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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硬漢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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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丁:沙皇再臨(BC0210)
The Man Without a Face: The Unlikely Rise of Vladimir Putin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瑪莎.葛森
       Masha Gessen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2年07月27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789571355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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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硬漢自傳〉



  第三章〈硬漢自傳〉

摘自第三章〈硬漢自傳〉

別列佐夫斯基召集來撰寫普丁傳記的小組,只有三星期時間就必須要完成任務。他們的資料來源名單十分有限:他們有和普丁本人的六次長時間訪談,普丁的太太、普丁一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從前的老師和一位以前在聖彼得堡市政府的祕書。他們沒有時間研究傳主;他們的任務是寫出傳奇故事。結果它成為戰後列寧格勒一個惡棍的傳奇故事。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及輝煌建築的城市。但是普丁於一九五二年出生的蘇聯城市列寧格勒,在其人民經驗中,卻是一座充滿飢餓、貧窮、破壞、侵略和死亡的城市。普丁出生時,距列寧格勒圍城結束僅有八年。

圍城始於納粹部隊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完成包圍、切斷列寧格勒對外一切聯結,而於八百七十二天之後才結束。圍城期間有一百多萬名平民死於饑饉或始終不止的砲火。這些人有一半死於逃出包圍途中。唯一一條不受德國人控制的路,名為「生命之路」(Road of Life),數十萬人在這條路上死於炸彈和饑饉。現代史上沒有一個城市遭遇到如此規模的饑饉和人命損失;可是,許多倖存者仍認為當局刻意低估傷亡人數。

沒有人曉得一個城市需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從如此深刻的暴亂、如此廣泛的悽慘狀況裡復原。若干年之後,列寧格勒圍城口述歷史的作者,試圖回憶起該市仍在圍城生活之中時曾說:「試想一位士兵已習慣生活在和平時期,可是環繞在他身旁的仍是同樣的牆、以及在壕溝裡時同樣的物品。天花板的骨董鑲邊留下彈片的痕跡,鋼琴光亮的表面留下破碎玻璃造成的刮痕,亮麗的拚花地板原本擺放燒木柴火爐的位置則留下了焦痕。」

移動式的鑄鐵火爐(burzhuikas)是列寧格勒居民在圍城期間賴以為公寓取暖的工具。全市的家具和圖書都丟進火爐代替柴火。大腹便便的黑色火爐成為失望和遺棄的象徵:當局曾經向蘇聯公民信誓旦旦保證可以安枕無憂,德國是友、非敵;但當局卻聽任全國第二大城市的人民飢寒交迫而死。然後,圍城一結束,他們花大錢修復遭德國人劫掠的宏偉的郊區宮殿,卻不來修繕市區的住宅大樓。而弗拉基米爾.普丁就是在一戶每個房間都有燒柴火爐的公寓長大。

他的父母親,弗拉基米爾和瑪莉亞.普丁,撐過了圍城,沒有送命。老弗拉基米爾.普丁於蘇德戰爭一爆發就從軍,在距離列寧格勒不遠的地方作戰時受到重傷。他被送到包圍線後方的醫院,瑪莉亞在醫院裡找到他。住院好幾個月之後,他依然嚴重傷殘,雙腿都已變形,終其一生痛苦不堪。老普丁從軍中退役,帶著瑪莉亞回家。他們的長子(此時大約八至十歲)住在市政府安排的兒童收容之家,顯然官方希望收容所可以比已陷入困境的父母親能更好地照料小孩。可是,他們的兒子死了。瑪莉亞本人差點也死掉:圍城一解除,她已經孱弱到無法自己走路。

這就是未來俄羅斯總統的父母親:一個殘障男子,一個差點活活餓死、又死了兒子的女人(他們的另一個兒子在戰前數年即已夭折)。但是就蘇聯戰後的標準來看,普丁夫婦仍算是相當幸運:他們倆還能相依為命。戰後的蘇聯,生育年齡的婦女比起男性,足足多出近一倍。除了統計數字之外,戰爭實質上給每個家庭都帶來悲劇,戰爭害夫妻失散、住屋全毀,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能夠熬過戰爭,在圍城之下大難不死,而且夫婦還能相依為命,甚至還有房子可以住,真算是個奇蹟。

小普丁的出生更是另一個奇蹟。由於普丁夫婦的身體狀況看來不太可能生育,以致謠言四起,盛傳普丁夫婦認養了他。普丁首度競選總統前夕,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出現一位婦人,聲稱是她把普丁交付給人收養,當時他只有九歲。接下來有一大堆文章和一、兩本書追著這個題目做後續報導。甚至娜塔莉雅.姬沃克洋也傾向相信這個故事:她發現普丁的父母極端溺愛他,而且傳記寫作小組也找不到任何人記得普丁學齡前的樣子,這更強化了她的懷疑。然而,不僅寫作小組不可能證明認養說是否屬實,其實也沒有必要: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不管普丁是他父母親生或領養,就他那個時代的標準,他都是個奇蹟兒童。

