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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與傳統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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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民主(BA0182)
民國百年在即 歡迎一同來思索這百年來的民主進程與中國思想的未來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人文
叢書系列:文化叢書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2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08頁
ISBN:978957135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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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4

 

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2)

總之,無論從比較文明史的角度,或中國思想史的內在脈絡上作觀察,「突破」都最能刻畫出諸子興起的基本性質,並揭示出其歷史意義。

但「哲學的突破」在中國而言又有它的文化特色,和希臘、希伯萊、印度大不相同。西方學者比較四大文明的「突破」,有人說中國「最不激烈」(least radical),也有人說「最為保守」(most conservative)。這些「旁觀者清」的觀察很有道理,但必須對「突破」的歷史過程和實際內涵進行深入的考察,才能理解其何以如此。我在上述論文「哲學的突破」一節中,由於篇幅的限制,僅僅提到「突破」的背景是三代的禮樂傳統,無法詳論。春秋、戰國之際是所謂「禮壞樂崩」的時代,兩周的禮樂秩序進入逐步解體的階段。維繫著這一秩序的精神資源則來自詩、書、禮、樂,即後來所說的「王官之學」。「突破」後的思想家不但各自「列道而議」,鑿開「王官之學」的「渾沌」,而且對禮樂秩序本身也進行深層的反思,如孔子以「仁」來重新界定「禮」的意義,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論語.八佾》:「人而不仁,如禮何?」

一九九○年代晚期,我又更全面地研究了「突破」的歷史,用英文寫成一篇長文,題目是〈天人之際--試論中國思想的起源〉。正文雖早已寫成,但注釋部分因阻於朱熹的研究而未及整理。我後來只發表了一篇概要,即〈Between the Heavenly and the Human註釋 1 。經過這第二次的深入探索,我才感覺真正把「突破」和禮樂秩序之間的關聯弄清楚了。同時我也更確定地理解到中國思想的基礎是在「突破」時期奠定的。這篇〈天人之際〉中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問題,這裡不能深談。讓我簡單說一個中心論點。

三代以來的禮樂秩序具有豐富的內涵,其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經過「突破」的洗禮之後仍然顯出其經久的價值。但其中又包含了一支很古老、很有勢力的精神傳統,卻成為「突破」的關鍵。我指的是「巫」的傳統。古代王權的統治常藉助於「天」的力量,所以流行「天道」、「天命」等觀念。誰才知道「天道」、「天命」呢?自然是那些能在天與人之間作溝通的專家,古書上有「史」、「卜」、「祝」、「瞽」等等稱號,都是天、人或神、人之間的媒介。如果仔細分析,他們的功能也許各有不同,但為了方便起見,我一概稱之為「巫」註釋 2 我們稍稍研究一下古代的「禮」(包括「樂」在內),便可發現「巫」在其中扮演著中心的角色;他們有一種特殊的能力,可以與天上的神交通,甚至可以使神「降」在他們的身上。《左傳》上常見「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之類的話。這些說法都是在「巫」的精神傳統下逐漸發展出來的,研究薩滿教的專家(如默西亞.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 一九○七~一九八六年〕)便稱之為「禮的神聖範式」(divine models of rituals)。可見在三代禮樂秩序中,巫的影響之大,因為他們是「天道」的壟斷者,也只有他們才能知道「天」的意思。現代發現的大批商、周卜辭便是最確鑿的證據。

但巫在中國的起源極早,遠在三代之前。考古學上的良渚文化開始於西元前三千年中期,相當於傳說中五帝時代的中期。良渚文化發現帶有墓葬的祭壇,和以玉琮為中心的禮器。玉琮是專為祭天用的,設計的樣子是天人交流,都是在祭壇左右的墓葬中發掘出來的。這些墓與一般的集體墓葬隔開,表示墓主具有特殊的身分。考古學家斷定墓主是「巫師」,擁有神權,甚至軍權(因為除「琮」以外,墓中還有「鉞」)。這樣看來,三代的禮樂秩序可能即源於五帝時代,巫則是中心人物。

