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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劉曉波人生之四幕劇
引子／劉曉波人生之四幕劇
二○一○年十月九日，也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次日，中共當局安排劉霞與劉曉波會面。 劉曉波告訴劉霞，之前他已經由監獄方面得知自己獲獎的消息。面對劉霞，劉曉波激動地流下眼淚，並說：「這個獎，是頒給『六四』亡靈的。」
劉曉波被中共關押在監獄之中，成為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多的歷史上第二位在獄中的獲獎者。由於劉曉波無法出席頒獎典禮，在頒獎典禮上，諾貝爾委員會罕見地設置了一把具有象徵意義的空椅子。
最支持劉曉波的捷克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天鵝絨革命後當選捷克總統，但他仍然不喜歡穿著正式的服裝。他拒絕了朋友奧地利王子施瓦森伯格（Karel Schwarzenberg）買給他的西裝，「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哈維爾說，「這會讓我看起來像個小白臉。」他通常就穿一件套頭衫和牛仔褲，踩一輛踏板車在城堡的走廊裡穿梭。
與哈維爾相似，劉曉波在穿著上也是隨意而簡樸。他不習慣穿西服打領帶，有一次，朋友請他去一家高級的俱樂部吃飯，他穿著牛仔褲就去了，結果侍者非得讓他換一條西褲才能入內，讓他很不高興，勉勉強強地才換了褲子。八○年代，劉曉波風頭正勁的時候，他在北師大的講台上隨隨便便地穿著舊牛仔褲和拖鞋。劉曉波博士班的同學孫津說，那時，我行我素的劉曉波經常「背一個破書包，穿個短褲、拖鞋，上身是一件T恤」。當有人非議劉曉波的打扮時，劉曉波得意地回答說：「我這一身衣服，還不到十塊錢！」
如果將來有一天，劉曉波獲得了自由，也就意味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已經啟動。那時，劉曉波會不會被邀請到奧斯陸市政大廳，諾委會為他補上一場頒獎典禮？那麼，在頒獎典禮的現場，劉曉波會不會身穿一身筆挺的黑色燕尾西服呢？西裝革履的劉曉波，不知該是怎樣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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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人生都充滿了「如果」，劉曉波也不例外。
如果劉曉波的父親不是文學教授，如果劉曉波沒有當過知青，如果劉曉波沒有考上吉林大學中文系並加入「赤子心」詩社，在那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他會成為一名笨拙的工程師嗎？
如果劉曉波沒有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如果劉曉波沒有發表那篇新時期文學充滿危機的發言，如果劉曉波沒有挑戰思想界前輩李澤厚，他會是一名謹言慎行的美學教授，並一生默默無聞嗎？
在天地玄黃的一九八九年，如果劉曉波老老實實地在國外當訪問學者，而不是如飛蛾撲火般回國；如果劉曉波只是學運的旁觀者，而沒有發起「四君子」絕食；如果劉曉波沒有在廣場上堅守到最後一刻並勸說學生撤離，他會免於牢獄之災嗎？
在全民「下海」的九○年代，如果劉曉波轉而經商弄潮，如果劉曉波重新走入象牙塔做考據式的學問，如果劉曉波在寫作暢銷書方面動用一丁點才華，他會成為一名腰纏萬貫的、惺惺作態的「儒商」嗎？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如果劉曉波不曾當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並為言論自由奮戰，如果劉曉波沒有在海外媒體和網站上發表數百萬字的政治評論，如果劉曉波沒有參與起草和組織《零八憲章》，他會第四度入獄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嗎？
每一個「如果」，都有可能是人生的一個岔口。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如果中國沒有劉曉波，或者如果劉曉波的責任感──也可以稱之為責任感和企圖心等的種種混合物──不夠強，那麼情況將會如何呢？
劉曉波的存在，劉曉波的受苦，對所有人都是一個提醒：我們並不單獨存在於這個世界，我們必須考慮到周遭的世界，並負擔起共同的責任。劉曉波依據自己的良心，以負責任的態度行事，也因而立下一個典範，讓我們知道如何自處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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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當時二十二歲、當過多年知青的劉曉波考入大學，是其成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起點。此後的三十多年，劉曉波的成長歷程和公共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或者說四個劇幕。
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劉曉波的學習時期、發軔時期和成名時期。
廣義的八○年代，包括七○年代末期，是當代中國少有的一段蓬勃向上、充滿希望的時期。儘管其間也有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運動，但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約束和控制之下，此類「回潮」的政治運動並沒有對文化思想界造成致命之傷害。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才告中斷。
劉曉波得益於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自己也成為其中的推波助瀾者。他從文學批評和美學領域，進入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知識分子及政治制度的批判。他的著述洛陽紙貴，他的演講風靡校園。
一九八九年春，學運潮起，劉曉波毅然返回國內，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由「黑馬」而為「黑手」，由「書齋中人」而為「行動中人」，由「青年導師」而為「國家公敵」。槍聲響起的那一刻，他的青年時代亦告終結。
