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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我們是城市動物
摘自本書導論〈我們是城市動物〉
在美國，有兩億四千三百萬人，擁擠地住在占全美面積百分之三的城市裡。在日本，有三千六百萬人生活在東京這座全世界生產力最高的大都會地區。在印度，有一千兩百萬人居住在孟買市中心，而中國上海的規模也與孟買不相上下。地球的空間如此廣大（光是德州的面積就能容納全人類居住，每個人還能擁有個人住宅），而我們卻選擇住在城市。雖然長途旅行越來越便宜，從歐札克到亞塞拜然的遠距通訊也越來越便利，卻有越來越多人聚集在擁擠的大都會地區。在開發中世界，每個月有五百多萬人湧進城市，到了二○一一年，全球將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裡。
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在雅典市場論辯以來，城市，這群點綴著地球的稠密團塊，一直是帶動創新的引擎。佛羅倫斯的巷弄賜予我們文藝復興，伯明罕的通衢為我們帶來工業革命。倫敦、班加羅爾與東京之所以有今日的繁華，來自於他們創新思維的能力。在這些城市閒逛──無論是走在鵝卵石人行道或棋盤式街道，還是繞經圓環與行經高速公路──等於親身體驗人類進步的過程。
西方富國的城市從工業時代末尾的動盪不安中存續下來，現在它們變得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也更吸引人。世界貧窮地區的城市正急速擴展，因為都市密度提供了最清晰的脫貧入富之路。雖然科技突破造成距離的消滅，但世界終究不是平的，而是鋪設出來的。
城市勝利了。但是我們許多人從個人經驗中得知，有時城市鋪設的道路會一路通往地獄。城市或許贏了，但太常看見的是市民輸了。城市人的童年充斥著各種不尋常的人物與經驗，有些令人回味無窮，例如孩子從第一次單獨搭地鐵中獲得權力感；但有些則不是如此，例如第一次遭遇都市槍戰（這是三十五年前我在紐約市上小學的難忘經驗）。有第五大道，就會有孟買的貧民窟；有歷史悠久、菁英聚集的巴黎索邦大學，就會有裝設金屬探測器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高中。
事實上，二十世紀下半葉，也就是工業時代結束之時，許多美國人發現城市不總是光鮮亮麗，有時也充滿骯髒污穢。我們能從城市學到多少教訓，將決定我們這些城市動物是否能在未來開創嶄新的城市黃金時代。
我對城市世界的熱情，是被前紐約市長艾德．柯奇（Ed Koch）、前洋基隊捕手瑟曼．蒙森（Thurman Munson）與前紐約愛樂指揮雷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生活的紐約開啟的。我在大都會的童年經驗，激勵我在往後人生中試圖了解城市。我探究經濟理論與資料，也走進莫斯科、聖保羅與孟買等地的街頭，我閱讀了各個大都會熙熙攘攘的歷史，與城市居民生活工作的日常故事。
研究城市會讓人廢寢忘食，因為人們很容易從城市中發現有趣、重要且經常讓人頭痛的問題。為什麼世上最富有與最貧困的人經常緊鄰著住在一起？為什麼曾經不可一世的大都會會淪為年久失修的衰廢市鎮？為什麼有些城市能戲劇性地東山再起？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藝術運動會在特定時刻於特定城市興起？為什麼有這麼多聰明人推動這麼多愚蠢的城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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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詳細考察，是什麼原因使城市成為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我們也將解開城市錯綜複雜的歷史，而這一點在今日尤其重要，因為許多開發中世界的城市正面臨重大挑戰，這些挑戰過去曾讓今日的城市之星如舊金山、巴黎與新加坡頭痛不已。我們也將檢視今日的城市獲得成功的因素，而這些因素經常出人意表──從冬季氣溫到網路，甚至包括錯誤的環境主義。
