破壞廟宇，嚴重限制人民的宗教信仰。有很多藏人的一生都曾面臨寺廟被摧毀後重建、重建後再被摧毀的過程，這些都對藏人的集體心理產生巨大影響。
「兩個西藏」對台灣問題立場也互異；對民族主義立場堅定的中共政權而言，西藏與台灣是中國版圖上東西兩端的敏感地帶，從達賴喇嘛在 1997 年首次成功訪台起，台灣與西藏之間又多了一樁「台獨與藏獨聯合」的指控；次年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代達賴說情時，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又公開表示達賴喇嘛必須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前提下，如此北京與達賴的談判大門將會永遠敞開。在北京的思考邏輯架構下，台灣問題與西藏問題，無法不相連；有意無意間，台灣與西藏問題漸漸有了較深的關係。
但對流亡西藏來說，台灣則是唯一能夠拋開大中國意識型態，以藏人生活處境為純粹考量的漢人社會。流亡初期，台灣與流亡藏人曾經有過芥蒂與誤會，但在達賴喇嘛訪台後，一切都已煙消雲散，目前來台喇嘛人數也從每年 1,000 人增加到 1,700 人。對藏人來說，台灣是虔誠的佛教國度，是慷慨的施主，更是他們最喜歡的漢人；從他們身上更清楚認識中國的漢人。
「兩個西藏」各自建構出不相同的價值觀；流亡的西藏已經漂泊近半世紀，異國印度是他們得以喘息的天空，雖然氣候炎熱，不適藏人居住，但數十年來，仍然不斷引發逃亡熱潮。時至今日，每年仍有 4,000 人流亡到印度，其中有六成是穿著紅色袈裟的喇嘛；反觀中國西藏，由於中共嚴格限制出家僧人配額，在西藏街頭，紅色喇嘛反而成為點綴。
「兩個西藏」有著不同的統治者；在印度，有一個西藏流亡政府在達蘭莎拉，這個政體仍然堅持政教合一的傳統，以達賴喇嘛為政治領袖，但達賴卻又在這去土地上實施民主，由西藏三區選出來的 46 名流亡議員組成西藏流亡議會，他們還可以選舉產生噶廈（內閣），如果他們覺得達賴喇嘛不適任，也可投票罷免達賴。而在中國西藏，「政教合一」是一切罪惡的淵藪，這裡有一個漢藏合組的「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是西藏新的政治中心。其中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烈確是貧困子弟出身，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主任熱地則是翻身農奴，他們二人成為百萬農奴當家作主的歷史見證。
「兩個西藏」對於西藏前途各懷抱不同的願景。中國西藏自稱在政教合一的廢墟中重建西藏，尤以公路、城市的現代化建設為榮。藏文以外，不少人可說一口標準普通話。而流亡西藏卻因充滿文化與宗教消逝的危機意識，因而不遺餘力地保留傳統西藏文物。藏文以外，流亡藏人多用英語和世界溝通，仍以返鄉為最主要目標。
「兩個西藏」各自為西藏建構了一套完整的論述，至於西藏的宗教傳奇與政教合一傳統，在兩個西藏又各有兩極遭遇。即使兩地政權是如此對立，但藏人卻不是一端哭泣、一端歡笑，全民信教的藏人沒有人對這種分裂感到欣喜，多數藏人只能依靠宗教的慰藉，他們無法理解政治，卻期待歷史和解能早日到來。
但境內西藏與流亡西藏絕不是封閉的兩端，他們是淚流滿面、分隔兩地不能相見的母子，是民族血緣與國家認同無法兩全，是喇嘛對宗教的熱愛與社會主義無神論極端衝突所導致的悲劇。「兩個西藏」從 1979 年鄧小平主張雙方接觸談判以來，廿一年來沒有進展，藏人只好在兩頭相望，因為兩地皆有他們的親人。
政治不相容，政府不一樣，但藏人卻是一體的，在西藏的藏人想要走出層層大山，去看外面的花花世界；而流亡印度的藏人也想走出異地，回到家鄉，對著聖山，彼此抱頭痛哭。
「兩個西藏」是當代藏人最大的悲劇，是達蘭莎拉與北京政權為解決西藏人權問題所面臨的最大考驗。西藏問題在兩個西藏內都已烙下難以治癒的精神創傷，這種精神治療需要達賴喇嘛的安慰，也需要中共政權的將心比心。
