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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哲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伊恩‧弗格森
       Iain Ferguson
譯者:宋治德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09月27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32開/平裝/336頁
ISBN:9789571379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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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文摘錄

第一章  心理健康的危機
第一節  導言


美國激進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一九五○年代末的文章中,把他所謂的「私人難題」(private trouble)和「公共議題」(public issue)區分開來。以失業為例,他提出:

「在一個十萬人口的城市中,只有一個人失業,那就是他的個人難題。為了幫助他,我們妥善地檢視這個人的性格、技能、以及他當前所能接觸的機會。但是在一個五千萬名受雇者的國家,有一千五百萬人的男性失業,就是一個議題,我們也許不能指望,在開放給所有人的機會當中,可以找到解方。畢竟機會的結構崩解了。為了找出正確的問題陳述和可能解方的範圍,我們就不得不考慮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不僅僅是零星個體的處境和性格。」

心理健康的危機已成為二十一世紀重要的「公共議題」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現在全球有三點五億人受到憂鬱症的影響,到了二○二○年,它將成為失能的主要成因。 根據二○一四年歐盟國家的社區研究數據和統計,我們發現,在冰島、挪威和瑞士,十八至六十五歲的成年人口中,有百分二十七在過去一年至少曾罹患過一種類型的心理疾病,包括濫用藥物、思覺失調、憂鬱症、焦慮症和飲食失調等引起的問題,估計受影響人數有八千三百萬人。 在英國,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在某一年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在我國,心理健康問題成為最龐大的「負擔」——占全部疾病百分二十八,而癌症和心臟病各占百分之十六。

然而,這種負擔完全不是平均分散在人群中。正如英國的心理健康基金會(Mental Health Foundation)二○一七年的一份報告所顯示,如果你是窮人或低收入者,你有心理疾病的機會便大得多:「人口學上最重要的差異與家戶收入和經濟活動有關。據報告,生活在最低家戶收入水平(低於一千二百英鎊)的人,有近四分之三在一生中都有過心理健康問題,相較之下,最高家戶收入水平(超過三千七百零一英鎊)者只有百分之五十九。」

對於失業的人來說,有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則更高:「據報告,目前失業者有絕大多數(百分之八十五)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對比之下,有償就業者則是百分之六十六(全職工作者是百分之六十一)、退休人士為百分之五十三。」

這一數字之所以特別高,很可能是自二○○八年的金融崩盤以來,政府不惜一切代價要令失業者和失能者找到工作而令他們面臨巨大壓力,這種壓力透過殘酷刪減和終止救濟制度而更為增強。在英格蘭的心理健康服務被刪減百分之八的時候,心理健康團隊收到的轉診率則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一位重要的心理健康政策學者寫道:

財務問題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連結,對於在心理健康領域的工作者而言是眾所周知的。失業、收入下降、無法應付的債務、住房問題和社會貧困,都會減低幸福感和韌性,並造成更多的心理健康需求和酗酒問題、更高的自殺率、更大的社會隔離和更糟的身體健康。舉一個例子,百分之四十五的負債者有心理健康問題,而沒有負債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四有狀況。此外,總體經濟衰退,不但影響一些成人的心理健康,也影響他們孩子的心理健康。大量的研究證實,整體經濟衰退和失業對於自殺和自殺意念蔓延的比率有所影響。

在希臘,歐盟機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二○○八年金融崩盤以來實施殘酷的緊縮政策(「左翼激進聯盟」〔Syriza〕政權自二○一五年上台後繼續執行),某位主要的執行人還稱其為「精神上的坐水凳」(mental water-boarding)。健康經濟學家斯塔勒克(David Stuckler)在研究中提出緊縮政策對全球自殺率的影響,也就是因「經濟」導致的自殺,「希臘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它曾經是歐洲最低自殺率的國家之一,但現在上升幅度已超過百分之六十」。整體來說,在每一百至一千個憂鬱症新案例中,或是每十次的自殺嘗試,都會有一次自殺成功(在不同國家數據會有差距)。斯塔勒克說:「在希臘,調查顯示憂鬱症病例增加一倍;精神疾病的服務資源不勝負荷;慈善機構的求助熱線來電大幅增加。」

