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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科學人文系列
作者:肯尼斯‧布勞爾
       Kenneth Brower
譯者:莊安祺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5月21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57133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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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暴

接著,弗瑞曼也被捲入戰爭中。他進劍橋第二年的年底,史諾(C. P. Snow)(註 1)和他面談——史諾在戰時的工作就是要尋覓軍事科技人才。而弗瑞曼也以 19 歲之齡,成了皇家空軍轟炸機指揮部裡的數學家。

這真是反諷,不過在那時,這樣的反諷十分常見。弗瑞曼年輕時代強烈主張和平主義,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蕭條年歲中成長的他,曾為文描述那個時代:

「老一輩的人要我們永遠記得他們的悲劇,而我們的生活也的確一直籠罩著那個陰影。每年 11 月 11 日是政府公定的紀念日,但壓在我們心頭更沉重的記憶,則是一整個世代的精華明星都已經隕落消失。

「我們 1941 年班可不是傻子,在 1937 年,我們就已經清楚地預見另一次的浴血戰事即將迫近。我們知道如何預測可能性,也看不出下一次的戰事有比前一次不血腥的跡象。我們估計大戰將在 1939 或 40 年爆發,而我們劫後餘生的機率大約也和當年的 1915 或 1916 年班差不多。根據我們計算的結果,5 年之內死亡的機率大概是10:1。」

在弗瑞曼和一小群和平主義的同伴看來,世界已經瘋狂了,希特勒正是一個徵象。德國人不是敵人,而同是受害者;這個時代生病了。在英國,握有政權的老人家對國家的問題束手無策。張伯倫是偽君子;希特勒雖不是偽君子,不過他精神不正常。邱吉爾是好戰份子,「計劃著會讓我們犧牲的戰事」。弗瑞曼等人唯一推崇的世界領袖是甘地。他們訂閱《和平新聞報》,抵制預備軍官訓練兵團。「我們反抗老一輩的虛偽和愚蠢,一如當今年輕人反抗老一輩一樣,原因也十分類似。」

然而弗瑞曼等人預言的大浩劫並沒有出現。戰爭爆發了,但並不如他們預估的那般血腥。邱吉爾勉強獲得他們的讚許;非暴力而又包容希特勒的貝當──賴伐爾(註 2)政府也取代了他們對甘地的崇拜。

弗瑞曼寫道,他到皇家空軍轟炸機指揮部報到時,已經不再那麼反戰。

「我在 1943 年 7 月向皇家空軍轟炸機指揮部報到,正好趕上空襲漢堡。7 月 27 日,我們炸死 4 萬人,只損失 17 架轟炸機,而且首度在史上創下轟炸出一片火暴的紀錄。」

轟炸之後造成的火暴殺傷力十足,但究竟是如何發生的,迄今還沒有人明白。那似乎是肇因於炸彈引起的氣流不穩定。火暴蔓延非常迅速,產生巨大熱量,使城市裡的大片氧氣燃燒,甚至連防空洞裡的人也難於倖免。

「每一次大轟炸,我們都希望能造成火暴,但僅成功兩次──一次是在漢堡,另一次是兩年後在德勒斯登。」美軍轟炸日本也有兩次引發火暴的紀錄,弗瑞曼寫道。東京的一次火暴還造成和廣島原子彈同樣慘重的死傷──10 萬人,破壞力遠比落在長崎的原子彈還強。

弗瑞曼並未直接負責製造火暴的數學計算工作,而是擔任轟炸機指揮部研究撞機的專家。英國的轟炸機在夜間飛行,偶爾會在暗夜中互撞,轟炸機員最恨因意外而死,寧可因敵軍砲火而犧牲。問題在於如果隊形鬆散,雖然能減少互撞的意外,卻更容易遭敵軍砲火擊中。弗瑞曼的工作,就是要找出兩全之道。

「在英國上空,致命和非致命的互撞比例約為 3:1,這個比例已經考慮到在英國發生的非致命互撞如果發生在德國就可能致命的事實。因此我告訴指揮部,要估算在德國發生的致命互撞數目就是要把非致命互撞的數目乘以 3。這就是我得做的數學題目。這意味著我們出擊千次,只有一架轟炸機會因互撞而折損。我告訴指揮部這樣還不夠,建議他們把轟炸機密度增加 5 倍,如此一來互撞的折損比率提高百分之零點五,而所省下的戰鬥機耗損率則比百分之零點五高得多。指揮部接納了我的建議,機員雖不情願,也只能遵命。」