或許在一般人的想像中，藏人多半是在舞台上，穿著絢麗多彩的衣服，興高采烈地唱歌、跳舞。但在這些歌舞昇平的背後，又有幾人能夠體會藏人心中真正的想法與苦悶呢？
我在真正走過「兩個西藏」後，對於理解西藏問題有了更大的啟發，透過兩地藏人社會的比較，更讓我掌握藏人的心理脈動，亦能了解兩地政府的真正立場，進而在資訊傳達上，扮演媒體的橋樑角色。基於中國西藏是透視西藏問題的另一關鍵，在我離開拉薩時，便在心裡默許，為了做出更好的報導：「我一定會再來。」
《最後的達賴喇嘛》是我嘗試在以中共為西藏問題根源的觀點外，從藏人自省角度出發的一本書。這本書的出版，是我繼《喇嘛殺人》一書後，第二本對西藏問題的深度報導，除了收集若干曾經在中國時報刊登的專文，多數是全新的報導與心得。而這本《最後的達賴喇嘛》和前一本《喇嘛殺人》相較，歷史的成分變少了，書中所側重的全是現實的西藏政治問題，由於是在今年初才決定寫這本書，三月總統大選後才出發到印度，又希望能在達賴喇嘛執政 50 週年、也就是在今年的 11 月 17 日時出版，以致無論在採訪與寫作上，都感受到無比的壓力，好一陣子以來，心情一直都非常沈重，擔心時間不夠用，如今書已完成，心上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回想自己一路走來，每一次寫書後的心情其實都是疲憊多於喜悅，這次也不例外，我似乎很難對自己的作品感到滿意，每每在認識或是不認識的人向我真心致意時，方能感到一絲安慰。
讀者在進入本書的內文前，會先看到兩個序文。我首先要感謝達賴喇嘛第二次為我的書寫序，也要謝謝每一次訪問他時，他都給予我最大的協助，對我若干犀利的問題不但不感到違逆，反而視為挑戰，充分展現了他的長者風範，更有助於我對西藏問題的理解。即使一旁的助理不斷地催促，但他還是給我充裕的時間問完所有問題。有一次在訪問結束後，他依西藏禮儀把哈達掛繞在我的脖子上，我以自然俯視的姿勢接受，這時達賴喇嘛突然以他的頭靠著我的頭低聲地說：「妳是我們藏人真正的朋友，因為只有妳這麼長期來一直支持我們，始終沒有間斷。」我也曾在採訪時告訴達賴喇嘛，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採訪到流亡藏人回家的世紀大新聞。達賴聽完後神情自若地告訴我，他歡迎我將來去西藏觀光，口氣顯得相當自信。
我也要謝謝多年好友倪炎元，我在這本書撰寫過程中，曾與他有多次的討論，他也給了我很多建議。倪炎元以專業政治學者與報社老同事的立場，非常認真地把本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並在百忙中寫了一個很長的序，正好成了本書的導讀。事實上這本書的原始構想是由他獻策而來，只是他並不認為要這麼快趕出來，但在我這拚命三郎的個性下，還是一口氣地將它完成。
另外，我不懂藏文，卻能順利採訪無數的藏人，這一切都要感謝四年來每一次都很辛苦為我翻譯的達瓦才仁；他在中國西藏長大，學得一口漂亮中文，但卻流亡到印度，無法回家，目前他最大的心願是能夠回家看看老爸爸，他總是提到對父親的無限思念。也由於他對記者角色的體認與尊重，他的翻譯總能完整表達出我的意思，沒有任何禁忌、限制，也沒有任何立場、暗示，總是很忠實地傳達。而且只要我提出要求，他都會私下找時間提供背景資訊給我；可以說是我進入西藏問題的導引者，實在很謝謝他。
而我完成一本書，照例都要謝謝我的先生賴發奎和弋威、亦恩──我最寶貝的兩個孩子，在我經常出差以及忙於寫作時，能夠獨立生活。而我的爸媽全然不懂西藏問題，卻始終肯定我的工作。同時也要謝謝好友李鴻源提供了安靜的寫作環境，讓我不受打擾地進入我的西藏世界。謝謝報社好同事黃子明、林禮珍為了本書的封面進行多次的討論，另外也謝謝時報出版公司的吳家恒對於本書的用心與建議。
最後，我要謝謝我所工作的報社──中國時報，它讓我有獨立思考的空間。謝謝杜念中，他讓我學習到，終身以做一個專業記者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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