由於弗拉基米爾.普丁從籍籍無名突然暴得大權,由於他整個成人期都生活在一個神祕的特務機構之內,這使他遠比其他任何現代政客更能夠控制外界對他的了解,且他在這方面的確擁有遠遠超過任何現代西方國家政客的能力。他創造自己的神話。這算是一件好事,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向世界直接溝通,希望他們見到他的那一個面相。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列寧格勒圍城解除之後,一個小孩崛起的神話;這個殘破、飢餓、貧窮的城市,孕育出強悍、飢餓、凶猛的小孩。唯有如此,他們才能生存下來。

要進入普丁成長的建築物必須先穿過聖彼得堡居民所謂的「天井庭院」(well courtyard):四周都被高大的公寓大樓包圍,它讓人覺得彷彿站在大石井的底部。和所有的這類天井庭院一樣,這一處淨是垃圾、破洞,又無燈光。大樓本身也破爛不堪:建於十九世紀的樓梯已經朽爛、樓梯間難得有燈泡。一大截扶手不見了,其餘的建築也搖搖晃晃。普丁一家住在一棟五層樓的頂樓,沿著漆黑的樓梯往上走,還挺危險的。

和列寧格勒市中心大多數公寓一樣,這地區當年規劃是以有錢人為出租對象,可是現在一個單元卻被分割為兩、三戶公寓,每一戶又由好幾家人入住。普丁家的公寓沒有像樣的廚房,因此從樓梯間走上來的狹長走廊,擺了一具瓦斯爐和一個水槽。三家人共用這具有四個爐頭的瓦斯爐來作菜備膳。他們在貼著樓梯間的小空間,加蓋了一個盥洗室。這個小空間沒有暖氣。若要洗澡,住戶必須先用瓦斯爐把水燒熱,再把熱水拎到冰冷的小房間裡洗。

年輕的普丁當然是公寓裡唯一的小孩。一對年長的夫婦住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這個房間後來被裁定不適合人居住;另外,有一對遵奉猶太教禮俗的老夫婦、帶著一個成年女兒,住在走廊兼廚房的對面。三家人經常在共用廚房起衝突,但大人們顯然知所節制、不讓小孩曉得彼此失和。普丁經常跑到猶太夫婦家去玩─他在和傳記作者談話時,他一口咬定沒有把自己父母和老猶太夫婦差別看待。

普丁家住了最大的一間房,大約二十平方公尺,或十二英尺乘十五英尺(約五坪)。以當時的標準來看,三口之家住在這麼大的房間已經有如宮殿。而且幾乎無法想像的是,普丁家還有電視機、電話和城外的別墅。老普丁在火車車廂工廠當技術工人;瑪莉亞則擔任粗重的工作,如夜班的守衛、洗衣婦、搬運工,以便在白天時可以照料兒子。但是如果仔細檢視戰後蘇聯的貧窮狀況,就會發現普丁一家相當富有。且他們對兒子的寵溺,無以復加:上小學一年級的弗拉基米爾就有手錶,在當時當地,這是個罕有且昂貴的配飾。

學校離普丁住家只有幾步路。上的課程其實不怎麼樣。小一到小四的老師是個非常年輕的女性,她靠上夜校完成大學教育。一九六○年,受教育的確不是優先事項,這一年普丁進小一,已經將近八歲。他的父親關切的是紀律,不是教學品質。小普丁也沒把受教育當做是成功的指標;他非常重視硬漢形象,就這點而言,他的童年好友一致認為沒錯,他就是這一副德行。關於他的生平資料─也就是他的傳記作者能取得的材料─絕大部分都是他在青少年時期如何打架等等。

天井庭院是蘇聯人民戰後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弗拉基米爾.普丁的個人神話也根植於此。由於大人們一週工作六天,且當時也幾乎談不上有托兒照護的機構存在,蘇聯的孩童往往就在他們擁擠不堪的公寓大樓外頭的公共空間長大。以普丁來講,他是在井底長大的孩子;在髒亂東西到處丟、粗暴大漢鬼混的天井庭院長大。他的同學及多年好友維克多.波里斯恩可(Viktor Borisenco)告訴一位傳記作者說:「有些天井庭院,全被惡漢占了。不洗澡、不刮鬍子的傢伙,叼著菸、抱著廉價酒瓶在那邊混,喝酒、囂鬧、打架。

