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體系(BD0040)
Le Systeme Des Objects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尚．布希亞
       M. Jean Baudrillard
譯者：林志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06月25日
定價：360 元
售價：28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92頁
ISBN：9571323209

【譯序 1｜譯序 2｜譯序 3｜導論】

▼  譯序 1

描繪一個不存於任何地方的圓周

在這本書所置身的翻譯系列裏，常會出現一篇「導讀」作為譯作前引。然而本書所談的正是消費的時代，而書本、思想、對消費社會的批評本身當然也有可能成為消費物品（「我們文化體系的整體建立於消費之上」——這是本書的結論之一）。如果「導讀」成為一個取代物品的使用手冊（mode d"emploi）或是reader"s digest，將是本書的一大反諷。況且「導讀」中的「引導」，蘊涵著一項權力關係：讀者（像小孩）是要被引導的，讀法是要被規範的（不論那是作者的意圖、譯者或「導讀」者所推薦的方式）。一本書，即使是譯作，應該可以自己為自己辯護吧！一本談「物的體系」和人與物間關係的書，是不是也歡迎一個和讀者之間的開放關係：（個人）使用、（學術）應用、批評的啟發，甚至擁有、收藏、或是（變態）慾望關係？其實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讀者去建立和書本某一種特定關係或所有以上談到的關係，如果那不是一種對權力關係的信仰？或是一個文化體系的系統性宰制？

那麼，還能作些什麼呢（Que faire？）

我找到了一個（脆弱的）平衡點，在書的正文前，提供一篇有關布希亞（我所認識的布希亞）和本書的「歷史性」介紹，因為歷史正是符號消費在一個物品身上所要「抽象」之物。在書末，則提出一篇個人的「閱讀」（lecture），以供有興趣比對者參考。當然，沒有任何事物阻止讀者跳過這兩篇「邊際」產物去讀正文，同樣的，也沒有任何事物能（先驗地）阻止讀者跳去正文，把這兩篇連起來當作譯者的digest。這裏提出的只是一項遊戲規則，而任何遊戲總是須要規則（不論我們遵不遵守它，或是遵守到什麼樣的程度）。讓我們來嘗試：

一、「他在所有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

1990年中，譯者初到法國，決定比較研究巴特的《流行的體系》（Systeme de la Mode, 1967）和布希亞的《物體系》（Le Systeme des objets, 1968，去年底已有英譯本出版）。大約是那時候吧，我掛電話到南特禾（Nanterre）大學社會學系詢問布希亞的授課情況，才知道他已經退休（布希亞在南特禾大學教學時期為1966-1987）。

「那麼我在那裡可以找到他呢？」

「我一點也不曉得。他在所有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Il est partout et nulle part）

這似乎是一個布希亞式的回答。

和布希亞本人首次見面，仍是同一年的冬天，卻是在艾菲爾鐵塔上。那是一個為了紀念巴特逝世十周年而舉行的「巴特與攝影」討論會。主辦人在致詞時，談到巴特曾稱艾菲爾鐵塔為一個使我們能看而本身又是被看的物品，所以特別選這個地方開會。在會場裏，我偶爾望望在晨霧中靜靜流的塞納河，偶爾也會去和那些看來有點情緒低落的觀光客組成的零散群體交會（在鐵塔平台另一端，播放著和巴特有關的影片，之旁還有一個三度空間的全像錄影[hologramme]）。後來有人和我說布希亞本人就在會場上。會中休息時，我出來憑著相片上的記憶找到了他，和他說明了我的研究意圖。他顯得有點胖，中等身高而且壯碩，穿著西裝，但不打領帶，讓襯衫口開著。（後來我觀察到來會談的學者分為兩類，一群西裝筆挺，一群則有68遺風（？），穿了西裝外套但不打領帶，且讓襟口開著，當然女性又是不同）。談話的時間不長，內容也在記憶中模糊了大半。但記得布希亞說他過去一段時間常和巴特往來，還曾一起去聽沙特的研究課（seminaires）。《物體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過他還是蠻關心地問我進行的怎樣。後來我和他要了電話，看著他走進電梯裏，和他花去不少筆墨寫的「群眾」一起下樓消失。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布希亞，已故的巴特成了中間人，佈景則是攝影、觀看和被看的機器、它所生出的群眾，事件則是布希亞意料之外的出現和消失。

再一次見到布希亞，是在一個有關「波士尼亞戰爭和媒體效應」之類的座談會上，確切時間忘了，但這不重要。在座的還有其他知識分子，也許有Paul Virilio（或者他說要來而沒來）。這次，塞納河上的晨霧換成了布希亞頭上撩繞的煙蕈，我看到他重複地說和聽一些熟悉的主題和調子，似乎顯得寂聊無奈。（這時我已熟讀了布希亞的所有作品，也知道「重複」在他書中的地位）。會後我去和他打招呼，這時我也世故多了，大概不再期待聽到什麼特別的說法。不過話題圍繞著有人想要邀請他去台灣講學一事：

「這位『朋友』還沒有打電話來。」

（看來他似乎有些興趣來台灣看看。）

「你還有我的電話號碼嗎？」布希亞問道。

「一直是同樣那一支？」

「是的。」

「總是要打電話，碰到您的電話答錄機？」 （這時我已領教過他著名的答錄機遊戲規則——他總是在所有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

「是的，就是這樣！」

（當然，就像所有有意義的事物，這個號碼後來也成為一個遺失之物[objet perdu），也許它有一天會再出現？）

後來再聽到布希亞的消息，（收音機上的訪談除外），則是一位朋友的姊姊過生日，他也出席了晚會，聽說那天他表現的「很可愛」（bien aimable）（「有三個知識分子在場，我就溜了，」布希亞在兩三個地方說過這個有名的句子）。而人家會和我說這些，也是知道我正在進行布希亞的中譯。