弗瑞曼對轟炸機的了解比大部分軍官還多,甚至遠勝於大部分內閣閣員,而他對自己所得的資料感到十分驚愕。

「對方的防衛使我們很難正中目標,所以我們乾脆不求轟炸軍事目標,只求焚燒城市。即使殺戮平民,我們的成果也不佳。德軍的每一噸炸彈在英國就可殺死一個人,而我們卻得投三噸炸彈,才能殺死一個德國人。我掌握了這樣刻意向英國百姓隱瞞的資料,感到責任深重。好多次,我都認定我該跑上大街告訴民眾,政府以他們之名幹了什麼樣的蠢事,但我卻沒有這樣做的道德勇氣,而只是坐在辦公室裡,仔細計算如何以最經濟的方式再屠殺 10 萬人,直到大戰結束。

「戰後,我讀到艾希曼(註 3)組織高階頭目接受審判的報導。這些人坐在辦公室裡寫文件,計算如何更有效率地屠殺人民,就像我一樣,不同的只是他們被當成戰犯送到牢裡或處了絞刑,而我卻沒事……

「1945 年 8 月,我正準備飛往琉球。雖然我們已經打敗德國,但邱吉爾覺得還不夠,他說服了杜魯門總統讓他加入轟炸日本的行動,而派出了號稱『老虎軍』的 300 架轟炸機機隊。我們將以琉球為基地,而且因為日本幾乎沒有空防,我們將和美國人一樣在白天轟炸。我覺得這種屠殺無力自衛的日本人的方式,比屠殺防禦極佳的德國人更教人作嘔,但我依然沒有退出。此時我已經投入戰爭太久,幾乎想不起和平的滋味了,現有的任何詩人都無從描述那靈魂的空虛,是如何讓我在既無仇又無恨的情況下繼續殺戮。唯有莎士比亞讓馬克白所說的一段話,能夠傳達我的心聲:

 我浴血而行,已經涉入如此之深,
 就算想退出,
 回頭之路也像繼續前行一樣漫長。

「我正和母親在家安靜地共進早餐時,報導廣島原子彈轟炸消息的早報送來了。我立即明白了它的意義。『謝天謝地。』我說。我知道老虎軍不會飛了,我不必再殺人了。」

最近我問弗瑞曼,他在大戰時期的經歷是否造成他對星星的興趣,弗瑞曼點點頭。「最強烈的情感往往是存在潛意識之中的。我生長在絕望的時代──30 年代晚期,當時遠比現在糟得多,遠比我們所理解的糟得多。我想我們實在是太幸運了。這恐怕就是我朝天文學發展的真正原因。」在戰後 25 年,他寫道:「就我個人對人類現況的看法,太空的探索是一片黑暗前景中最有希望的領域。」

戰後,弗瑞曼考慮著自己的前途。他認為物理學將是未來 25 年最重要的科學。物理學也需要他,因為它「比數學或天文學更混亂」。他上劍橋面見泰勒(G. I. Taylor),向他請益,泰勒立即建議他赴康乃爾師事漢斯.貝特(Hans Bethe)。

「當時雖然看不出來,」弗瑞曼說,「但這是正確的決定。康乃爾是理想的學校。我得離開英國,離開我父親,我需要全新的開始。」1947 年,他以大英國協基金會的獎學金來到美國,在大雨滂沱中抵達了綺色佳(Ithaca)。

「我敲貝特的門,他來應門。我向下一看,一眼就見到滿是泥濘的靴子,教我覺得踏實。在劍橋不會有這樣的事。學生直呼他的名字漢斯,他會和大家一起在自助餐廳用餐。在劍橋絕沒有人會這樣做。」

弗瑞曼追隨貝特和當時也在康乃爾的費曼(Richard Feynman)修習物理。「由貝特和費曼那兒,」他寫道,「我學到光有數學的簡潔還不夠,這是哈代的學生很難學到的一點。要在物理學有所表現,必須掌握現實,對事物的本質有所直覺。貝特和費曼在這方面的直覺已經超凡入聖,也啟發了我。另一方面,偉大的數學家韋爾(Herman Weyl)也曾告訴我:『每當我必須由真和美中做選擇時,我總選擇美。』」

