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語言之途(BD0016)
Unterwegs zur Sprache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譯者：孫周興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2年08月15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72頁
ISBN：957130767X

【中譯本序 1｜中譯本序 2｜導讀】

▼  中譯本序 2

上面已經說到，海氏分出兩種「說」，即一般所謂「說」（sprechen）和特種的「道說」（sagen）。前者可以泛指人言；後者則有兩義：一方面是指「大道」的展開，即「寂靜之音」的無聲傳露，另一方面是指應合於「道說」的人的本真的說。所以人可以「說」（sprechen），也可以「道說」（sagen）。但是「說」了未必就是「道說」了，滔滔不絕地「說」，不見得就有所「道說」；反之，沉默不「說」，倒有可能「道說」許多。對於這種分別，我們還是可以解悟的。

從「說」方面看，就有「不可說者」——「大道」意義上的、作為「寂靜之音」的「道說」，就是不可說的。可見上述轉換其實即「不可說—可說」的轉換。這裏需要注意，「大道」之為不可說有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大道」（或「道說」）本身具有隱匿之特性，總是自行遮蔽著的；二是自行遮蔽著的「大道」是一般的「說」，尤其是被科學和邏輯所控制的、所謂「用濫了的」語言，所不能達到的。但「大道」本身卻總是「道說著」（sagend）的，人只要用心，以得體的方式，去「跟隨道說」（nachsagen），就也還可說。所以，就「道說」——「大道」本身的「道說」和人的「跟隨道說」——而言，是沒有「不可說」的。

在海氏看來，人，而且只有詩人和思者，是能夠「跟隨道說」者。這就是說，從人方面看，本真的「道說」方式有二，即詩與思（Dichten und Denken）。這兩種道說方式就是「不可說—可說」或「道說（Sage）—人言（Sprechen）」的轉換方式。這兩種方式各有所重，詩（作詩）是解蔽、揭示、創造，是賀德齡所謂的「存有之創建」；而思（運思）是聚集、歸隱、保護，是海氏所謂的「泰然處之」（Gelassenheit）和「虛懷敞開」（Offenheit）（參閱《泰然任之》（Gelassenheit），德文版，第23頁以下）。如果說「大道」是「顯—隱」即「解蔽—遮蔽」之二重性的差異運作，那麼，詩與思就是兩種各有所重的應合方式：詩合於「顯」，而「思」合於「隱」。另一方面，就這兩種方式都不外乎是「應合」，是「跟隨道說」而言，它們又是合一的。這就是海氏在本書中多處討論過的詩與思的「近鄰關係」（Nachbarschaft）。所謂「近鄰關係」，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所以海氏也說是「親密的區分」。「大道」（「道說」）之二重性是「親密的區分」，詩與思也是「親密的區分」。

眼下世面上對海氏的「詩—思合一」的觀點多有張揚，且多半對之作一種浪漫美學的發揮。對於後期海德格的思想，人們確實容易產生出比較輕佻的看法，而放棄了沉潛的思的嚴格性。在《走向語言之途》一書的六篇文章中，海氏的思索往往以對詩人的詩作的獨特闡釋展開，特別是對特拉克爾（Georg Trakl）、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等詩人的作品的闡釋。圍繞著格奧爾格的詩句「詞語破碎處，無物存有」，海氏在本書中用兩個篇章來加以反覆的吟詠和沉思。別的不說，這一番體悟功夫實在也是十分驚人的。本書中，海氏充分地踐行了他的「詩—思合一」的觀點。

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中，自柏拉圖以降，詩（藝術）的地位一向是被貶的，是不能與「理想國」之王的思抗衡的。詩與思被認為是兩個領域的不相干的事情。尼采也許是出格的，但尼采身上具有的哲學家的自負和詩人的顛狂也毫不含糊，簡直是分裂性的。海德格能夠冷靜地、詩意地思，並且明白提出「詩—思合一」，這還是前所未有的。實際上，所謂「詩—思合一」，含著強烈的反動性，是反對傳統形而上學，反對文化中的等級制的。這從海德格之後當代西方思想的發展，特別是所謂「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中，尤其獲得了顯明。

就事情本身言，詩與思均應合於「大道之說」，有近鄰關係，是平等的。但總的看來，作為思想家的海德格還是強調和提倡「思」的。因為海氏似乎認為，在現時代，文化的創造性的一面，「上升」的方面，即「詩」的方面，大抵是太張揚了些；而保護性的一面，「下降」的方面，即「思」的方面（而不是哲學思維）就顯得貧困。矯枉過正，需要提倡沉思。

