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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3
天翻地覆的人文內涵
◎文／唐湘龍
一般人認識福山，大概都是從《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開始（時報出版，一九九三）。福山試圖掌握一個非常大的歷史架構，從科技、政治與生產分配去尋找歷史解釋與預言。
《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這書名，是一個史哲學上有趣的命題。不過，這個命題和福山這本新書《後人類未來》擺在一起，卻有首尾呼應的效果。《後人類未來》，彷彿就是「最後一人」以後的社會，人後無人，人後非人，人類的演進，似乎註定弔詭地要從「類人」到「人類」，再回到「類人」，只不過，前一個「類人」是演化的力量，後一個類人，是科技的力量；前一個類人是天擇，後一個類人是人擇。面對一日千里的生物科技發展，福山憂慮這項科技對於「人」做為歷史研究的唯一對象，可能產生的根本衝擊。
近年，有關生技發展的科普書汗牛充棟。對生技發展從一開始的樂觀期待，到謹慎保守，甚至心懷恐懼，關鍵在於這些科技終究無法透過各種政治障礙的安排，避免造成對「人」的概念產生根本改變。當一切的一切都開始被複製，並誇耀其成功，人成為複製、改良的對象終不可免。於是，「人被定做」成為生技發展到達成熟的終極証明，科學家既憂且懼，但又躍躍欲試。那麼，人，到底該對這個即將出現的「後人類未來」抱持怎樣的態度？
簡單講，生技在人體上的適用，都是廣義的「去人化」過程。人一面造人，一面去人，糟的是，被造之人甚至不會知道自己被「去人化」，也沒辦法在乎。在這種社會裡，即使被創造為奴隸，也會快樂。每個人都必須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繁衍是天性，這樣的社會，是我們希望子孫擁有的嗎？過去人們稱頌的「大自然」，隨著生技發展，已經「不大自然」，而且越來越「不自然」。後人類社會裡的科技與人權問題，如果不能經過精緻的思辨安排，這個目前所能想見「最深層意識下的非自然世界」，將隱藏著巨大的失序與危險。
人文的內涵，天翻地覆
由美國政府支持、我國生技界也參與一部分的「人類基因組定序計畫」（俗稱的〔基因地圖〕）比預期提早了十到二十年完成，福山顯然大受刺激。福山大致瀏覽了生物科技的發展文獻，歸納了幾個「憂慮」：一是神經藥理將情緒、人格帶上「罐頭商品」之路，擔心喜怒哀樂的選擇，像每天早上面對衣櫥挑衣服一樣容易；二是器官重製與局部修補，使得壽命延長，但青春感與性魅力卻不能同步展延，所可能產生的人口、家庭與社會結構的深遠衝擊；三是最高等級的優生複製，不但使得未來憑長相、身高、智力就可以大致判斷這個「人」的出身背景，「人」一旦遭遇挫敗或是反社會行為，怪父母似乎比怪自己更有說服力。
「反求諸己」不再是個高明的道德勸誡，道德反省失去社會需求，「私德」與「人格」不再產生魅力。
而福山沒有提，但我認為更值得憂慮的，是「優生」其實就是親代價值的「再製」。絕對的優生，結果可能就是絕對的再製。從能力、性格、外貌、審美、口味甚至各種價值觀，都會以優生之名代代相傳，生育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降到最低，同質性會越來越高。假使優生技術不被壟斷，人人可得、可決，那麼，讓趨勢走到極端，福山曾假設的「最後一人」反而可能真正出現。歷史上的「最後一人」將不是「量」的唯一，而是「質」的唯一，因為每一個人都等於另外的任何一個人，使得最後到底有多少人，都等於只有一個人。
福山本科是政治學。歷來的思考裡，都沒有棄政治不顧。如果民主政治發展所帶來的「政治平等」是以承認並尊重個體與文化巨大差異，所建構起來的道德關係，那麼生物科技發展所可能帶來的「生物平等」，剛好可能重創這種已經宗教化的「政治權益」。為了避免生物科技所帶動的優生熱潮，再催動更大的國家級種族主義運動，福山真心希望，應該建立一套好生技與壞生技的判斷標準和機制，並且從國家和國際層面著手規劃去執行這些規定。
從基因地圖裡，福山試圖搜尋的範圍極廣。倫理、道德、法律、政治，他都想碰。他處理的好不好，我覺得並不重要，如果把這本書當作是赫胥黎那本經典的恐怖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出版七十年之後的補述，那麼，福山所要彰顯的思考方向，已經非常有價值了。
我想，未來，一個開明、甚至激進的政治人，似乎註定要選擇的一個保守的科技態度，做為政治立場的基本防線。
（本文作者為中時晚報副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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