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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作 品

史學與傳統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

人文

【類別最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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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民主(BA0182)
民國百年在即 歡迎一同來思索這百年來的民主進程與中國思想的未來

類別: 宗教‧哲學‧人文>人文
叢書系列:文化叢書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2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08頁
ISBN:978957135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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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5

「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

一、「國學」觀念的復甦

自上世紀九○年代所謂「國學熱」以來,「國學」這個觀念,在消歇了四十多年之後,幾乎一夜之間又在中國大陸上復甦了。與其他的「熱」──如「文化熱」、「『後學』熱」相較,「國學熱」具有兩項明顯的特色:第一、它的持續性,十幾年來這股「熱」不但未消退,而且還在繼續增高;第二、它的擴張性,即從學術文化界走向社會。「國學熱」的社會化,尤其是最近幾年的突出現象,電視上有各種「論壇」,著名大學附設「國學」訓練班,培養「企業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資源」,甚至有些地區出現小學生「讀《四書》、《五經》」的活動。大眾傳媒包括電視、報紙、雜誌、網路則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如果說「國學」今天是大陸上一個家喻戶曉的詞彙,大概不算是誇張。

「國學熱」的社會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但不在我要討論的範圍之內。我今天講演的主旨是檢討「國學」和中國人文研究的關係。「國學熱」不但最初是從學術和文化界開始的,而且也在學術和文化界發生了實際的影響。最明顯的,清末以來的所謂「國學大師」重新為新一代人文研究者所發現,他們的著作在淹沒了三、四十年之後也重新受到普遍的重視。

近幾年來「國學大師」的傳記和全集、選集等一直是大陸出版界一個十分興旺的部門。在中國人文研究(如文、史、哲)的領域中,?後重生的「國學」也不斷擴張它的影響力;許多著名的大學都開設了「國學研究」的專業中心,甚至還成立了「國學研究院」;以「國學」命名或以「國學研究」為主旨的學報也相繼問世。所以我們今天已不能忽視「國學」在人文研究方面的功能和意義。

二、「國學」與「西學」──兩套學術系統的會通

「國學」一詞和「國粹」一樣,最初都是從日本傳過來的。日本早在德川晚期,即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已出現了一批「國學者」(kokugakusha)。他們可以說是對日本儒學的反動,強調日本本土學術的主體性。所以「國學」概念的起源還早於「國粹」。這兩個日本名詞在清末都傳到了中國,變成了「中國的國學」或「中國的國粹」。章炳麟、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等人都曾正式用過「國學」或「國粹」兩字。當時還有一個流行的名詞──「國故」,與「國學」大致相近;章炳麟《國故論衡》在民國初年幾乎人手一編,所以「國故」一詞也風行中國。「五四」以後「整理國故」的運動便承之而起。(胡適說:「國學」只是「國故學」的縮寫。)

以上幾個概念,最近討論很多,但我在這裡不可能涉及。我所講的「國學」主要是指中國傳統的一套學術(或知識)系統而言;這個問題應該稍作檢討。中國學術系統及其分科,古今頗有變遷,此處不可能詳論。最簡略地說,古代「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秋以下即未見流行;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後世也沒有認真持續下去,不過《世說新語》仍借「四科」之名為人事分類的範疇而已。但南朝宋文帝(四二四~四五二年)建立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科專門學校則是後世學術分科的一個重要的新開端,影響很大。玄、史、文、儒四科的劃分大概受到魏晉之際荀勛(死在二九八年)將圖書分為甲(經)、乙(子)、丙(史)、丁(詩賦藝)四部有關。「玄」在這一時代主要指易、老、莊「三玄」,即是「子學」;「儒」包括六經、「詩賦」即「文學」;「史」則自始即自成一類,這是盡人皆知的。自唐代以來,圖書分部的甲、乙、丙、丁分別寫為經、史、子、集,而學術分科也順序為經學、史學、子學、文學,兩者融合為一體,於是而有「四部」之學之稱,一直延續到清代。

經、史、子、文雖代表著中國的學術系統,但這一系統在清代卻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便是「考證學」的全面發展,終於成為中國學術的主流。乾、嘉的考證派生出許多經典文本整理的專技知識如訓詁學、音韻學、古文字學、校勘學等,有的後來由附庸而蔚為大國,發展成為獨立的學科。所以在乾嘉時期,不少人將學術分為義理(宋明理學)、考證、詞章(文字)三大類,鼎足而立;其中考證最稱顯學,相形之下義理和詞章則黯然失色。但進一步觀察,義理、考證、詞章的三分法並沒有能夠取經、史、子、文的「四部」之學而代之。有清一代考證的主要對象最先是經,其次則史,再其次為子,最後更擴大到集部(如戴震的《屈原賦注》)。可知考證雖越來越精確,但畢竟純是一種研究的方法,所以經、史、子、文都用得上它,當時章學誠已指出這一點了。事實上從乾嘉到晚清,考證是和「四部」之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四庫提要》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在清末卓然成家的學者幾乎都是從《四庫提要》中訓練出來的;而他們早年治學入門也無不假道於《書目答問》,因為它提供了考證學者整理出來的最佳版本。

