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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第十四章 中國：一九八九--一九九一（書摘）
我能夠被任命為駐中國大使，可謂個人事業的里程碑。距我在山東半島出生已經六十一個年頭，我即將回到中國擔任美國最高階的外交官。一九一五年起，中國就決定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彼時家父從上海上岸，向美孚石油公司報到。他在中國服務了近三十年，四個子女中有三人在中國出生，三個兒子成年後也都重履中國。到了一九八九年，我觀察中國、與之交手及合作，已幾近四十年。一九八九年三月，蘇聯某電台評論員報導我奉派出使中國，他說：我跟中國人打交道可有得忙了。我會「借重我豐富的外交經驗」，維持中美關係正常發展。
就蘇聯評論員而言，這算不上大膽的談話，但證明他所言不差，卻比我想像來得還快。我前往北京赴任之前，四月底在華府的大都會俱樂部和即將卸任的羅德大使會面。我們坐定準備晚餐時，電視正在播放天安門廣場上數萬名中國學生籲求社會開放的畫面。頗孚眾望的中共前任總書記胡耀邦在四月十五日逝世以來，學生就湧進天安門廣場。中國領導階層被這股反貪瀆、反裙帶關係、反特權的大型運動給震懾住了。觀察中國四十年之久，我從沒見過如此自動自發、熱情洋溢、充滿理想的青年運動。
我問剛由北京回來的羅德：「這可當真？這些示威是真的反政府嗎？」
羅德答說，沒錯，貨真價實。
坦白說，我和羅德在華府碰面時，並未充分掌握中國局勢的最新脈動。在漢城任職的兩年半，我全神貫注於朝鮮半島局勢。即使一九八八年羅德到南韓來觀賞奧運比賽，我們倆當時也只談體育，沒談中國事務。現在，中國已是全球電視螢光幕上的頭條新聞。
我即將親身經歷這場真實的群眾運動，而它也將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達到最高潮，為二十世紀劃下最令人難忘的一幕悲劇。
踏上火山
莎莉和我在五月二日抵達北京，誠如《紐約時報》若干星期後一篇報導所描繪，我們「踏上了火山」。天安門廣場的民眾越聚越多，從鄉下和大城市湧進許多人，表示對此一草根運動的支持。除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四九年以來，北京從來不曾出現如此龐大的反政府集會。目擊一向溫馴、無言、除非被政府策動才會陷入狂熱的中國人，竟然如此吐露心聲，令人又興奮又害怕。
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即將在五月十五日訪中，進行歷史性的訪問，為兩國共黨的關係加溫。華府某些人士深恐戈巴契夫此行代表中、蘇修好的實質進展。為了稍減中蘇高峰會議的熱潮，白宮和五角大廈安排一支美國海軍艦隊訪問上海，以凸顯美、中的軍事合作。我預定趕到上海，在旗艦「藍嶺號」上發表演說，再陪海軍上將毛茲（Henry Mauz）到北京進行一連串禮儀性的活動，然後兼程趕回華府，接待正式訪問美國的中國人代會委員長萬里。
行程已十分緊湊，我還得抽暇安排拜會中國領導人。五月八日拜會國家主席楊尚昆時，我告訴他很高興能回到出生的國家擔任美國大使，並用成語自稱回到了根。楊尚昆說，他期待中、美雙邊關係在未來十年有更長足的進展。
我跟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會面，氣氛就沒那麼融洽。李鵬一九八五年訪問美國，為長江三峽大壩尋求美方的合夥對象時，我就已認識他。他具有刺蝟一般的性格，令我感覺此君深受留學蘇聯的影響，滿口蘇聯教條。我記得他在洛杉磯曾大談為什麼需要中央計畫，以及斯達漢諾夫（Stakhanovite，蘇聯勞動模範）勞工激勵法的重要性。在北京重逢，我沒有就北京市中心的學生抗議熱潮向他說教；他也十分清楚，美方已經透過政府管道向中國傳遞「不要動用武力」的訊息。但是，我以不太迂迴的方式提到在天安門聚集的青年學生。我舉美國作家赫塞（John Hersey）談耶魯大學在一九六○年代處理學生示威的一本書為例，指出當時耶魯校長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曾說：「一旦失去青年，再怎麼長期搞危機管理，都不會見效。」李鵬卻一副依法辦事、維護秩序的態勢，回說：「全世界沒有任何政府會容忍在首都中心發生這種脫序的行為！」
拜會和待在使館批公文之餘，我自己也做些調查工作。換上便服，騎腳踏車到天安門廣場，在不表露身分之下和學生談話，問起他們對中國懷抱的希望和夢想。我很驚訝他們對此一運動熱情澎湃。他們決心消除中國貪瀆腐敗的統治者、剷除政府裡靠裙帶關係圖利、做官的現象。他們希望中國進步，但未必不要共產黨。總之，天安門運動最初幾星期裡，我見到的是一項抗議運動，但並未籲求民主政治。學生們還沒有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權力。