城市消弭了人與人、公司與公司之間的有形距離。城市使人們一起工作與娛樂，促使其成功的原因在於人們需要有形的連結。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運輸的進步使得在人口稠密的都會區設置廠房的優勢不再，許多城市（如紐約）因此走上衰退。而最近三十年間，有些城市重新恢復元氣，其他新興的城市也開始成長，因為科技變遷使知識的價值提升，而知識最能在人口密集的地區產生。
在美國，集合許多大城市的大都會區，在此工作的工人獲得的薪資要比在非都會區工作的工人高三成。高薪資被高生活成本所抵銷，但不可否認高薪資反映了高生產力。公司之所以忍受城市的高勞動與土地成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城市創造的生產力優勢抵銷了這些成本。居住在人口一百萬以上都會區的美國人，生產力要比居住在都會區人口較少的美國人多五成。就連工人的教育、經驗與勤勉也是如此。甚至工人的智商也有類似的落差。城市與鄉村地區之間的所得差距在其他富國也是一樣，在窮國差距更大。
歐美的城市將優秀人士串連起來以加速創新發明，但城市在開發中世界扮演的則是另一種更重要的角色：城市在當地是串連市場與文化的途徑。十九世紀，孟買是取得棉花的門戶。到了二十一世紀，班加羅爾是獲取觀念的門戶。
如果你在一九九○年隨便跟某個美國人或歐洲人聊起印度，十有八九對方會不自在地低聲談論第三世界的貧窮悲劇。然而到了今日，同樣的人卻更有可能不快地低聲抱怨自己的工作很可能會外包到班加羅爾。印度仍然貧困，但成長的速度快得驚人，班加羅爾是印度第五大城，它是印度次大陸幾個最成功的範例之一。班加羅爾的財富不是來自於工業實力（雖然它的確生產許多紡織品），而是來自於它做為觀念之城所展現的力量。藉由將優秀人才聚集於一處，班加羅爾可以更輕易地讓本地與外國（無論來自新加坡還是矽谷）優秀人才與印度的人力資本連結在一起。
聖雄甘地說：「真實的印度不存在於少數幾座城市中，而是存在於印度的七十萬個村落裡。」又說：「國家民族的茁壯不能仰賴城市，而要仰賴村落。」他的話反映了印度長久以來的反都市性格。但這位偉人錯了。印度的成長幾乎完全仰賴城市。都市化與國家繁榮幾乎完全相關。平均而言，印度人口居住在都市的比例每增加一成，印度的人均產出便增加三成。人口絕大多數居住在城市的國家，其人均所得要比人口絕大多數居住在鄉村的國家高出將近四倍。
人們存在著一種迷思，認為即使城市更繁榮，仍會使人過著悲慘生活。然而根據報導，比較快樂的國家，往往是都市化比較高的國家。在一半以上人口居住於城市的國家，有三成的人說他們非常快樂，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說他們不是非常快樂或完全不快樂。在一半以上人口居住於鄉村的國家，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說他們非常快樂，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說他們不快樂。從各國數據來看，生活滿意度往往與人口居住於都市的比例成正比，即使在所得與教育都受到管制的國家也是如此。
所以，像孟買、加爾各答與班加羅爾這樣的城市，提升的不只是印度的經濟，還有印度人的幸福。當然，這些城市並非外來文化的產物，正如紐約絕非來自美國以外的文化產物。無論如何，城市是每個國家的優秀人才最能一展長才的地方。
城市可以集眾人之力締造出精采成果，這不是什麼新奇的觀點。數世紀以來，創新的成果總是在擁擠的城市街頭藉由口耳相傳四處傳布。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天賦的爆炸性展現，是都市人口集中所產生的巨大附帶效果；而佛羅倫斯的財富其實源自於相當乏味的事業：銀行業與製衣業。然而，今日的班加羅爾、紐約與倫敦「仰賴」的則是自身的創新能力。工程師、設計師與商人之間的知識傳遞，與畫家之間觀念的飛躍是一樣的，都市的人口密度一直是這種過程的核心。