是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一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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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階段，從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九年，是劉曉波的入獄時期、受難時期和沉潛時期。
此十年是中國社會政治停滯、經濟騰飛的十年，是知識分子集體潰敗、基本價值懸置的十年。在鄧小平提出的「奔小康」的口號之下，中國民眾不得不接受自由被剝奪、人權被侵犯的現實，一門心思賺錢去，錢成為中國人唯一的信仰。在知識界內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後現代主義、傳統文化熱和新左派等思潮，在官方默許和鼓勵下，相繼興起。與之對應的是，自由主義日漸邊緣化。
這十年間，劉曉波因為積極介入人權活動，先後三度、有近六年的時間失去自由。即便在獄外，他也常年遭到國保警察（國內安全保衛警察之簡稱）的嚴密監控、跟蹤，甚至被非法軟禁，生存狀況極為惡劣。但是，劉曉波沒有放棄、沒有氣餒、沒有因為被大眾遺忘而焦慮不安，而是繼續閱讀文獻、觀察社會、聯絡同道，尋求新的發力點。
在此期間，劉曉波多次起草、組織和發表呼籲當局實行民主、保障人權和為「六四」平反等主題的公開信。不過，他只能在一個很小的異議人士的圈子內活動，基本上是「孤獨的先行者」的角色。
此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二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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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階段，從一九九九年至二○○八年，是劉曉波的政論寫作時期、公共知識分子時期和人權活動家時期。
這一期間，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腐敗問題變本加厲，社會矛盾日漸尖銳。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任期內，中共對外宣示「大國崛起」，輸出「中國模式」；對內宣揚「和諧社會」，實則暴力「維穩」，祕密警察日漸猖獗。
另一方面，公民社會逐漸萌芽和壯大，NGO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網路的普及帶來前所未有的資訊自由。而知識界也出現了更大的分化，被招安和主動繳納投名狀者如過江之鯽。
中國式極權主義在通往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不斷變異。大部分人都向這副忽而齜牙咧嘴忽而口蜜腹劍的醜惡面目低頭臣服，並自我辯解說：「既然不能打敗他們，就加入他們吧。」於是，犬儒主義盛行，各階層一起潰敗，中國社會失去了變革的動力。
這一時期，劉曉波仍然處於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不過，除了在每年特定的「敏感時期」遭到短期軟禁和傳喚之外，並沒有再度入獄，他的生活相對比較穩定。在早年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訓練的基礎上，加上對社會轉型進程中知識分子角色變化的自覺，他保持了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批判熱情，「他不懈地思考著轉型的方案，乃至轉型後的方向，為『後改革』的軟著陸提供了一個打通知識界與民間社會的、彌足珍貴的獨特視角」。
其中，在二○○三年至二○○七年間，劉曉波連任兩屆獨立中文筆會會長，使筆會的重心由海外轉移到國內。在一幫同仁的配合與支持之下，將筆會打造成中國大陸第一個突破當局結社限制、捍衛言論自由、推動中文文學的獨立社團。二○○八年，劉曉波卸任筆會會長，又投入《零八憲章》的修訂和組織工作，直至當年十二月八日被捕。領導獨立中文筆會和《零八憲章》運動，凸顯出他的一個新身分：民間社會的組織者和協調者。
此為劉曉波人生之「第三場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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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階段，從二○○九年至今。
從二○○八年十二月八日深夜警察破門而入那一刻起，劉曉波即失去自由。二○○九年十二月，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重刑。二○一○年十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儘管囚禁了劉曉波的身體，但中共當局已經無法讓劉曉波這個名字從公共生活中徹底消失。劉曉波的存在就如同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中共獨裁政權的本質。只要劉曉波仍然被關押在獄中，無論戴上什麼樣的面具，中共都無法掩飾其猙獰面目。
而諾貝爾獎的榮譽，也將劉曉波推到一個新的位置。儘管劉曉波的價值並不單單由諾貝爾獎來定義，但諾貝爾獎讓劉曉波在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中有了更強大的著力點。劉曉波的好友陳軍指出：「我深信曉波在這方面是有自我期許和準備的。他如果能繼續他的堅持，繼續他多年的閱讀和寫作，他也會像哈維爾這樣的傑出人物一樣，對中國有更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力，這有可能比在具體環境中推進中國民主化來說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勝任這個角色。」在不久的將來，劉曉波有沒有可能舉起那根撬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槓桿呢？
關於劉曉波未來的「第四幕劇」，讓所有關心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人拭目以待，並充滿無限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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