挺諷刺的是，中國領導人忙著處理學生抗議風潮之際，學生們把美國和蘇聯原本的計畫統統打翻了。戈巴契夫的國事訪問頭一個遭殃。雖然若干觀察美、中、蘇三角關係的外交官，稱之為中蘇修睦的第一步，但戈巴契夫的訪問一開始就注定不會有好結果。五月十五日抵達中國時，天安門廣場已經聚集了近五十萬人。由於抗議群眾在廣場搭起帳篷、埋鍋造飯，原本安排要在廣場舉行的校閱儀隊、鳴禮砲二十一響的盛大歡迎儀式，被迫改在機場舉行。學生們也自行製作牌子歡迎戈巴契夫；他在蘇聯實施的「開放」「改革」政策，被學生們奉為天籟。學生們有一幅大字報寫著：「向民主大使敬禮。」另一幅則問：「蘇聯有戈巴契夫，中國有誰？」
不僅到訪的節目被示威搶走光彩，五月十七日戈巴契夫的離華記者會也受到阻礙。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新聞文化組組長羅素（Mckinney Russell）要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下午五點三十分舉行的記者會，可是，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區已經被群眾擠得水洩不通。載著來自全國各省市學生的巴士、懸掛布幅的卡車，跟工人、記者、甚至共黨幹部擠在一起，堵住北京的主要街道。羅素和一位同事走到半路，不得已棄了腳踏車，步行到人民大會堂。到達人民大會堂，他們等了二十分鐘，一名滿頭大汗的蘇聯大使館參事向大家宣布，由於車隊無法通過抗議人潮，記者會改在戈巴契夫下榻的釣魚台賓館舉行。戈巴契夫被譽為在蘇聯發動由上而下改革的英雄人物，來到中國訪問，卻被中國由下而上的人民力量，搞得意義全失。
當天夜裡，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開會，決定北京實施戒嚴。總書記趙紫陽和中宣部部長胡啟立反對，但是不敵李鵬、計委主任姚依林，和猶豫不決、主管安全部門的喬石。這批大老普遍的情緒是，政府不能對抗議群眾示弱。
兩天之後的五月十九日，美國海軍敦睦艦隊由黃浦江駛進上海。可是，中、美聯合車隊好不容易才穿過人潮，來到歡迎儀式會場。我的座車車頭插著美國國旗，友善的中國人朝著車子揮手。我和一群中國領導人在「藍嶺號」上與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毛茲將軍會面。我原本對於艦隊到訪非常熱中，因為它代表我自幼至今，與美、中海軍的關係越加密切。一九四○年我仍年幼，就搭乘往來於長江水域的美軍砲艇，到上海唸寄宿學校。一九八六年，我任職國務院期間，協助安排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海軍艦艇首次泊靠中國港口敦睦訪問，而且這些艦艇泊靠在青島，正是我出生之地。
但是，來到上海的情緒，以及美軍艦隊到訪具有的地緣戰略意義，全在示威活動之下黯然失色。還在北京時，我就意識到各地民眾積累的情緒，會掩蓋艦隊到訪的光芒，特別在國際媒體眼中，已經無足輕重。我到上海之前與外交部長錢其琛會晤，就試圖向他說清楚：如果出了亂子，西方媒體會追著你窮追猛打。他笑而不答。
我在旗艦上的歡迎致詞，無非是祝賀美中軍事關係日益密切的官樣文章。同一時間，岸邊有一大群民眾自發地起而抗議中國當局。在旗幟飄揚、軍容壯盛的場景下，我記得自己告訴自己：「我們在艦上講些好聽的話，可是事態卻不妙啊！」此時情勢已更加清楚，戈巴契夫也好，美軍艦隊到訪也好，甚至我們在這裡陳腔濫調高唱美中軍事合作，都不可能降低或轉移各方對學生運動的注意。示威正在擴大，而這才是新聞！我在五月二十一日拍發給國務院的電文裡，表達這一層觀察：「此地發生反對當局的事件有其恆久性，不會消退。」
一從上海江灣回到岸上，我立刻打電話向國務院報告，表示在中國各大城市動盪危疑之際，我不打算離華。我不顧國務院方面的強烈反對，堅稱：「局勢不妙，我要趕回北京。」綜合其他人的意見，我建議毛茲上將，放棄跟我到北京拜會的計畫，最好趕緊率領美軍艦隊士卒，離開上海這個是非之地。為了儘快趕回北京，我還拿了莎莉的機票。
五月二十日，莎莉和我準備前往機場時，我打開旅館房間的電視機，聽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在北京報導，由於中國當局已宣布戒嚴，十分鐘之後ＣＢＳ便不能在現場播報消息。到了機場，我見到李鵬親自上電視宣布戒嚴。這麼荒謬的一幕，讓人不寒而慄。李鵬宣布之後，電視上傳出〈紙月亮〉這首歌。毫無疑問，電視台主控室裡有支持民主運動的人士，又射了越來越不孚民心的李鵬一記暗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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