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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重評蔣介石
〔導讀〕重評蔣介石／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繼承性創業者」的難局
日本評論家山本七平著的《帝王學》，從「貞觀政要」中體悟領導藝術，提出「繼承性創業」的概念，認為無論是唐太宗或德川家康都屬於繼承性的創業者。乍看之下，這一名詞似乎矛盾，其初意是指後繼的領導者打開局面時，勿忘初志，保持前人的創業精神，實乃兼含創業與守成二義。創業屬陽剛，辛苦奮鬥才能獲得；守成是陰柔，必深處「憂患慎重」之中。蔣介石一生矢志恪守孫中山主義、遺志。一九二○年代孫由建國走到主導政治新局，志業尚待展開而撒手人間，蔣以軍事強人、黑馬姿態獲取大任，且以孫的繼承者自居，既要守成還得創業，革命歷程矛盾糾結，險象環生，艱苦備嘗，終其一生實未曾完成建國使命。蔣介石初期自視為革命家，既握大權，還常慨嘆「無組織、缺人才、沒情報」，對立者迭起，被視為保守主義者、現實投機者，終與民主鬥士無緣。一九四九年避難臺灣，自認感受平生未有之辱，人亦多以失敗者視之。雖以頑強意志，亟思再起，但終賚志以歿。這位「繼承性創業者」蓋棺之後，幾十年來其事業肯定、否定由人，稱他矛盾一生、一生困頓，實不為過。蔣介石的確是二十世紀複雜又頗具爭議的歷史人物，要寫好他的傳記並不容易。
二、製作的蔣介石
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個人的奮鬥史，可以反映民國歷史發展的許多重要面向，他辭世三十年仍然看不到一本好的傳記。根據柏克（Peter Burke）的說法，像法國路易十四這樣的「偉人」，形象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當然也可能被他的敵人「醜化」。從一九二○年代初葉開始嶄露頭角到七○年代中葉過世，蔣從來就不是沒有爭議的政治領袖，對他評價的消長，正反映了政治的現實與時代的劇變。早期的傳記、年表，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毛思誠編，一九三七年），熊式一的蔣介石英文傳記（一九四八年），董顯光的中、英文《蔣總統傳》，秦孝儀主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一九七八年），甚至於透過日人古屋奎二執筆的《蔣總統祕錄》（一九七四年），多是出自官方授權，刻意型塑「偉人」形象做為宣傳利器，其中多數的作品看不到蔣介石這個「人」。在中共開動反宣傳機器之前，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九四七年）應該是較早從政敵角度「揭發」蔣的負面書；待二戰後到七○年代，國共鬥爭激烈化，中共出版《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一九四八年）、《金陵春夢》（唐人〔嚴慶澍〕，一九五八年）、《黑網錄》（陳少校，一九六三年）等書，貶抑蔣為「流氓」、「草包」，把蔣等同「賣國賊」、「人民公敵」、「帝國主義走狗」，很影響大陸一般人對蔣的觀感，甚至成為當年臺灣留學生出國必讀的海外「禁書」，影響不可小覷。西方的早期著作，如林百樂《蔣介石的中國》（Paul M.A. Linebarger,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1941），項美麗的《蔣介石別傳》（Emily Hahn, 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1955）、白英《蔣介石》（Robert Payne , Chiang Kai-shek, 1969）等，內容僅及蔣的前半生，不嚴謹也不完整。