以上便是我和布希亞本人的一些「相遇」（rencontre）和「非相遇」（non-rencontre）。

二、「祖父在死時[才]停止工作：[他是]農夫……」

關於布希亞的生平，我們知道的不多。不過資料也慢慢地在增加。

1929年7月，布希亞出於巴黎東北城市杭斯（Reims），該市為法國香檳酒廠的重要據點，並有一座著名的哥德式大教堂，過去法國王室大多在此受加冕禮。

比較有力的家族描述，可以在他的《酷回憶Ⅱ》（Cool memories Ⅱ 1987-1990）裏找到：

祖父在死時[才]停止工作：農夫。父親在年紀到達前就停止了：公務員，提前退休（他付出的代價是致命的疑病症，但事情必得如此）。我呢，我從未開始工作，因為很快地便達到了一個在邊緣和有大量閒暇的職位處境：大學教師。孩子們呢，他們連小孩都不生了。就這樣鏈鎖反應下去，直到懶惰的終結階段。（頁17）

在這一段文字裏，布希亞倒不是在自敘其社會系譜（對社會學家的社會來源，人們總是很有興趣，比如Pierre Bourdieu的處境，不過在後面我們可以看到，布希亞並不希望自己被稱為「社會學家」）。這一段的上下文倒是一篇布希亞的「懶惰頌」。下文他接著說：

這種懶惰的本質是農民式的。它的基礎建立在一個功勞報償和「自然」平衡的感情上。從來不要作大多。這是一項慎重和尊重的原則，對象是工作和土地的對等：農人有所付出，但是是由土地和神祇來給與所餘之物：（那是）最本質必要的。這個原則尊重的是那些並非由工作而將永遠不會由工作而來之物。

隨著這個原則而來的，是對命定性的傾向癖性。懶惰是一種致命的策略，命定性是一種懶惰的策略。也就是由它身上，我得出一種既極端又懶惰的世界襯。不論事情如何演變，我也不會去更改它。我憎惡我身邊市民們的擾攘活動、他們的主動積極、社會責任、野心、競爭。這些是外原的、城市的、有競爭力有表現的、自命不凡的價值。這些是工業文明的品質。懶惰呢，則是一個自然的能量。（頁18）

一位中文的讀者也許會說布希亞是在談「無為」之道。然而他的英美讀者並不作如此想。他們認為他頌揚了農民的品德，要求人重視他的農民出身。因此布希亞的一位重要的英語詮釋者甘恩（Mike Gane），便是如此去理解類似的一段自我呈現（這是一段訪談）：

MA（Mike Gane與Monique Arnaud）：可以和我們談您的青年時代嗎？您的父母親以何維生？首先對您在知識上有影響力的，是那些人呢？

我的祖父母是農民。我的父母親變成了公務員。這是一個家庭傳統的發展方式，也就是說他們離開了鄉下，到城裡定居。我可以說是部族裡第一個去作點讀書習業的人，當我離開它去發展的時候，可以說是一個決裂點。除了這些，我沒什麼好說。我並不是在一個知識環境裡長大的——在我身邊什麼也沒有——我的父母就是他們的樣子，連小布爾喬亞都談不上，或者，也許可以說是很低階的小布爾喬亞。那不是一個有文化的環境。為了補償這一點，我在高中階段極度用功。那是進行一大堆原始聚積的時候。那是我在生命中，真正努力用功以大量獲取的一段時間。在此之後，我便和父母親決裂了。這個脫離[父母家庭]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脫離父母親之舉動，建立了一種決裂的模式，之後又以位移的程序，影饗了其它事物。我總是存在於一種虛擬的決裂狀態中：與大學[決裂]，甚至與政治界[決裂]，而後者，我總是可以只在一種保持距離的方式裡，被捲入其中。因此在我的童年、青少年等等時期裡，存在著一種原型。我沒有進高等師範（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我參加了高等教師競試（agregation），但沒考上。所以我也沒有成為一個擁有此種頭銜的人物（agrege）。我在1960年代進了大學，但那由一條迂迴的路進去的。總而言之，以一個正常的職業生涯而言，我總是沒有命中目標，其中包括我從來沒有昇到教授。我說這些，一點也不是要和人針鋒相對，因為這就是我所要的。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小遊戲，我說，我要的是某種程度的自由。那也是那時代，我那一輩人有時會有的想法。你靠什麼都可以維生，而能量來自決裂。而今天就完全不同了。那是為何我和大學搭不上調的原因：即使和學生之間，不論什麼事，誘惑啦和所有那一大套，那時都有一種共謀感，這種感覺持續了十到十五年，然後全都變了，大學變成了一個陌生和令人厭倦的環境；在這種世界裡，我一點也無法作用。我很幸運。可以在六七零年代裡。生活在南特禾大學，那是它最好的時光。一旦這些結束了，我們便大為悲嘆。這一點也沒有作好，我們便憂鬱起來。事情便是這樣。但後來事物變得死氣沉沉；它們變得像是葬禮一樣，陰森森的，連南大都一樣。所以我就離開了。我實在應該早點走開的。但這一點我也沒有作得很成功，而且我也不像是要重新起家。我不認為那時候，我那一輩人裡，有許多重新起家的成功例子。因此今天真的是……因為那時代，在那裡的人，我們的導師，不過，他們老實說不是老師，而是父親，那時候都死了。一整個時代的精神都消失了。我不想對這些有什麼懷舊情緒。相反的，回顧起來，我比較是覺得幸運，可以在那樣的時候，在那樣的環境裡的，生活於南大，巴黎。所以我沒什麼好抱怨的。話雖如此，所有的事物都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