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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2
（描繪一個不存於任何地方的圓周）
當人們問他如何自我「定位」（別忘了「定位」往往是一種化約），布希亞的回答則是一個反定位。問題如下：
DG／DS（D. Guillemot與D. Soutif）：您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作家、詩人，以上皆非或以上皆是？
我既非哲學家亦非社會學家。我沒有遵循學院生涯軌跡，也沒有遵循體制步驟。我在大學裡教社會學，但我並不認為我是社會學家或是作[專業]哲學的哲學家。理論家？我很願意；形上學家？就極端的角度而言才是；人性和風俗德行的思索者（moraliste）？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從來就不是大學學院式的，但它也不會因此而更有文學性。它在演變，它變得比較不那麼理論化，也不再費心提供證據和引用參考。
布希亞這裏的回答和《致命策略》（Les Stategies Fatales, 1983）一書相關。在該書的袖珍版正文前，編者附上了這一段訪談，並且聲明布希亞是一位「無法歸類的」思想家，而其作品有時使人感到困惑。然而布希亞在台灣（承襲英美而來。不過英美的閱讀本身也在轉向，比如96年剛出版的布希亞討論專書Charles Levin, Jean Baudrillard: A Study in Cultural Metaphysics,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Europe, 1996）。《物體系》在該書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量討論和引用），慣常為人當作擬像（simulacre）理論家和後現代思想家。對於前者，布希亞曾說過：「去斷言說『我們是在模擬階段（state of simulation）中，』會成為沒有意義的事，因為在那時候，我們進入了一個像是死去一般的階段。當你認為你是在模擬的階段時，你已經不在那兒了。這裏的誤解在於把像我的這種理論，轉變為一個參考權威。而在此處不應該有任何參考權威。」布希亞這裏是在談論一些紐約的藝術家，他們引用了布希亞的理論，卻只是單純地重說或複製一般人熟悉的擬像模式。關於他在美國被稱為後現代理論家，他說：「對於這種『後現代的』詮釋，我也不能作什麼。那只是一種事後的拼貼。在擬像、誘惑、和致命策略這些概念裏，談到了一些和『形上學』有關的東西（但也沒有想要變得太嚴肅），而『後現代』則把它化約為一種知識界的流行效應，或者是因為現代性的失敗而產生的症候群。由此來看，後現代自己就是後-現代的：它自己只是一個膚淺模擬的模型，而且只能指涉它自己。」
在這裏，我們好像要進入一場沒有終結的辯論了（而這將遠離我們原先設下的遊戲規則）。布希亞當然是在流變中的，但他像是他人所說的一樣是一隻「變色龍」嗎？再提供一個布希亞式的說法吧：
廿歲是想像科學家（pataphysicien）—三十歲是境遇主義者（situationniste）—四十歲是烏托邦主義者—五十歲橫越各界面—六十歲搞病毒和轉喻—我一生的故事。（Cool Memories Ⅱ, 頁131）
三、雙螺旋之前
讀者或許已經發現，當我們在談布希亞其人時，所使用的主導圖形是由尼可拉．德．庫斯（Nicolas de Cues, 1401-1464）常提到的無限的圓——因為直徑無限，所以任何一點都是它的圓心，而它的圓周不存在任何地方。這個圖形常被人用來談唯一而普在的神（而德．庫斯將它轉用來談宇宙）。當然我不是要說布希亞像神。當我聽到南大社會學系辦公室那句回話時，我的反應比較是一種諷刺的感覺：既在所有的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那便是在收音機、電視這一類的大眾媒體之上。（他不存在，他只被媒介。）或許，今天的電腦網路（internet）和虛擬現實也符合德．庫斯這個說法（前述Charles Levin也提到同樣的現象，但他用這一點來談現代「物體系」的「底層」結構，而不是去連接形上玄想，這對他的作品標題《文化形上學研究》是一個反諷。見前引書，頁48-49）。
然而，要去談布希亞的概念發展時，這個無限大的圓就不適合了（在一個無限的圓中，時間性是不存在的）。布希亞自己提出的圖形是一個類似DNA構造的雙螺旋：
由《物體系》到《致命策略》的雙螺旋：一個是朝向記號、擬像和模擬領域的普遍旋曲，另一個則是在誘惑和死亡陰影下，所有記號的可逆轉性質。在螺旋線上，這兩個範式各自分化，卻沒有改變它們的對立位置。」（「由物的體系到的物的宿命」[Du systeme des objets au destin de l"objet]，收於《他者自述》[L"autre par lui-meme, 1987, 頁68-69]）
在這樣的圖形之下，布希亞的思考，不像一個無限的圓那樣既親近又不可捉摸，反而是一個穩定的體系（DNA）。當然雙螺旋有它的詭異處，比如旋曲貼近處的扭曲平行。但基本上，布希亞本人構想這個雙螺旋時，把它想成上昇速度一致，不然它所要表達的對立性思考（pens dualiste），便會有更不平衡的後果。這樣的基因隱喻，也說明了《物體系》在布希亞思想中所佔的啟動生衍地位。這本書一直未有英文翻譯，是否也影響了英語世界對布希亞的解讀呢？
