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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自序
歷史是一張薄薄的紙
翻過年曆我已四十七歲了。四十七歲女人當然算老，四十七歲男人，也多半與英雄絕緣。亞歷山大三十三歲，已征服全世界，死在印度；項羽三十一歲，已飲恨烏江。他們的人生不需走太長，已笑傲天下。
老了，不只皮囊老了，心也老了。翻翻自己一年來寫的文章，盡是些時代匆匆的感傷，沒幾篇俏皮佳作。我看著鏡子想，是我看老了江湖？還是江湖看老了我？
年輕時看到西楚霸王項羽投烏江，總覺得人生走到末了，就該求個相同死法。霸王三十一歲，帶著八百名追隨者突圍南下，走到長江西岸的烏江，只剩二十六旗。烏江亭長準備了小船，勸他到江東稱王，項羽笑著說：「我當年帶江東弟子八千人西征，如今誰也沒生還。」最後留下一句「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也沒臉見他們了。「他們即使不說什麼，我項羽難道不問心有愧嗎？」
霸王膽子大，能將生死如此置之度外，還靠情人虞姬已經比他先死了。虞姬知道霸王已四面楚歌，明知必然一死，先殉了情。她用自殺讓情人免去死的恐懼，「死亡不算什麼，我都死給你看了，君請隨我而來」。沒有她唯美的生死戀，就沒有西楚霸王狂飆的死法。上下古今，自從虞姬隨大王，受風霜、受勞碌，最後消卻，留下最美的故事。
虞姬死的時候，當然年紀更小。我現在活到四十七歲，當然只能看霸王，真效法虞姬，也不會有人覺得唯美！不過四十七歲女人想當霸王，誰又願意為我殉情？有這種「笨」男人嗎？
四十七年，我最大的感概，發現歷史是張薄薄的紙，底下充滿激情；所以歷史的紙，常免不了要破。胡適在五四運動前，想當自由主義的播種者，他要大家只談問題，不談主義。但狂飆的五四來了，激情的民族主義出現了，掩蓋在薄紙下的激情，戳破了表面的紙，胡適的問題不見了，五四變成一場主義激情的運動。
就因為歷史是一張薄薄的紙，所以歷史從來不往人們所構思的直線發展。維也納人史蒂芬‧斯威格，曾在十九世紀筆畫未來世界的願景：「每隔十年，標誌會更上一層樓的進步」；「始終不逾地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各國和各教派間的界線和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逝。」
十九世紀末這群進步主義者所相信的「每隔十年」，在一次大戰前終經逆轉。時代的狂潮、戰爭，戳破了那張歷史薄薄的紙，人性的信念無法往上升步步提高，猛一下，歷史一跌，底頭的災難已等著你。二十世紀初始的人，很難想像戰墟都還沒能從前一場戰爭中掙扎出，另一場世界大戰已經近在眼前。
年輕的我，不知道歷史只是一張薄薄的紙，往往盛情難卻，妄想在薄薄的紙上，騎馬縱橫天下。
我曾不顧一切地追尋台灣的國家運動。那是我的第一個故事，「千人隨從」。一八六○年春末，一名著裝炫目、和我一樣奇裝異服的士兵加里波底（Garibaldi），開始了從熱內亞附近的義大利港口駛向西西里島的航程。他只是個游擊隊領袖，在國外戰鬥過，但帶著千人隨從，有衣著混亂的學生及與海盜差不多的冒險者，乘著兩艘小船，不超過二十歲的小伙子們，他們的使命就是把義大利變成一個國家，建立義大利新國家。
沒有人看好他們，成功希望不大，這群人說什麼都是笑話。他們裝備落後，中間也無人有從事戰爭或行政管理的經驗。很多人甚至不識字，也不知道什麼叫民族主義，更無能力為國家勾勒出一個充滿希望的願景。一千多名志願者，有人只來混口飯吃，說要建立義大利的認同與新國家，但也混著匈牙利人、波蘭人。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出乎歷史意料之外，他們從波旁王朝成功奪取了西西里島及大陸南部。一八六○年春末出發，一八六一年三月，加里波底成為義大利統一後的首任國王。
千人隨從是我小時候最陶醉的故事，長大後逐漸發現，人生這些事情往往只是機緣或意外，多數時刻我們被命定的歷史結構所擄獲。我不是英雄，不只沒有亞歷山大殺牛的天份，沒有項羽狂嘯的嗓門，更重要的，毫無千人隨從的運氣。我們的年代在薄薄一張紙下，充滿危險陷阱。這是個沒有英雄的年代，英雄只會不小心戳破薄薄的紙，最後自己墜入懸崖。