普丁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我們年紀稍大一點時,常看到他家那裡的天井庭院,有無賴經常喝得醉醺醺、倒地就睡。許多人坐過牢。換句話說,他們沒辦法照顧自己。」

普丁年紀比這些無賴小、塊頭沒有他們高壯,努力和他們井水不犯河水。他的朋友又說:「如果有人冒犯他,佛洛迪亞會立刻撲上去,抓他、咬他、撕他頭髮─跟他拚了,絕不允許別人侮辱他。」

普丁一路打進小學。他的許多同學都記得他好勇鬥狠,但下面一則故事讓我們看清楚這位未來的總統的脾氣。「勞作老師揪住普丁的領子,把他從他的教室拖到我們的教室。

我們在他的教室學習製作畚箕,弗拉基米爾犯了過錯,隔了好一會兒,他才安靜下來。

這段過程很有意思。彷彿他心情好一點了,一切都沒事了,但是過一下子他又發作了,開始表達他的憤怒。他連續鬧了好幾次。」

學校對他的懲罰就是不讓他加入「少年先鋒隊」(Young Pioneers)─這在當時是相當罕見的懲罰,通常只有冥頑不靈、基本上被認為已經無藥可救的小孩,才會受到這樣的待遇。普丁已被貼上標籤,一連三年,他是全校唯一沒有配掛紅領巾的同學;一般來講,十到十四歲的學童加入這個共產黨組織,都會配上紅領巾。且若是拿他比學校其他小孩家境都更好這一點來看,普丁不能加入少年先鋒隊,的確是相當突兀。

但是,普丁個人認為,大家公認他是硬漢,這才是他真正的地位。他在二○○○年答覆傳記作者時曾誇耀地說:

「為什麼直到六年級你才加入少年先鋒隊?情況有那麼糟嗎?」
「當然啦。我不是少年先鋒隊;我是小太保。」
「你當真嗎?」
「你別看不起我。我真的是壞蛋。」

普丁十三歲時,對社會、政治和學業的態度都變了。小六時,他開始努力向學,不僅獲准加入少年先鋒隊,還立即被選為班長。然而,他不改打架的習慣,普丁的朋友們告訴他的傳記作者一系列的打架故事。

一位小學同學回憶說:「我們在街上玩追打遊戲,瓦洛加剛好經過。他看到一個年紀比我大、塊頭也比我大的男孩緊追著我,而我是拚命地跑。他挺身而出要保護我,跟那個大塊頭打起來。當然,我們立刻講和。」

另一位同學則說:「八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們在電車站候車。一列電車到了,但它不是我們要搭的。兩個醉漢下車,開始向人尋釁。他們嘴裡咒罵人、還出手推人。瓦洛加鎮定地把他的包包遞給我,接下來我只曉得他把一名醉漢推倒在雪地、跌個狗吃屎。另一個醉漢回過頭,瞪著瓦洛加,大叫:『怎麼一回事?』幾秒鐘之後,他就曉得怎麼一回事了,因為他也躺在夥伴旁邊了。此時,我們的電車到站。如果要我說說瓦洛加,我只有一句話要說:他絕不會讓欺負人的流氓惡棍可以占便宜。」

身為年輕的KGB官員,普丁仍舊愛打架。

另外一位普丁的朋友說:「他有一次邀我去參觀復活節的十字架大遊行。當時他正在執勤,協助維持遊行秩序。他問我要不要到教堂看看神壇。我說,好呀,其實就是好玩嘛!─沒有人可以靠近神壇,但我們才不管,硬是闖進去。遊行結束,我們要回家,正在等巴士時,有人朝我們走過來。他們不像是歹徒,比較像是灌了兩杯老酒的大學生。

他們問:『你有菸嗎?』瓦洛加說:『沒有。』他們又說:『你在幹什麼?竟然這樣子答話。』他回答說:『沒怎麼呀。』我根本沒看清楚之後是怎麼一回事,但對方其中一位一定是碰了他、或推了他,接著,我只看到有人飛了出去。瓦洛加很鎮定地對我說:『我們走吧。』我們就走了。我很喜歡他把尋釁的那傢伙摔出去那一幕。只有一秒鐘,那個人就飛出去了。」

同一位朋友還記得,幾年後,普丁在莫斯科特務學校受訓時,回列寧格勒休幾天假,又在地下鐵和人幹架。這位朋友告訴普丁的傳記作家說:「有人找他麻煩,他把那傢伙擺平了。瓦洛加很煩惱,『莫斯科校方對這件事一定不諒解,會有麻煩的。』我猜他是有了麻煩,不過他從沒有告訴我細節。最後總算沒事了。」