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便是針對著這一源遠流長的精神傳統展開他們的「哲學突破」的。諸子不論屬於哪一派,都不承認「巫」有獨霸天人交流或神人交流的權威。在《莊子.應帝王》中,有一則寓言,描寫道家大師壺子和神巫季咸之間的鬥法,結果前者勝而後者敗。這可以看作當時諸子和巫在思想上作鬥爭的暗示。大體上說,他們有兩個共同點:第一是將「道」--一種精神實體--代替了巫所信奉的「神」;第二是用「心」的神明變化代替了「巫」溝通天人或神人的神祕功能。巫為了迎「神」,必須先將自己的身體洗得十分乾淨,以便「神」在巫的身體上暫住(如《楚辭.雲中君》所描寫)。現在諸子則說人必須把「心」洗淨,「道」才能來以「心」為它的集聚之地。莊子的「心齋」便是如此。《管子.內業》以「心」為「精舍」,「精」即是「道」;韓非也說「心」是「道舍」。巫之所以能通天人或神人,是經過一番精神修練的。現在諸子則強調「心」的修養。孟子「養浩然之氣」是為了「不動心」,然後才能「配養於道」。荀子重視「治氣養心」,和孟子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管子.樞言》說「心靜氣理,道乃可止」也無不同。「道」是貫通天人的,所以孟子又說「盡心」,「知性」則「知天」;莊子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從此,天、人之際的溝通便完全可以撇開「巫」了。

我們可以說,「哲學突破」在中國是以「心學」取代了「神學」,中國思想的一項主要特色由此奠定。後世程、朱、陸、王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

先秦諸子的「哲學突破」是中國思想史的真正起點,支配了以後兩千多年的思想格局及其流變。「哲學突破」的歷史背景是「禮壞樂崩」,也就是周代整體秩序的崩解。為了認識「突破」是怎樣發生的和「突破」後中國思想為什麼開闢了一條獨特的途徑,我們必不能把思想史和其他各方面的歷史隔離開來,進行孤立的處理。政治體制、經濟型態、社會結構、宗教狀態等等變革都是和「哲學突破」息息相關的。我研究「哲學突破」的個人體驗大致可以總結成以下三條:

第一,如果要抓住思想史上大變動的基本面貌,我們必須具備一種整體的觀點,從分析一個時代在各方面的變動入手,然後層層綜合,歸宿於思想史的領域。

第二,由於觀念與價值在中國史上是由「士」這一階層闡明(articulate)和界定(define)的,我們必須深入探究「士」的社會文化身分的變化,然後才能真正理解他們所開創的新觀念和新價值。春秋、戰國的「士」是「游士」(雲夢秦簡中已發現了〈游士律〉)。「游」不但指「周游列國」,也指他們從以前封建制度下的固定職位中「游離」了出來,取得了自由的身分。章學誠最早發現這個現象,他認為以前政教合一(「官師治教合」),「士」為職位所限,只能想具體問題(「器」),沒有超越自己職位以外論「道」的意識(「人心無越思」)。但政教分離之後(「官師治教分」)他們才開始有自己的見解,於是「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他所用「人心無越思」一語尤其有啟發性,因為「哲學突破」的另一提法是「超越突破」(transcendent breakthrough),也就是心靈不再為現實所局限,因此發展出一個更高的超越世界(「道」),用之於反思和批判現實世界。這可以說是「游士」的主要特徵。

第三,與其他文明作大體上的比較,確實有助於闡明中國「哲學突破」的性質。無論是同中見異或異中見同,都可以加深我們對中國思想起源及其特色的認識。希臘、希伯萊、印度都曾有「突破」的現象,一方面表示古代高級文明同經歷過一個精神覺醒的階段,另一方面則顯出中國走的是一條獨特的道路。這種比較並不是盲目採用西方的觀點,早在一九四三年聞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已從文學的角度指出,上面四大文明差不多同時唱出了各自不同的詩歌,他的「文學突破」說比西方最先討論「突破」的雅斯培(Karl Jaspers, 一八八三~一九六九年)還要早六年。聞一多是《詩經》專家,他是從中國文學起源的深入研究中得到這一看法的。

以上三點體驗不僅限於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的興起,而且同樣適用於以下兩千年中國思想史上的幾個重大變動。事實上,我研究每一個思想變動,首先便從整體觀點追尋它的歷史背景,盡量把思想史和其他方面的歷史發展關聯起來,其次則特別注重「士」的變化和思想的變化之間究竟有何關係。但限於時間,下面只能對幾次大變動各作一簡單的提綱,詳細的討論是不可能的


註釋1: Tu Weiming and Mary Tucker, eds., Confucian Spirituality ( New York: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 2003)。 ▲TOP

註釋2: 我在英文裡用"Wu-shamanism"以分別於薩滿教Shamanism;巫起源於中國或由西伯利亞傳到中國,已不可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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