紐約與班加羅爾的活力不表示所有城市都能走向成功。一九五○年，底特律是美國第五大城，人口一百八十五萬。二○○八年，底特律的人口降到七十七萬七千人，不及過去的一半，而且居民還在持續外流。一九五○年的美國前十大城市中，有八座城市在今日已喪失了至少五分之一的人口。底特律與其他許多工業城市的失敗，反映的不是城市整體的缺失，而是這些城市失去了活力，無法進行城市的再創新。
當城市擁有許多小商號與技術市民時，城市往往能走向繁榮。底特律曾經是彼此連繫的許多小發明者構成的忙碌蜂巢──亨利．福特（Henry Ford）只是諸多聰明企業家的一員。但是福特的絕佳想法所產生的巨大成功使人沖昏了頭，反而毀了這座歷史悠久的創新城市。底特律在二十世紀的成長把數十萬名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送進龐大的工廠中，這些工廠變成了與世隔絕的堡壘。工業多樣性、企業家精神與教育有助於發明創新，但底特律模式反而會造成城市衰退。工業城市的時代結束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許多官員面對城市一蹶不振時，總是不實地幻想利用大規模建設計畫來重振昔日繁華──新體育場或輕軌系統、會議中心，或住房計畫。然而，公共政策可以抵擋都市變遷浪潮的例子實在少之又少。我們不能忽視「鐵鏽地帶」（Rust Belt）的窮人需求，公共政策應該幫助「窮人」，而非「窮地方」。
興建光鮮亮麗的房地產或許可以妝點衰退中的城市，但無法根本解決問題。衰退城市的特點在於它們擁有「過多」住房與基礎建設，因而與它們微弱的經濟實力極不相稱。建築物的供給過多而需求太少，運用公共經費大興土木完全沒有道理。城市復興以建設為中心是荒謬的，我們必須牢記，城市不是建築物，城市是人。
在遭受颶風卡崔娜侵襲後，一群鼓吹重建的人士希望能投入數千億美元重建紐奧良，但如果可以將這兩千億分配給當地居民，每個人可分得四十萬美元，他們可以用這筆錢進行搬遷或教育或另覓更好的住所。事實上，早在水災之前，紐奧良在窮人扶助上已經乏善可陳。紐奧良的孩子急需教育經費，在這種情況下，把數千億花在基礎建設真的合理嗎？紐奧良的美好來自於居民，而不是建築物。思考聯邦經費如何運用才能給予卡崔娜受災戶（即使他們已搬到別處）最大的幫助，不是比較合理嗎？
追根究柢，紐奧良市政府的工作不應該是花錢蓋房子或鋪鐵路，這些不可能挽回他們的損失，他們應該做的是照顧市民。成功的市長應該給予孩子更好的教育，好讓他們在地球的另一邊找到發展機會，即使這麼做會讓他的城市規模縮小。
底特律以及與它同病相憐的城市陷入長久的貧困之中，雖然這反映城市的悲慘，但陷入貧困不見得全是壞事。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到加爾各答貧民窟觀光的遊客，會開始認同甘地對大規模都市化的看法，但都市的貧困仍有許多值得喜歡的地方。城市不會讓人變窮，是城市吸引窮人前來。從里約熱內盧到鹿特丹，我們可以看見弱勢族群紛紛湧入城市，這證明城市的優點，而非缺點。
城市的建築物可以矗立好幾個世紀，但城市的人口是流動的。曼哈頓四分之一以上的居民五年前還不住在當地。窮人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而湧進紐約、聖保羅與孟買，充分說明城市生活是值得嚮往的。
城市的貧窮不應該與城市的富裕相比，而應該與鄉村的貧窮比較。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與繁榮的芝加哥郊區相比也許相當恐怖，但里約的貧窮率卻比巴西東北部的鄉村地帶低很多。窮人沒有快速致富的管道，但他們可以選擇城市或鄉村，而許多人合理選擇了城市。
富人與窮人往城市流動，使城市地區變得充滿活力，但我們很難對窮人聚集起來的成本視而不見。距離接近有利於交換觀念或商品，但也容易造成疾病傳染與偷竊。世界上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曾遭遇城市生活的災難：疾病、犯罪、擁擠。消極接受既有現實或放任仰賴自由市場均無法克服這些災難。美國城市在二十世紀初變得較為衛生，因為這些城市花在飲水上的經費，不下於聯邦政府在所有事務上的支出（除了軍事與郵政）。二十一世紀的開發中城市很可能重演歐美城市的飛躍進展，這會讓這個世界更加都市化。一九○一年在紐約市出生的男孩，預估比美國其他地方出生的男孩少活七年，但今日在紐約市出生的男孩，卻比全美國的男孩都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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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必須了解郊區環境主義的想法是落伍的。真正對環境友善的是曼哈頓、倫敦與上海的鬧區，而非市郊。我有三十七年的時間幾乎都住在城市裡，然而我做了一個大膽的實驗，我試著住在郊區一段時間，結果痛苦地發現，喜愛自然的人待在群樹環繞之下，消耗的能源卻遠比城市人來得多。