有人說,與其說貝特是偉大的物理學者,不如說他是偉大的物理教師。我曾請教戴森這是否為真。

「兩者都對,貝特的頭腦和我的很像,他思想的深度不如解問題的能力。他找出了太陽內部運作的方程式。太陽對貝特來說,是有趣的機械。」貝特對弗瑞曼的看法則是:「他可能是我所教過最有天分的研究生。他的表現太傑出,教其他研究生都打消做理論物理學者的念頭。他這個人可以用左手做完一切,接著讀《紐約時報》消磨完這一天。他是傑出的數學家,而我們其他物理學者多半只會夠應付的數學。他還在做研究生的時候,就解出了沒有任何人能解的題目。」

這個解答是弗瑞曼在灰狗巴士上想到的。

這個問題是量子電動力學的關鍵。弗瑞曼先在康乃爾花了一年研究它,了解其他人曾用什麼方法研究它卻失敗。到那年年尾,他闔上書本,讓腦子休息,跳上灰狗巴士朝西而去。他對巴士旅行的喜愛就是源自那一次的旅程。當時灰狗巴士上還沒有盥洗室,每隔兩、三個小時,就得停車休息,弗瑞曼會下車伸腿,四處走動,看看鄉村景色。他並沒有做任何演算,只是放鬆腦子。到了柏克萊,他下車訪友,接著又跳上另一輛灰狗巴士朝東而行。

美國大陸再一次由車窗外閃過,巴士在公路上顛簸,電動力學的謎團也在弗瑞曼的腦海裡晃動。這個謎團可難解了。量子電動力學是一統愛因斯坦特別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理論;只用簡簡單單幾個原則,它就將先前一片混沌的固態和電漿物理法則、分子的興與亡、邁射和雷射技術(maser and laser technology)、光學光譜學和微波波譜學融合在一起。巴士緩緩穿過台地、仙人掌和只有一間加油站的各小鎮,而公式也一個接一個穿過弗瑞曼的腦海。

「回家的路上,一切都各安其位了。」他說:「我明白該怎麼做了。我在芝加哥下車,花了一週把一切都寫出來。」

有沒有任何同車的旅客注意到了?天衣無縫的物理定律產生之時,難道不該出現天籟之聲?有沒有沉睡的士兵、煩躁的母親或無聊的孩子,由這名坐在窗邊的纖瘦年輕人的眼中看出什麼端倪?可能沒有。當然,這些人或許也非等閒的巴士乘客,可能也正忙於運算,或是創作自己的交響曲。

弗瑞曼的發現正是物理學者和數學家在 30 歲中期之後,很少能再現的直覺飛躍,而他也無法再做出同樣大膽的一躍了。

弗瑞曼後來由康乃爾轉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有一天,這名害羞的物理學者在普林斯頓鎮上徜徉時,和騎著三輪車的四歲小女孩卡崔娜(Katrina)聊了起來。他一向都是和孩子在一起時最自在。弗瑞曼和小女孩在她家屋外見了幾次,最後他應邀進屋喝茶,而見到了她母親維瑞娜.海菲莉─胡珀(Verena Haefeli-Huber),這位瑞士數學家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維瑞娜回憶:「他當時是研究院的青年才俊,與其說害羞,不如說是木訥。他喜歡社交,處在人群之中,但卻抱持著一點點距離,有點放不開。他很有魅力。」

三週後,弗瑞曼向她求婚,維瑞娜覺得有點倉促,但「弗瑞曼非常堅決,並不因情緒或不安所動。他非常理智。」他們結婚了,卡崔娜有了她期待的繼父,她對弗瑞曼十分滿意。他花許多時間陪她,帶她去滑冰、遠足。他的外表很年輕,大家都以為他是她的哥哥,教她樂不可支。有時候他有點奇怪,話說到一半嘎然而止,做他的計算去了,但這點也與眾不同,博得她的歡心。

1951 年,弗瑞曼以 28 歲之齡當上康乃爾的教授,同時維瑞娜也生下了艾絲特.戴森(Esther Dyson)。1953 年,弗瑞曼膺選皇家學會會員,次子喬治.伯納.戴森也出生了。


譯註

‧註 1:史諾(C. P. Snow),1905-1980,英國小說家、科學家和政治家。
‧註 2:貝當(Henri Philippe Péain, 1856-1951),法國名將,因在二次大戰期間身為維琪政府的首腦人物,與德軍大打交道,在戰後被控通敵罪;賴伐爾(Pierre Laval, 1883-1945)則是貝當政府的國防部長,戰後也以叛亂罪的名義遭處決。
‧註 3: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德國戰犯,二次大戰期間曾參與納粹屠殺猶太人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