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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譯者：孫周興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03月03日
定價：520 元
售價：41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512頁
ISBN：9571324590

【譯序 1｜譯序 2｜前言｜導讀】

▼  譯序 2

現代的一些語言學家和哲學家亦從各自的角度思及這樣一個「存有—語言」的維度，為海德格的觀點提供了支持的證據。本世紀法國著名的語言學家邦文尼斯特（Benveniste）指出：亞里斯多德哲學中的「十範疇」乃是「一種特定的語言狀態的觀念反映。」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es Gernet）亦認定，希臘語言有以下兩個基本特點：一是體現在語言使用中的「範疇」；二是「存有」觀念的根本性意義。（參看謝和耐：《中國和基督教——中國和歐洲文化之比較》，中譯本，第347-348頁）由此足見「存有問題」和「存有論」對於西方—歐洲文明的獨特性。謝和耐並且進一步從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角度，分析了中國—漢語文明的特殊性。他說，雖然印度思想的道路不同於希臘的道路，但它也是建立在一整套語言學的範疇之上的（梵語也是一種屬於印歐語系的語言），是特別重視「存有」觀念的；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國文明，中國文明是建立在一種與印歐語言完全不同的「語言模式」之上的。漢語不同於印歐語系，它既沒有「語法」範疇，也沒有表示「存有」的繫動詞，因而在漢語思想中沒有形成超越的「存有」觀念。我們知道，漢語中的繫詞「是」是晚出的（約在東漢末年），而且是從指示代詞轉化而來的，不同於西文中經過不定式的抽象的繫詞「是」。這在語言學上已有相當明確的定論。

德國 20 世紀著名的語言學家約翰納斯．羅曼（Johannes Lohmann）也指出：中國沒有「存有論差異。」（Ontologische Differenz），不可能形成「存有論」。羅曼認為，在印歐語系的語言中，「存有論差異」是明確地體現在語言結構和語法形式中的，而在漢語中則不然。在古代印歐語言中，名詞和動詞是由詞根與詞尾組成的，詞根表達概念內容，詞尾表達概念與事物的關係，所以，在名詞和動詞形式中就表達出存有與存有者的關係，反映了「存有論差異」，即存有與存有者的「邏輯—存有論上的差異」。而在漢語中，特別是在古漢語中，詞類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概念與客體之間的區分是模糊不清的，也沒有形成印歐語言中那種「主—謂」陳述結構（也即繫調的不發達）。因此，羅曼認為，漢語中沒有形成西方式的「存有論差異。」（參看柯克曼思編：《論海德格與梧言》，英文版，第303頁以下：亦可參看拙著《說不可說之神秘——海德格後期思想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二章第二節）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存有」問題不但是西方哲學文化的一個根本問題，而且在現代這個「普遍交往」的世界化時代裏，它也已經呈現為東—西文化比較研究中的一個根本問題了。

本書初版於1967年，由維多里奧．克勞斯特曼出版祉（美茵法蘭克福）出版，後被輯為海德格《全集》之第九集，於1976年出版。我的譯文是根據1978年擴充審訂版做的。凡能找到英譯文的篇目，我在翻譯時盡量作了參照。只可惜其中許多篇目尚未見有英譯文。

與前幾本在台灣出版的譯著一樣，我在對一些術語和人名的翻譯上，採用了台灣方面通行的譯名；但也只限於以下少數幾個：das Sein，大陸一般譯為「存在」，現改為「存有」；das Seiende，大陸一般譯為「存在者」，現改為「存有者」；das Dasein，大陸一般譯為「此在」或「親在」，現改為「此有」。人名如德國詩人Holderlin，大陸通譯為「荷爾德齡」，現改譯為「賀德齡」；丹麥哲學家Kierkegaad，大陸通譯為「基爾凱郭爾」，現改譯為「齊克果」。

譯文中的 [ ] 用於標示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中文翻譯；有必要註明的德文原文則用（）標示。書中的「註釋」包括海德格的「原註」和譯者所加的「譯註」，除在文中標明為「原註」者外，其餘均為「譯註」。書後的「人名對照表」是譯者做的，凡在文中出現的人名均已收入此表中，以備讀者查考之用。

本書中的「形而上學是什麼？」和「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兩文，曾由我尊敬的老師、原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熊偉先生譯成中文，分別發表在《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邏輯》（商務印書館，北京1982年）和《現代外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存在主義哲學》（商務印書館，北京1963年）上。熊偉先生的這兩篇譯文無疑是精采的，而且可以說是很有特色的。我這次對這兩篇文章中作了重新翻譯，僅僅是為了追求全書譯文風格和思想術語的統一；自然，在重譯過程中，我對熊先生的譯文頗多借鑒。我想，熊偉先生在天之靈是會同意我輩後學的這種做法的。

又，我在編譯《海德格文選》（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時，曾約請吾友倪梁康博士譯出本書中的「面向存有問題」一文。我這次徵得梁康學兄的同意，在他的譯文基礎上重譯此文，同樣也是為照顧全書譯文風格的統一。在我審校全書譯稿時，正值梁康學兄在杭，幫助我克服了譯文中的一些難點。我在此感謝他的熱情的支持，也感謝他長期以來在學業上對我的兄長般的幫助。

如上所述，本書可以說是海德格對西方形而上學歷史的長期反思的成果，故在本書中出現了大量希臘文和拉丁文，不但有個別的字句，而且有整段的文字，對我構成一大難題。我在這兩門語言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修養。因此，若嚴格講來，我個人是不足以勝任本書的翻譯的。在此我特別要感謝瑞士巴塞爾大學海因里希．奧特（Heinrich Ott）的大力幫助。奧特教授在杭講學期間（1995年10月下旬），為我解決了這兩門古典語言方面以及其他翻譯理解方面的部分困難，此外又與我共同主持了幾次研究生討論班，研討與本書相關的幾個題目，對我的翻譯是大有促進的；後又通過書信，幫助我把本書第三篇文章的一些拉丁文句子譯成德文。除奧特教授外，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張竹明教授為我解決了本書第八篇文章的希臘文方面的部分困難；浙江省天主教杭州教區朱峰青主教為我翻譯了第五篇文章中的兩段拉丁文。由於上述海內外專家學者的友情支持，使本書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成為一項集體的成果。我在此譯向各位專家表示我的謝意。

最後，我一如既往地感謝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吳昌杰先生對本書之出版所提供的幫助。要是沒有他們的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恐怕不會在近期內下決心去完成這部繁難的譯著的。

因為譯事的繁難，我也特別希望讀者們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