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之後，在臺灣學界首見的蔣傳，是出自擅長「細說」歷史的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一九七七年）或因係匆忙推出的應景之作，最多只能是相當粗糙的「淺議」書。隨後幾年，臺灣民主化，史學研究的鐘擺，擺向政治史、人物研究之外的領域，國共關係雖開始改變，政治史材料也空前開放，但國共歷史卻都引不起史學界的興趣，蔣生平的研究也幾近停擺。不過，九○年代臺灣同時出現了對蔣看法截然不同的兩本傳記。一九九四年，旅美史家黃仁宇，出版了《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當時蔣日記還沒開放，黃辛勤的淘沙撿金，從毛思誠、秦孝儀及古屋的書中截取日記作為素材，用慣用的「大歷史」手法，把蔣的錯失歸咎於時代，給人家「小批大捧」的印象。一九九五年李敖、汪榮祖合作出版的《蔣介石評傳》，引人矚目。李說要「以好的傳記來寫他壞的一生」，批判味十足，這種幾近「自力報復」的蔣傳，有學者評之為「雷聲大雨點小」。
有意思的是，這些年中國大陸學界對蔣介石看法有了轉變。不過在八○年代前後，仍可明顯看出中共的態度決定了學者的角度。最近二十年來，大陸學界連續出版過蔣「生平」、「傳」、「傳稿」、「評傳」、「外傳」等，不下十數種書刊，仍多在特定意識形態內打轉，不免「戴帽」、「穿鞋」貼標籤，看不到「學術」。一九八○年代初期，榮孟源以「封建吸血鬼的兒子」、「上海流氓」為蔣的身分定調，楊樹標以「肯定」、「否定」分階段給蔣定位，到近年有限度肯定蔣在抗日時期正面的戰場領導地位，直到九○年代才給他「民族主義者」的稱號。對蔣而言，或許得來不易，但嚴格說大陸學界還不能不聽「黨」的話。世紀末，有些學者（如楊天石等）開始以紮實史料為基礎，以專題研究還蔣本來面目。但迄今仍看不到一本完整學術性的蔣傳。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同樣的轉向也在西方出現。七○年代美籍華裔學者陸培湧（品清）寫過一本用心理史學解釋蔣介石的青年時代專著（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1971），很具學術意味，可惜他沒能看到後來才公布的「蔣介石日記」。蔣過世之後，寫過戴高樂和史達林傳的英國傳記作家柯如齊（Brian Crozier）與前香港《大公報》資深記者、被中共視為「叛徒」的周榆瑞（Eric Chou），兩人合寫的《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1976）號稱第一本蔣介石全傳，內容卻沿襲七○年代中共官方對蔣的論調，以二手材料認定蔣教育少、思想保守，頭腦簡單、缺乏創見，反共不反日，是戰術家不是戰略家，是「一個有很大缺陷的人物」、「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可謂陳說畢見。有意思的是這本七○年代的應景批蔣作品譯成中文，一九九二年先在蒙古呼和浩特出版，當時未受注意，到今年（二○一○）改由北京國際文化公司重新包裝上市，卻大大引起媒體矚目。中文版把合著者周榆瑞的名字刻意抹去。二十一世紀初的譯書，竟引導讀者回到七○年代對蔣的認識和評價，令人詫異。
八○年代之後，美國歷史學者開始自由進出大陸實地觀察與研究，「一覺醒來回到解放前」，對文革、對現實中國的重新認識，使漢學家重評毛澤東的個人和時代，相對的也重估蔣介石的個人與時代。芝加哥大學的艾愷（Guy S. Alitto）在一九八六年發表〈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長文，代表西方學界重評蔣介石歷史地位較早的呼聲。二○○五年，香港南華早報記者范比出版他的新作《委員長：蔣介石和他失去的中國》（Jonathan Fenb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2005），號稱是近三十年來第一本蔣的傳記。范比以西方人角度，拋開國共兩黨的觀點和框架，試圖由蔣介石的發跡到中國大陸淪失的歷史過程中，尋求蔣的角色、美國對華政策的得與失。他對蔣和毛俱無好感，但在「成王敗寇」的意識下，仍不免對蔣有武斷批評。他有新聞記者的文筆，行文引人，可惜討論歷史重要事件多用二手材料，談到蔣氏夫婦個人生活問題，多人云亦云，又喜歡用假設語式，不符史法。尤其以一九四九年為斷限，終有所不足。 顯然，加工製造寫一定看法的蔣介石，不難；寫不帶成見、真實的蔣介石，不易。
