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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1）
前言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無論在中國、日本或西方，都取得了豐富的成績。研究的方法和取向也千門萬戶，人人不同。今天我只能簡要地談一談我自己的研究經驗，供大家參考。
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一般的歷史研究一樣，必須從某些預設或假定（assumptions or presuppositions）開始；如果沒有預設或假定，則思想史的大量文獻僅僅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原始資料，根本無法整理出條理來，更不可能從其中找到思想變遷的歷史線索。我研究中國思想史自然也有一些必要的預設。
首先，我預設思想史的「自主性」（autonomy）：思想和學術（scholarship，包括人文〔humanities〕和科學〔sciences〕），一旦出現即形成了一個自主的精神領域（包括宗教在內），從此一代一代的接著發展下去。我們常說的思想傳統（intellectual
tradition）便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但是另一方面，思想史的自主性是相對的（relative）而不是絕對的（absolute），因為思想世和人的整體生活息息相關的。人的整體生活中任何一部門發生重要的變化都會在思想領域中引起相應的波動。所以研究思想史的人並不能把眼光完全局限在純思想的領域之內；他必須密切觀察其他領域──政治、經濟、社會等──的種種動向。和思想史一樣，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等也都各有其自主性。但由於每一領域的自主性又同時是相對的，這些眾多領域之間必然互相交涉、互相影響。每一時代的思想都必須通過它的整體的歷史背景才能獲得充分的理解，這是今天大多數思想史家的共識。
在上述的預設之下，我對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採取了內外並進的方式：根據專題研究（monographic
study）的特殊需要，我有時強調「內在理路」（inner logic），如《論戴震與章學誠》，有時則重視歷史的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如《朱熹的歷史世界》。
與上述的預設相關，我的研究重點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比較重要的是下面幾點：
一、不但研究上層的經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層的民間思想，尤其關懷上、下層之間的互動。
二、不但探索中國思想史的連續性（continuities）而且也分析它的斷裂狀態（discontinuities）。
三、以我過去的研究工作而言，我的重點主要放在中國思想史的幾個重大的變動時代，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這是四個最有突破性的轉型期。
四、今天研究中國思想史不能不具備一種比較的眼光（comparative perspective），但不能流入一種牽強的比附（forced
analogy）。以下我集中討論關於中國思想史上四大突破的研究過程和結果。
一、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興起是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開端，這是學術界的共識，無論在中國、日本或西方都無異議。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先秦諸子的研究蔚成風氣，取得了豐富的成績。一九七○年代至今，由於地下簡帛的大批出現，如馬王堆帛書，郭店楚簡之類，這一領域更是活躍異常。
這一領域雖然日新月異，論文與專書層出不窮，但從文化史的整體（holistic）觀點說，其中還有開拓的餘地。這是因為大多數專家將注意力集中在比較具體的問題方面，如個別學說的整理、文獻的考證與斷代，以及新發現的文本的詮釋之類。至於諸子百家的興起作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現象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它和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大變動又是怎樣聯成一體的？這些帶有根本性質的重大問題還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我研究這一段思想史，主要是希望對這些大問題試作探求。站在史學的立場上，我自然不能憑空立說，而必須以堅實的證據為基礎。因此除了傳世已久的古文獻之外，我也盡量參考新發現的簡帛和現代專家的重要論著。但在掌握了中國基本資料的條件下，我更進一步把中國思想史的起源和其他幾個同時代的古文明作一簡略的比較，因為同一歷史現象，恰好也發生在它們的轉變過程之中。通過這一比較，中國文化的特色便更清楚地顯現出來了。
一九七七年我接受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上古史》計劃的邀約，寫〈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一章（出於《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於是重新開始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文化與社會的大變動。由於題目的範圍很廣闊，我必須從整體的觀點，進行比較全面的探討。我的主題是「士」的起源及其在春秋、戰國幾百年間的流變，但順理成章地延伸到思想的領域。為什麼說是「順理成章」呢？在清理了「士」在春秋與戰國之際的新發展和他們的文化淵源之後，諸子百家的歷史背景已朗然在目：他們是「士」階層中的「創造少數」（creative
minority），所以才能應運而起，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思想世界。
我在這篇專論中特別設立「哲學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一節，初步討論了諸子百家出現的問題。「哲學的突破」的概念是社會學家派森斯（Talcott
Parsons, 一九○二～一九七九年）提出的，他根據韋伯對於古代四大文明--希臘、希伯萊、印度和中國--的比較研究，指出在西元前一千年之內，這四大文明恰好都經歷了一場精神覺醒的運動，思想家（或哲學家）開始以個人的身分登上了歷史舞臺。「哲學的突破」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同樣適用於中國的情形，所以我借用了它。更重要的是，它也很準確地點出了諸子百家興起的性質和歷史意義。但是必須說明：我之所以接受「突破」的說法，同時也是因為當時中國思想家中已出現了相似的意識。《莊子．天下》篇是公認的關於綜論諸子興起的一篇文獻，其中有一段說：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這是描述古代統一的「道術」整體因「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而分裂成「百家」。這個深刻的觀察，是從莊子本人的一則寓言中得到靈感的。〈應帝王〉說到「渾沌」鑿「七竅」，結果是「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七竅」便是〈天下〉篇的「耳目鼻口」，「道術裂」和「渾沌死」之間的關係顯然可見。
「道術為天下裂」的論斷在漢代已被普遍接受。《淮南子．俶真訓》說：「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這裡的「列道」即是「裂道」；而「儒、墨」則是泛指諸子百家，因儒、墨兩家最早出現，所以用為代表，《鹽鐵論》中「儒墨」一詞也是同一用法。另一更重要的例證是劉向《七略》（收入《漢書藝文志》）。《七略》以〈六藝略〉為首，繼之以〈諸子略〉。前者是「道術」未裂以前的局面，「政」與「教」是合二為一的，所以也稱為「王官之學」，後者則是天下大亂之後，政府已守不住六經之「教」，道術散入「士」階層之手，因而有諸子之學的出現。所以他有「諸子生於王官」的論斷，又明說：「王道既微……九家之術，?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這和〈天下〉篇所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說法是一致的。清代章學誠熟讀〈天下〉篇和《七略》，他研究「六經」如何演變成「諸子」，更進一步指出：「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文史通義．史釋》）所謂「官師治教分」是說東周以下，王官不再能壟斷學術，「以吏為師」的老傳統已斷裂了。從此學術思想便落在「私門」之手，因而出現了「私門之著述」。諸子時代便是這樣開始的。章學誠的論述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領域中發生了重大影響，許多思想史家或哲學史家都以它為起點。
總之，無論從比較文明史的角度，或中國思想史的內在脈絡上作觀察，「突破」都最能刻畫出諸子興起的基本性質，並揭示出其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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