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仙(BC0189)
Sun Yat-sen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ere
譯者：溫洽溢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21日
定價：480 元
售價：379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96頁
ISBN：9789571352084

【白吉爾　中文版序｜導　論】

▼  白吉爾　中文版序

向廣大中文讀者呈交孫逸仙傳記是場真正的挑戰。事實上，誰能比他們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這位臺灣的「國父」和大陸的「革命先行者」的生平和著作呢？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中國歷史學家所做的孫逸仙專著往往附帶聖人傳的痕跡：傳記描述過於說教，無論是民族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都用來為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服務。

外國歷史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關注孫逸仙。與中國人的正統觀念相異，西方的研究（尤其在美國）普遍採納實證主義方法和修正主義觀點。這些研究在確認孫逸仙的愛國主義的同時瓦解了英雄神話，強調這位政治人物辦事缺乏條理，連連挫敗。促使我著手展開孫逸仙研究的原動力在於，我希望盡可能闡明和超越這些障礙，融合對這位要人如此差異的兩種評價。

本書最初的寫作對象是對中國歷史不甚瞭解的法國讀者，為此需要給予他們某些基本知識，因此敘述了孫逸仙的生涯，並且分析了他的重要文稿。對於熟識孫逸仙的中國讀者來說，可能不會體驗到這種回溯的作用，而更多的感覺是書中沒有任何鮮為人知的情節描述，沒有任何尚未刊發的資料分析。

英國小說家朱利安．拔恩斯（JulianBarnes）寫道，傳記研究恰如一張漁網，一些素材和另一些素材組成「一連串由繩索連接的窟窿」。1確實，孫逸仙傳記中存在著許多因資料缺乏留下的空白，其原因或許是歷史記載失傳，或許是真相仍舊不明。例如，我們不瞭解一八九六年孫逸仙在倫敦被綁架並被關押在中國公使館的背景，不清楚一九○五年十月十一日，孫逸仙和法國情報人員布加卑上尉，在上海港內的「加勒多尼亞號」客輪上長達八小時的會晤情況，據稱是關於法國政府與中國革命者之間可能的合作。我們亦不能掌握同盟會完整的財務收支情況，不知道一九二四年孫逸仙與蘇聯的接近純屬計謀策略呢，還是體現了他的意識形態和革命活動完全重新定位？

本書並非致力於填補類似空白?：與「窟窿」相比，它對「繩索」更感興趣。這些「繩索」為我們顯示了孫逸仙一生的指導方向和思路。他給世人留下多重形象，而正是這些形象，使他能夠實現與各式各樣錯綜複雜的組織的合作。受益於他的演說家天賦和個人聲望，他使家族和鄉親相互團結為其服務，並得助於祕密會黨、基督教傳教士、海外華商和革命學生。他一人兼任多職：醫生、改革主義者、造反者、商人、外交家、現代化先行者、軍事首領、理論家和國家元首。他毫不費力地衝破了階級隔閡以及文化和地理的界限，擁有多重但不夠完善的身分認同：辭職的國家元首，不太現實的現代化先驅，思維不夠嚴謹的理論家……有人指責他生性變化不定，隨風轉舵。但是他的能力和他的特殊才華，恰恰隱藏於他的多變之中。他從不堅守多重身分中的任何一種。他適應社會各個階層，能夠與所有的對手或夥伴談判協商。他的威望源於他理解同時代人的天分，也可能更甚，讓同時代人認同他的理念並向他們提出奮鬥目標：恢復中華。這是位溝通者，文化的傳播者，同時也是預言家。他的貢獻主要在於他的象徵性，這勝過其在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方面的作用。他善於應用其形象並擅長表達，在此僅舉一例：

一八九六年，孫逸仙被關押在倫敦的清政府公使館期間，成功地動員了基督教傳教士幫助他，通過英國媒體把他塑造成旨在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革命大黨領袖（儘管當時還不存在）。這強有力的形象使他得以在重返亞洲後，說服身邊的日本大亞細亞行動主義者，當時這個小集團正在尋找能夠振興中華的英雄。此後幾年中，他們積極資助孫逸仙的活動。

孫逸仙逝世後，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使用仍在繼續。國民黨人奉孫逸仙為革命運動領袖，奉三民主義學說為南京政府的建國綱領。坐落在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成為對孫逸仙永久的紀念。一九四○年，他被正式奉為國父。蔣介石撤退臺灣後，對孫逸仙更是加倍崇拜，藉此恢復失敗政權的執政合法性。在中國大陸，即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成為首要人物，孫逸仙亦沒有被遺忘，只是為他所做的畫像在方法上略為不同。做為新興資產階級代表和反帝聯俄鬥士，孫逸仙被尊為「革命先行者」。自一九七八年起，孫逸仙的形象被用以驗證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合法性，還有籌措恢復兩岸關係。

孫逸仙的生涯，他運用自身形象做政治工具的習慣做法，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他的崇拜，這些必然牽涉到這位要人的表面和實質的關係問題。在政治表現上，孫逸仙不愧為名家。但在實證主義史學家的眼中，他始終存在著局限性。

某些人指責這部傳記過於注重歷史背景，不夠重視個人，為「孫逸仙的思緒無序辯解」。2此評論說明了方法論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為了深入討論，我認為似乎有必要把我的作品，放入當今法國歷史編纂潮流中重新定位。

出於各種原因，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法國史學家放棄了傳記研究。直到一九八六年，哲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Bourdieu）還在揭露無用的「想像傳記」。3到了二十世紀末，傳記體裁開始復興。於此並存的是馬克思主義威信喪失、結構主義衰退、個人主義回潮和歷史事件創作中媒體的新地位。然而法國傳記新作既不同於中國正統派，也不同於英美實證主義。他們不置評判，既無頌詞亦無指責。在重建他們的英雄生平時，他們不再不惜任何代價地尋找其中必然的聯繫和嚴密的協調。他們更感興趣的是英雄一生融入時代的方式，研究英雄本身留下的形象和民眾的反響。他們也關心英雄生後的影響（通過修建紀念性建築物，和各種形式紀念活動的方式），認為這些對繼承者往往是至關重要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期。傳記體裁也由此轉為使用年鑑學派的方法，注重研究精神思想和集體回憶。這是一個世紀以來法國歷史編纂的特徵。

涉及到法國讀者不熟悉的領域和一位不熟悉的英雄，作者很難接受如此的指責：簡單的事實陳述充斥了本書大量的空間。然而儘管上述種種，我仍然期待中國讀者超越某些文化隔閡，關注這束投向一個熟悉主題的不同目光。

白吉爾　二○○九年十二月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