從事政治，若說我曾得到特殊領悟，就是我比多數人早一點體會台灣版英雄，只是嘉年華面具，表演用的。我們現在的台灣正名運動，長期來看，是一個命定的分裂與命定的毀滅。我們正從十年前的本土運動，也就是強調台灣人認同的運動，走向民族主義階段。十年來台灣民主政治架構，並沒有保證民主憲政與個人自由的進一步發展，它主要呵護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崛起。陳水扁執政後，台灣人的認同，已經轉化以國家力量，塑造成教科書、歷史重撰的政治民族主義概念。
在一場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對一的總統大選中，陳水扁基於選舉利益，揮別了民族主義歷史文學的美麗境界，開始走向國際攤牌的危險遊戲。他準備把台灣的未來，帶向一場豪賭，如同他的競選結論，全輸或全贏。
這是一場命定的分裂。只要中國在、只要北京在，兩岸是命定的分裂；只要中國在、北京威脅在，台灣內部省籍問題，也是命定的分裂；只要中國在、只要北京在，台灣內部政黨，一個代表激情的不怕死，一個代表和平共存的綠藍力量，也是命定的分裂。
但這也是一場命定的毀滅。至今國際環境，不容許台灣攤牌。要攤牌，台灣人得有一死的決心，不可學哈珊，沒事，裝雄獅，危險來了，變老鼠。某個程度而言，我相信今天站在第一線上，不負責任地驅使台灣走向攤牌的人，未來一旦戰爭發生，將是溜得最快、妥協最快的人。這群人在時代任何角落裡，向來是投機者。他們祖先是二二八逃兵；父執輩或他們自己的前半生，是國民黨戒嚴體制下的妥協者，甚至獲利者；而他們自己，是民進黨崛起與陳水扁執政後權力的依附者。他們告訴社會，獨立建國這條路台灣非走不可，至於有沒有危險，他們想都不願想，避而不答。
在激情催化下，歷史那張薄薄的紙，不只罩住台灣的認知，也罩住這些人的勇氣。等戰爭一來，不只歷史的紙要破，他們自己的勇氣也會破。
當陳水扁總統不顧一切破壞兩岸賽局規則時，最後交換的絕對是北京的瘋狂回報。就像連戰演講中所說：「你有基本教義派，別人沒有嗎？你不理性，別人何嘗理性？你催化戰爭，別人為何畏戰？」
八○年代，波蘭團結工聯領導了一場東歐鐵幕下最強的群眾運動，最後蘇聯進軍要攤牌了，華勒沙所帶領的團結工聯經過長期辯論，為了維護波蘭國土完整，波蘭團結工聯集體放棄抗爭，領袖們任由波蘭共產黨把他們抓進牢裡。他們寧可自己繳械坐牢，也不給蘇聯進軍再度瓜分波蘭的機會。這種英雄是偉大的，這種英雄是自律的，但他們是波蘭版、項羽版的；不是台灣版的，台灣英雄不靠犧牲，靠吹牛，靠只鼓吹過去，不思考未來。
從二二八至今，台灣人的悲情沒有改變。任何危險戰爭時刻，真正站在第一線的，總是謝雪紅這種非菁英女人，總是手無寸鐵的民眾；真正的菁英們會消失，他們好的當妥協者、斡旋者，更差勁的當出賣者。
打敗台灣概念的指揮棒，永遠都是台灣人自己。危險將至時，高唱沒有危險，危險真至時，溜得比任何人都快。當台灣被一步步推向命定的死亡與戰爭中，今天拿著台獨正名指揮棒的人，還站在第一線嗎？
立委蘇盈貴在立法院質詢游錫：「如果執意發動防禦性公投，因而戰爭爆發，你願為國犧牲嗎？」游錫居然沉默以對。游院長還算誠實；若換金美齡，她會答：「我在日本隔海祝福你們，為你們抗爭打抱不平。」
這是個混亂而動盪的年代，也是個不斷遷移命運的年代。四年前阿扁剛當選，他小心翼翼地呵護得來不易的權力；四年後，他已從個總統新生成為豪賭之客。
法國二○年代歌曲「美麗時光」，描述一次大戰剛結束，滿目瘡痍的廢墟，人們匆匆地走過。時代唯一美好的事物，就是汽車的新發明，幾輛時髦車子，在不算平穩的柏油路上，一台台穿過，行人匆匆走著，有時停下多望這些新生事物一眼，想想人生還有一點期望。街角幾個小孩唱著國際歌，主婦們開始在門口等著出爐的麵包，渾然不知另一場戰爭正等著他們。
一年下來，我寫著、喊著、憂心著。我老了也快要寫不動了，很想把筆丟到垃圾桶，就此算了。夜半夢醒時，我常常問自己何必呢？浸淫在這樣一個激情機會主義者當道的年代，就該當個冷冷的旁觀者，何必跟著攪和呢？夜裡醒著這樣想，白天醒來又繼續我的「戰爭」。我沒有項羽的英雄氣魄，沒有亞歷山大征服世界的人生際遇，我來不及當虞姬式的美人，只能靠著這枝筆，寫到它斷了，一根換一根，寫到我的筆終於也當項羽、也當虞姬，筆自刎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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