如果郊區住宅的平均環境足跡有登山靴那麼大，那麼紐約公寓的環境足跡就只有周仰傑設計的六吋細高跟鞋的大小而已。傳統城市的碳排放量較少，因為在這些城市比較不需要開車。不到三分之一的紐約人開車上班，而卻有百分之八十六的美國人自己開車通勤。美國的公共運輸通勤者有百分之二十九住在紐約市的五個區。在美國所有都會區中，紐約市的人均汽油使用量是最少的，而且遠低於第二名。能源部資料顯示，紐約州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全美各州第二少的，充分反映紐約市對大眾運輸工具的使用程度。
「放眼全球，落實地方。」很少看到比這句環保口號還蠢的標語。好的環境主義需要全球性的視角與全球性的行動，而不是只狹隘地注意自己居住的地區，不由分說地把建商趕出自己的視線之外。我們必須了解，如果我們阻止新建設，讓自己居住的地區保有更多的自然風貌，那麼整個自然界反而會遭受更大的破壞，因為我們只是將新的開發計畫移到更遠的地方執行，造成的結果反而對環境更不利。加州的環保人士讓自己居住的地區變得更舒適，但他們的做法卻傷害了環境。他們不希望有人在柏克萊郊區大興土木，於是這些建設只能移往拉斯維加斯郊區進行。事實上，柏克萊擁有溫和的氣候與公共運輸系統，拉斯維加斯卻只能以汽車代步而且必須使用空調設備。這種問題在開發中世界尤其嚴峻，這些地區的城市發展模式尚未確立，而且城市人口也更為眾多。今日，絕大多數的印度人與中國人都沒有能力負擔以汽車為主的生活方式。即便是美國最環保的都會地區，開車與家庭能源的碳排放量仍然是中國都會地區平均碳排放量的十倍以上。
然而，一旦印度與中國走向富裕，兩國民眾將面臨一項可能對我們所有人生活造成重大影響的選擇。他們會選擇美國式的生活，然後搬到必須自己開車通勤的市郊，還是繼續待在人口稠密的市區，但對環境卻較為友善？如果中印兩國的人均碳排放量升高到美國的人均水準，則全球的碳排放量將會增加至百分之一百三十九。如果他們維持在法國的排放水準，那麼全球的碳排放量只會增加三成。這兩個國家的車輛普及與都市化程度，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環境議題。
事實上，歐洲與美國興建「綠色」住宅的最重要理由，在於若不進行改革，就無法說服印度與中國降低碳排放量。好的環境主義意謂著在適當地點（亦即對生態傷害最少的地方）從事建設，同時也表示我們必須忍痛拆除城市的低矮建築，而代之以高聳的建築，並以更堅決的態度面對那些反對都市成長可以減碳的活動分子。政府應該鼓勵民眾住進大小適中的城市高樓公寓，而不是釋放利多鼓勵買家搬進郊區的宅邸。如果這些想法切合我們時代的需要，那麼根據這些想法建造合適的住宅，將可左右全體人類的命運。
人類合作的力量是文明得以成功的核心真理，也是城市存在的主要理由。為了了解與管理我們的城市，我們必須堅持這些真理而驅除有害的迷思。我們不認為環境主義指的是要生活在有樹木環繞的地方，也反對都市人為了保留城市有形的過去而不斷發起抗爭。我們必須停止一味追求獨門獨院的房子（亦即，對郊區一大片外觀完全相同的獨棟住宅存有迷思，以為這樣的住宅比高樓公寓好），並且停止用浪漫的眼光看待鄉間的村落。我們不能輕易地相信遠距通勤可以減少我們與其他人比鄰而居的欲望與需要。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停止把城市看成沒有生命的建築物，我們應該牢記，真實的城市是有血有肉的，而不只是鋼筋混凝土的合成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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