通過以上簡略的析論,中國傳統學術系統在清末的最新面貌可以這樣概括:經過考證方法洗禮之後的「四部」之學。前引章炳麟、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諸人筆下的「國學」一詞便指此而言,因為他們都是從這一學術系統中成長起來的,儘管他們治學的重點和範圍各有不同。但他們願意轉借日本的「國學」一詞作為自家學術系統的代稱,這就表示他們心中還有一個「西學」的觀念;事實上,他們是最先在「國學」與「西學」之間尋求會通的人。這裡也應該對於「西學」的概念及其在清末的涵義稍作一點澄清。

自明末以來,「西學」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學,當時稱之為天文、曆算。晚清馮桂芬〈采西學議〉(見《校邠廬抗議》)仍將「西學」等同於現代科技。甚至一八九六年梁啟超編《西學書目表》,情況也沒有基本改變。梁氏所收集的有關西學譯著一共三百種,他分成三類:第一類是「西學」,為上卷,包括算學、重學、電學、化學……等,完全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第二類不稱作「西學」而名之為「西政」,包括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等,收在中卷。這些書都是關於西方各國如何處理實際事務的記載,確實和「學」扯不上關係。第三類是「雜類之書」,為遊記、報章等,收入下卷,更不足以當「學」的稱號了。《西學書目表》是一條最可信的證據,證明到一八九六年為止,中國人對「西學」一般的認識大體仍未超出自然科學及其技術應用的範圍之外。當時雖有「西學」大師嚴復,為知識界所普遍尊敬,但他的西方名著翻譯是後來的事。一八九六年十月嚴復〈與梁啟超書〉,中有「拙譯《天演論》僅將原稿寄去」的話,可知梁在編《西學書目表》時並未見到《天演論》刊本。(按:《天演論》刊本今可見者以一八九五年陜西味經售書處重刊本為最早,當時似未普遍流通。)據我閱覽所及,最早擴大「西學」這一概念的,其功仍應歸之於嚴復。一八九八年陰曆八月初三日(陽曆九月十八日,即戊戌政變的前三天),他在通藝學堂講「西學門徑功用」,第一次對西學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他首先在各種專門學科之上,強調「玄學」的重要性,其次又在自然科學之外揭出「?學」,包括政治、刑名、理則、史學等,即今天所謂社會科學。(見《嚴復合集》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會,一九九八年,第一冊,頁一六八~一七一)所以這篇演詞具有一種象徵意義,即「西學」在中國知識人心中的重要性開始從自然科學轉向人文研究。嚴氏所譯諸書,如斯密亞丹《原富》、斯賓塞《群學肄言》、約翰穆勒《?己權界論》、甄克思《社會通詮》等都刊行在一九○一至一九○四年之間,而上述「西學」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研究的轉向便發生在嚴譯流行全國的時候,嚴復在這一重要轉折點上所發揮的影響力是決定性的。從此以後,中國學人以「國學」與「西學」對舉而進行討論,其「西學」主要即是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而言。

這裡應該鄭重指出:清末學人雖然以「國學」(或「國粹」)與西方學術系統作鮮明的對比,但卻沒有抗拒「西學」的涵義。相反的,他們基本上承認了「西學」的價值,兼肯定「西學」有助於「國學」研究。所以《國粹學報略例》毫不遲疑地宣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特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這不是一句空洞的門面話,《國粹學報》自始至終(一九○五至一九一一年)都實踐了這句諾言。其中主要撰稿人之一劉師培表現得尤其積極。一方面,他把自己擅長的文字訓詁之學與斯賓塞社會學觀察互相溝通,而寫了〈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收在《左盦外集》《劉申叔先生遺書》本),共三十三則,認為「西人社會之學可以考中國造字之原。」此外又寫了〈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一文,反過來以中土文字的涵義證實西方社會學的觀察。在這一問題上,他也許受了嚴復的影響,因為嚴氏在《群學肄言,譯餘贅語》中已說:「嘗考六書文義,而知古人之說與西學合。」同時章炳麟也同意劉師培以進化論解釋中國文字演變的次第。另一方面,劉氏又作種種努力,以打通中西兩種學術系統之間的隔閡。在這一層面上,他的《國學發微》和《周末學術史序》二書最有代表性。在前一書中,他處處引用西方自希臘、羅馬以至近代哲學、宗教、學術的種種觀念,來闡明中國的經子諸學「合於西儒」。在後一書中他則將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分別繫於西方範疇之下,一一加以論述,如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政法學(即政治學)、計學(即經濟學)等共十六類。這明明是要將中國原有的「四部」系統轉化為西方學科分類。

但這不僅劉氏一人如此,王國維批評張之洞主持的大學學科章程,也完全接受了歐洲的知識分類系統,主張將中國原有經、史、子、文四部分別納入哲學、史學、文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等西方的分科系統之內。(見〈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再就史學一門而論,梁啟超所提倡的「新史學」也是以西方系統為依歸。他在〈原擬中國文化史目錄〉中便包括了種族、政制、法律、財政教育、宗教禮俗、學術思想、國際關係、文學、美術等等專史,與同時《國粹學報》鄧實所提倡的「國史」以及章炳麟所構想的「通史」幾乎完全一致。

清末民初是「國學」興起的階段,它構成了現代中國人文研究的主流。以實質內涵而言,「國學」自是中國本土的學術系統,但它自始便要求與西方學術系統互相溝通,並且在概念化方面受到了西方的影響。所以「國學」不能簡單地視為乾、嘉考證學的延續。這一點在它的下一個階段表現得很清楚。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