三、追尋「凡人」蔣介石
為歷史人物作傳，要能不曲筆、不隱惡、不虛美，前提是要有寬鬆自由的社會與政治環境，能找到關鍵性原始材料。過去中外學界對蔣介石的研究，都受制於「政論」與「成王敗寇」式的論定，擁蔣、貶蔣各趨極端，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蔣介石」這一人物的歷史仍未有學術研究的成熟時機；另外就是史料遲未開放，學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近年這些條件幾全成熟，西方學者最能掌握先機的是陶涵（Jay Taylor）。
二○○九年，曾為委員長之子立傳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在哈佛出版為學界矚目的新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這本書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方法與範圍上，大大彌補過去研究的不足。大量使用一手史料，尤其作者是西方學者大量利用二○○六年才開放的蔣介石私人日記的第一人，這是本書絕大特色。同時作者以過去研究蔣經國的基礎，擴大且較為詳細地討論臺灣時期（一九五○～一九七五）的蔣介石，相當程度地超越前人的論述，蔣一生功過因此有了異於往昔的完整交代。陶涵的文筆極好，特別是刻劃蔣和他身邊人物細膩動人，對史事解說常有肯棨論點，畫龍點睛之術更教人佩服。也許因外交官出身，書中對中美外交關係論述最多也最精到，史迪威事件雖屬舊題仍具新義，五○年代後金、馬外島的棄與守，曾見中美之間的外交角力，作者甚至認為蔣多次以「勒索」方式辦成外交，讀來偶會嘖嘖稱奇，但也見到蔣介石頑強特質與靈活一面。至於「反攻大陸」的虛與實，恐怕不是只靠單方面的外交文書就能推定的。書中有些論斷難免牽強，例如作者不認為西安事變有什麼關鍵性影響，說法不足服人；談蔣與周恩來亦敵亦友的關係，靠密使來推定，諜影幢幢，不無大膽。書中顯示有些問題確是一個洋學者不敢多碰的，例如蔣介石與傳統文化，特別是蔣對宋明理學的興趣；例如蔣的複雜人際網絡，兼及黨內派系和黨團關係；又如蔣日記中所表現的內心世界等，均描述不足。本書也不諱言蔣的矛盾性格，最嚴重的是個人清廉但卻縱容部屬貪腐，最後自食其果。總的說，本書對蔣一生的評價正面多於負面、功大於過、譽多於毀。對臺灣學界而言，有些論述或有似曾相識、老調重彈之感，但放在西方學界或中國大陸觀點下，這絕對是一本翻案性很強、適時「重評蔣介石」（Re-assessing Chiang Kai-shek）的鉅著。
作為歷史研究者，對蔣介石的瞭解：是一介凡人、一個繼承性創業者、又是中國近代動亂歷史的時代見證人。論者早已指出：蔣既是軍人也是政治家；是儒者又是基督徒；是革命家又是傳統的護衛者；出身農家，卻與富豪名媛結褵；一生致力民主理想，執政時卻難脫獨裁形象；一位重視克己修身的道德家，卻不免容忍官員貪腐。他的確具有時代矛盾與衡突的色彩，但也決定了近四十年中國歷史的發展。在國共鬥爭中，他是輸家，但對近代中國確有諸多貢獻。他在臺灣時期的政治建設與措施，有可褒亦有可貶，但力圖與西方接軌，走向現代化也是不爭的事實。蔣介石算不上是梟雄，也稱不上是聖賢，要準確研究蔣的一生，這些論說都算面太廣、實太虛。蔣介石比毛澤東幸運，因為他較早步下神龕成為「凡人」。至此，歷史研究沒有擁蔣、反蔣的問題，學者只想知道蔣究竟是怎麼樣的平凡「人」？做出過什麼不平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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