政府砍福利、刪減衛生和社會服務,又聯合媒體宣傳,將失業者和失能者貶低為「社會的寄生蟲」和「懶人」,都對這族群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損害,並導致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增加。而過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戕害了就業者的心理健康。在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壓力因素占了缺勤成因的百分之三十七,也占了所有因健康狀況不佳導致的工作日損失的百分之四十五。 新自由主義計畫的重要元素就是工作強度增加,它是工作壓力蔓延的原因。然而,工會領導層未能(儘管他們有很多機會)有效組織反抗新自由主義的進攻,也是原因之一。在一個有關工作壓力議題的會議上,有位記者如此評論:

我聽得越多,就更加認為,個人的心理健康,似乎已成為更廣闊的對峙戰場。(人們很容易認為,勞資糾紛的第一線,已經從罷工糾察線轉移到個人額頭上的皺紋,即集體的不滿已變成個人的心理交戰。在一九八○年代,每年平均因罷工損失七百二十一萬三千個工作日;但到二○一○至二○一五年期間,這個數字下降至六十四萬七千個工作日。與此同時,因壓力致病而失卻的工作日,卻從相反方向呈指數增長,包括一九九○至一九九五年期間,因職業壓力而損失的工作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從個人層面而不是更廣闊的勞動力層面來看,壓力似乎取代了像不正義、不平等、挫折等較舊的概念。

實際上,很少人可以不受競爭的無情壓力所影響,到了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壓力就變得更為強烈。根據上文引用的心理健康基金會報告,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受訪者自稱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

這是社會上兩個主要群體的問題。一方面,這對資產階級來說是個問題。正如英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哈曼(Chris Harman)所說:「資本家希望有心滿意足的工人而進行剝削,其方式如農夫想要滿足的母牛一樣。」工人不快樂、壓力過大,生產力也較低。因此,近年來全球「幸福產業」增長,並往往得到國家政府和大企業的支持,它們追蹤人口的「幸福」水平,推動大眾以個人化方式來處理壓力(如「正向心理學」)。 然而,除了這些倡議,政府也重複開出空頭支票,說要增加心理健康支出,但兩者都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心理健康危機對於我們眾人來說,是更嚴重的問題。因為世界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除了勞動力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以出賣,由於我們無法控制這個失靈的體系,許多人現在便為此付上健康的代價(無論是精神還是身體)。雖然人們會欽佩服務使用者運動口號所體現的抵抗精神,如「以瘋癲為榮」,有時也可以從精神痛苦的經歷中學到很多,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現實是純粹的痛苦。記者洛特(Tim  Lott)如此撰文討論自己的憂鬱症經歷:「憂鬱症實際上要複雜得多,比起不快樂更為微妙和陰暗——更像是自我的內爆。在嚴重的憂鬱症狀下,你會成為一個半生不死的幽靈。為了讓你知道這是多麼的令人痛苦,我只能說,我三十一歲時失去母親的創傷雖然很痛苦(遺憾地說,她自殺了),但比不上母親去世前幾年我所罹患憂鬱症所忍受的折磨(母親去世時我已復原)。」

即使是在一九六○和一九七○年,反精神醫學運動最著名的人物連恩(R. D. Laing),在他後期的著作中也申明:「我從未將精神痛苦理想化,或將絕望、放蕩、折磨或驚怖浪漫化……我從未否認有些心智和行為模式會讓人痛不欲生。」

將精神痛苦視為疾病所導致的侷限性,將在下一章討論。然而,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個術語的優點在於它是一個評價性(evaluative)的概念——很少人會選擇生病。正如晚年的塞奇威克批評連恩、薩斯(Thomas Szasz)和其他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反精神醫學思想家:「精神疾病,如同心理健康,根本上是一個批判性的概念;或者說可以用來形成批判性概念,只要人們使用它來對既有的社會組織提出要求和施壓。但修正主義理論家試圖移除並弱化精神疾病的概念,這麼一來,縱使心理健康服務改革運動的訴求有多強大,都會難以展開。」

支持和反對塞奇威克立場的論點,將在第四章討論。然而,他論點中無疑正確的是,面對這個情感上悲傷和痛苦的浩瀚海洋,我們不能保持中立。因此,稍後提到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其主要目標不僅是要瞭解精神痛苦,而是要幫助我們解決和改變產生它的物質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