普丁只要一受到最輕微的挑釁就會火爆到要幹一架,甚至不惜冒傷害KGB前途之險。不論這個故事是真是假,但值得注意的是,普丁把自己描繪成這副模樣,或者說允許別人把他描繪為脾氣急躁,隨時可以動粗的形象。而這個形象與普丁青少年時期所專注的紀律,卻全然不符。

普丁在十或十一歲時尋找地方可以學習技擊。學拳擊的過程顯然太痛苦,他在初步受訓時,就被對手打斷鼻子。於是他改學Sambo(即俄文「徒手自衛術」的縮寫字母)。這種俄國武術結合柔道、空手道和民俗角力。他的父母親反對兒子這項新嗜好。瑪莉亞認為它太「愚蠢」,擔心兒子會受傷;父親乾脆嚴禁他上課。教練登門拜訪許多次,好不容易才說服他父母親允許他每天持續去練功。

Sambo以及它教導的紀律,使普丁從一個小學生太保轉變為有了目標、且用功的青少年。它也和一項熊熊的野心有關:普丁顯然聽說KGB招募新人時,希望他們精嫻徒手戰技。

姬沃克洋試圖向我說明,為什麼他覺得普丁的熱忱太奇怪:「妳想想看,在那個時代,每個男孩都想成為太空人時,但竟然有人夢想要成為KGB官員。」不過,我卻不認為它太怪異:一九六○年代,蘇聯的文化當局投注相當大力量,為祕密警察創造出浪漫、甚至魅力十足的印象。普丁十二歲那年,有一本小說《盾與劍》(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成為暢銷書。書中主人翁是蘇聯派在德國的一位情報員。普丁十五歲時,這部小說改編為劇本,拍成非常受歡迎的連續劇影集。四十三年之後,普丁以總理身分接見從美國遣送回國的十一名俄國間諜,大家為了展現同志情和懷舊心,一起唱起這部影集的主題曲。

普丁告訴他的傳記作者說:「我唸九年級時,深受電影和書本的影響,立志要投效KGB。但這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傳記作者追問:除了書本和電影,是否還有別的因素形成普丁的堅定熱忱呢?似乎是有,但普丁這個資深間諜,堅稱沒有。

我們全都希望子女能成為更好、更成功版的我們。而弗拉基米爾.普丁,這位被第二次世界大戰差點餓死及打成殘廢的一對夫妻奇蹟般培養的幼兒,天生就是蘇聯間諜;事實上,他或許生來就是要做派駐德國的蘇聯間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間,老普丁被派到所謂的顛覆部隊,這是要潛入敵後工作的小型特遣部隊。它們歸NKVD管(當時蘇聯祕密警察的名稱),大部分從NKVD中抽調人員組成。他們從事的是自殺型的任務:熬過戰爭頭六個月還未死的,不到百分之十五。老弗拉基米爾所屬的特遣隊也不例外:二十八名士兵被空投到距列寧格勒約一百英里的敵後一座森林。他們的存糧只夠讓他們去整理裝備,並炸毀一列火車,之後糧食就斷了。他們向當地人討飯吃;村民餵飽他們、再把他們交給德軍。其中幾個人設法逃脫,德軍緊追。老弗拉基米爾跳進沼澤藏身,頭埋進水底、靠蘆葦管呼吸,直到搜索隊撤走。全隊僅有四人生還。

戰爭帶來了怪異的故事;所以或許小普丁成長的傳奇就跟其他奇蹟般生存、自發性英勇的故事一樣是真的。這或許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在小四時,明明功課還很爛,就選修德文。這或許也更切實地說明了為什麼普丁還是小學生,他家別墅的桌上就有一張蘇聯間諜機關創辦人的照片。他最親近的童年好友記得,照片裡的人「肯定是某個情報員,因為瓦洛得卡是這麼告訴我的」。普丁也告訴他的傳記作者,他這位偶像的姓名是楊.伯津(Yan Berzin),他是位革命英雄、蘇聯軍事情報機關創辦人,也是讓全歐洲各國都派駐間諜站的始作俑者。他也和許多早年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一樣,於一九三○年代末期以涉及所謂的反史達林陰謀罪名,遭到逮捕及槍決。他在一九五六年獲得平反,恢復名譽,但依然默默無聞。你必須真正是個KGB迷,才能不僅是知道他的姓名,甚至取得他的照片。

我們不清楚老普丁戰前是否為祕密警察工作、或戰後仍繼續為NKVD做事。看來很有可能他仍屬於所謂「常備役」(active-reserve)特務,當時一大群祕密警察官員雖有正常工作,但仍替KGB當線民、也從KGB領薪水。而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普丁一家人生活比別人相對好許多:擁有別墅、電視機和電話─尤其是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