進一步去追溯布希亞的雙螺旋，便會超出我們在一開頭立下的規則。這裏只是去問，如果DNA是思想的秘碼組合，那麼在它形成以致去規劃生成之前，其本身的組成由那些片段的元素而來？也就是去問，在布希亞在出版他第一本書以前，他作了些什麼，而這些事情如何供獻於本書的形成？
布希亞最早的出版為1962年。那是三篇書評，發表在沙特創辦的《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上（布希亞早年頗受沙特影響）。這三篇分別為「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小說」，討論意大利作家知名的三部曲《被砍殺的子爵》（Le Vicomte pourfendu）、《棲息枝枒的男爵》（Le Baron perche）、《不存在的騎士》（Le Chevalier inexistant）；「《火焰的獵物》」（Le proie des flammes），談的是威廉．史帝龍（William Styron）的小說；最後一篇則是「烏威．強生：邊界」（Uwe Johnson: La frontie）。
在這些文學評論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些布希亞後來將會發展的主題。比如卡維諾筆下無血無肉的騎士阿吉魯爾夫（Agnulfe），就像唐吉訶德，他生活的世界中，「不再有騎士冒險故事，他所代表只是一個儀式化的、方法性的法利賽主義，一個從此不再有價值的階級。」在這個針對空洞儀式的批評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模擬」程序的運作。至於《火焰的獵物》一書中的罪惡感，布希亞則將其詮釋為一個豐產社會中，「文化剝落現象的無情揭發。」小說中體現惡魔的尼采式人物，馬松，被當作是「表達了北方國家的勝利主義式罪惡感，而它以金錢來進行瘋狂的合理化程序，去超越了南方國家苦難中的罪惡感。」至於德國作家烏威．強生的小說，談論的則是社會主義和它在東歐的實現。一位東德的工人，他的姐妹在西德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工作。工人拒絕為東德充當間諜之後，她卻來到東邊，一夜長談，話題圍繞著意識形態和實踐問題。之後，工人去到西邊，但無法接受西方，他又回到東德，第二天早上，卻「在他每日工作的地點，」被火車頭撞死。整個故事其實是在解釋他的死因，但作者有意地不作終結性的詮釋。布希亞的意見如下：「這本書中沒有宿命（亦沒有一點警探小說的神秘氣味），只有一個記號：它代表了人對他真實行動手段的真實不適應，代表了新的社會和它所要求的新人之間的不對稱。」
在布希亞對卡維諾小說的評論中，我們看到了他對奇思幻想的興趣。他對史帝龍小說的分析，則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和心理分析提問法間的關聯。至於他他對烏威．強生的寫作方式的詮釋，則將我們帶到一個和《物體系》更接近的場域：物品的描寫。強生對物品的描寫，不像新小說一樣追求「客觀」描述，而是在談它們的社會用途，且把它們回復到它們在生活和功效上的複雜性之中。對於布希亞，這一點才是強生小說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強生把他的社會主義置於物品和它們的使用之中：一種手工藝式的馬克思主義、熱情的理性、奉獻於事物的細節，卻對高高在上的體制感到懷疑。」在他的詮釋裏，我們可以看到布希亞正在投射他未來的提問方式：回到人和物之間的根本關係，以便明確地瞭解現代人。他肯定地說：「使他們感到興趣的是轉變的明確化和日常實踐。這是在社會主義下生活的人的問題，也是我們的問題。」
布希亞的學問養成，有一大部分功夫是下在德國文化的研究上（etude germaniste）。1963年，他編輯了一本文集，稱為《德國人》（Les Allemands, 其中的圖片由Ren Burri攝影）。這本書主要是綴集法國人對德國人和德國人對他們自己所下的評語。在他所寫的前言裏，布希亞提到了「德意志魂」的神話學研究。事實上，這本書的可以當作是一個民族神話的材料彙編。這種以民族為單位去研究文明的興趣，後來也得到了發展。（主要是在1986年的《美國》一書中）布希亞對當代德國的判斷是，西德為了清洗納粹罪行遺下的罪惡感，便由「金錢、利潤、和消費中去自我超越。」許多引文被選出來肯定這個觀點，比如德國作家馬丁．瓦澤（Martin Walser, 1927-）的說法：「僱員和工人不再是在生產體制中被剝削，這種天真的資本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他們是在消費中被剝削。透過新需要的微妙暗示，他們成為一種被給予的慾望的奴隸，而他們還以為那些慾望是他們自己的。」另外，還有一小段文字也值得一提。在一個幽默的片段中（未註明作者，因此應該是出自布希亞本人的手筆），布希亞描述了德國日常生活中可以遇見的事物。物品，比如枕頭、或是自動販賣機，會說話；它們以一個熱情的聲音祝福您：「好好睡！」，或是和您說：「多謝！再見！」在這之後呢，布希亞穿插了一個句子：「我們別忘了，每當德國人為人作了一件再小的服務，一定會熱心固執地以Bitte sch!（請）來回答即使只一點點的Danke sch!（謝謝）的表達，用這種方式，來消除每個人心中的罪惡感。」機器人性化了，這時人也同樣變得自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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