這裏我以為需要指出一種流行的誤解，一種浪漫美學的誤解，即把海德格之後期思想納入浪漫美學或詩學的範疇，認為海德格的意圖是要以「審美解放」意義上的「詩學」來對抗當今世界的狂熱的技術化。這種誤解不但國內有，國外也有。而實際上，海德格均在「無蔽」（即希臘的□）這個題目下來討論詩和技術的，也就是說，海氏是把詩和技術看成同一區域中的事情的。詩和技術都在文化（語言）的「顯」的、「上升」的、創造性的一面；只不過，詩是一種原始的「顯」，而技術則離開源泉日益遠了，已經飛離大地了，反倒作為一種「座架」（Ge-stell）來控制人類了。如是看，詩與技術就不是背道而馳的，詩倒是技術的基礎，技術則可以說是詩的「上層建築」。無論如何，技術的困境不是從詩出發能夠求得解救之法的。這是海德格對現代技術的沉思的獨特和深刻之處，也是那些浪漫主義的美學主張所不能達到的境界。海德格地地道道是反浪漫美學的。

《走向語言之途》一書的內容十分豐富，也極其艱深，在此不可能一一表過。上面所述，有幾分觸著了邊際，或者乾脆就是沒有摸到癢處，自也難說。翻譯實在也是海氏所說的「語言轉換」。在此轉換中，譯者深感「說」的困惑和艱難。畢竟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本書的第三篇「從一次關於語言的對話而來」是海德格與日本學者手冢富雄的對話，其中亦大談東—西文化之傳通的困難，大談從「家」到「家」的對話的「危險」。該文是東西文化比較的一則典型實例，殊可參照。對於日復一日忙碌於搬弄西方的概念而幾近無暇自省的眼下的中國人來說，特別可以引為借鑑。

最後還就譯事說幾句。本書的翻譯最初是為準備我的博士論文而做的，先並沒有想到出版。初譯是比較有趣的，後為付印，校改工作則很是費力。

海德格的這本著作出奇的難解。在貌似短小精悍的語句裏，有的是晦澀曲折的義理。海氏所喜歡玩弄的詞語遊戲固然頗多機智，時時體現著「思」的嚴格和「說」的莊重，但譯者如我，卻是往往要徒喚奈何的了。許多時候，譯者被逼到了「不可說」的邊界上。

考慮到海峽彼岸的讀者的閱讀方便，我遵從出版者的意思，在對一些術語和人名的翻譯上，採用了台灣方面通行的譯法；但也只限於以下少數幾個：das Sein（「存有」，而大陸一般譯為「存在」）；das Seiende（「存有者」，而大陸一般譯為「存在者」）；das Dasein（「此有」，而大陸一般譯為「此在」或「親在」）；德國詩人Holderlin在大陸通譯為「荷爾德林」，現在改譯作「賀德齡」。譯者衷心地希望隨兩岸文化交流的擴大，如此這般的傳達上的具體障礙會很快得到消除。

海德格的著作一般是少見有註釋的。本書最後一篇文章有較多的「原註」，多半也是註明可參考的書目而已。而且據說海氏是反對人們對他的著作加註的。儘管如此，譯者還是很笨拙地加了一些註釋，多數還是為了說明翻譯上的困難和理由。書中註釋，除標明為原註者之外，即為譯者斯加。文後的「人名對照表」也是譯者做的。

我所採的版本是納斯克出版社（Verlag Guenther Neske Pfullingen）於1986年出版的第八版。翻譯時參考了彼得．D．海爾茨（Peter D. Hertz）的英譯本（On the Way to Language, Harper&Row Publishers，1971）。書中第二篇文章「詩歌中的語言」曾由倪梁康學兄譯成中文，我譯時亦參照了他的譯文，且多有掠美。第三篇文章初稿譯出後，廖立文先生十分認真地審讀了前面一部分譯文，並且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他的虔誠的學問態度令我感動。文中一些希臘文請教了陳村富教授。

在此謹向以上諸位先生表示我的衷心的謝意。

值此機會，我要特別向熊偉先生表達我的感激的心情。過去五年間，熊偉先生的不斷的鞭策是我進學的基本動力之一。

1993年2月10日凌晨l時於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