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書摘 3 擇木而棲
一九一二年初（民國元年），張武齡決定離開合肥，移居上海。他把張樹聲這一支的三房全都帶上，成員包括他妻子和三個幼女，他的庶妹，五位孀居的老人家，幾個堂兄弟姊妹，再加上三個女兒的奶媽，一大批僕人，一箱箱財物。
只要數數靠他養活的隨行人口有多少，便知武齡移居上海，為的不是追求冒險刺激，也不是想過風光的日子。以他的財力，在上海怡然度日固然不成問題，但和住在合肥畢竟不同。自從一八六○年代（咸同年間），他祖父張樹聲襄助朝廷打敗太平軍與捻匪以來，張家在合肥何等富貴顯榮！武齡去上海，為的也不是投身社會活動；如果他有志做個政治激進派或政治改革家，在上海這城市裡機會倒是不少，但他也志不在此。早些年，他在家塾裡隨先生念書，無緣進入合肥附近的公學或軍事學堂，那才是革命黨人雲集、召募新血之處。其實，武齡旅滬五載，從未加入任何政治組織，也沒發表過任何文章。那麼，他離開合肥，到底用心何在？是預見到安徽前途黯淡嗎？
二十世紀頭十年，安徽人民大都過著自生自滅的日子，誰也不來這裡濟困扶危。政府橫徵暴斂，部份原因是清廷對外屢戰屢敗，必須償還外債與賠款。舉例來說，從一九○五到一九○七年（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單單為了分攤庚子賠款，安徽便需每年向北京上繳一百多萬銀兩。此外還需分攤朝廷練兵的軍費、辦新式學堂、建設道路鐵路及各種公共工程的開銷-共計每年四十五萬兩。
舊時國家歲入原以田賦為大宗。一八五○年代（咸豐年間）為籌措鎮壓太平叛軍所需的軍餉，開始設卡徵收貨物運輸稅，稱作「釐金」。凡茶葉、菸酒、藥、米、瓷器等商品都要徵收釐金。由於釐金通常在貨物售出前徵收，濫收的情況非常嚴重，貨物每過一個關、一個卡，都可能要繳納釐金稅。到了一九○○年代（光緒年間），皖境內的貨物在抵達目的地前，竟可被課釐稅三十多次。約在這段時期，政府還創設了其他多種商稅，例如開店稅、田房契稅、牙帖原額稅、學租、蘆課、牛馬豬羊稅、衛賦、花布稅、漕糧等。有人寫道：「柴炭醬醋有捐，下至一雞一鴨一蝦，凡肩挑背負日用尋常飲食之物，莫不有捐。」
苛徵暴斂加上天災肆虐，使安徽部分人民目無法紀，還有人聚眾鬧事。一九○六年，蕪湖各商號相率罷市。一九○八年，滁縣全境罷市。一九○九年，宿州暴民一怒之下打毀鹽局，但地方官仍不肯調低鹽捐，群眾遂將鹽局再次打毀。
清朝覆滅前五年間，安徽也出現過不下十次的大規模搶米風潮。但清廷最忌憚的倒不是鋌而走險的農民暴動，而是擁有一定資產的讀書人開始集會結社，在家、在學校裡計畫暗殺行動，設法滲入軍隊。安徽省最先出現這類聚會的地點是江岸線上的安慶及蕪湖，這兩個城市都是通商口岸，市民的排外情緒最強烈。這些集會都充滿政治性，議程明確，經常商討的問題有：如何抵禦外族侵略，例如英、義等國商人在安徽購買煤礦礦權，或俄國佔領東三省等。但到一九○四年以後，安徽愛國運動的反清傾向逐漸加強，也越來越隱密。
孫中山在一九○五年創建革命團體同盟會，但安徽激進人士自創革命團體的時間更早。一九○三年五月十七日，安徽愛國會在安慶「藏書樓」首次聚會。上海《蘇報》如此報導：
同時到者：大學、武備、桐懷公學各學堂約二百人，外來者合計三百人以外（是日大雨，到者故止此數。書樓甚窄，多立門外而聽）。
陳獨秀是愛國會的主要發起人，他首先發表演說提醒大家，國難當前，這一代人若不團結起來，提倡軍人精神，扭轉積弱的國力與心態，勢將淪為奴隸，甚且比牛馬還不如。兩年後（一九○五年），安徽革命黨人在北京火車站暗殺清廷五大臣，結果計畫出了紕漏，炸彈提前爆炸，志士不及出手就被炸死，三位大臣僅受輕傷。一九○七年，安徽巡撫應邀前往安慶巡警學堂，被該校數名年輕官長射殺。起義立刻遭到鎮壓，但各地大臣想必都膽戰心驚。
清朝終於覆亡，乍看像是各方鳴鼓而攻、此呼彼應的結果，似乎各省之間、革命黨與軍隊之間都曾密切協調，各省諮議局也都默許革命黨人舉事，終告成功；其實真相並不這麼單純，也不容易拼湊完整。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十月九日-武昌起義前一天，當地軍警意外破獲起義總指揮部所在地。次日，一小批革命黨人倉卒起義。到十一日，附近駐紮的新軍中已有六鎮（相當於師的建制）共襄盛舉。十月底，有五個省分的新軍諸標（相當於團的建制）紛紛率眾叛變。十一月初，安徽的兩個鄰省宣佈獨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安徽諮議局正式宣佈安徽獨立。
革命洪流使安徽亂上加亂。安徽宣佈獨立時，一名革命領袖得到安徽諮議局的支持，強迫清廷原先任命的安徽都督交出官印。但不出三天，新任都督的差事也丟了，因為他命令官界、軍界立刻剪髮，結果商民罷市，安徽省會安慶的人民蜂擁至督練所，要新任都督下台。大家迎回原都督，請他復任。這並不表示民眾多麼愛戴他，只能說，大家都知道他不會有什麼驚人之舉，而且會讓人保住辮子。
原都督在位的時間也很短暫。兩天後，潯軍率師攻入省會安慶，劫掠軍械庫、藩庫。都督逃往天主堂避難，嗣後安全出城。革命勢力與諸多擁清的獨立派系展開拉鋸戰，直到一九一三年才告一段落，那時滿清末代皇帝溥儀早已退位。往後十年，軍閥操縱安徽政局，皖省的處境更加蕭條黯淡。
武齡決定離開家鄉時，當然無法預見這些狀況。一九一二年春，誰也不知道各種歷史力量究將伊於胡底。剛來了個革命。皇帝退位了，但有可能東山再起。野心家積極展開活動，一時還看不出會造成什麼結果。武齡對這段時期有何感想，全無資料可考。但我們對他嗣後的見解稍有了解，看來他應該是歡迎變局到來的，就算變局意味著吉凶未卜，甚至凶多吉少也好。他原是個慢條斯理的人，但畢生倒也有過兩三個壯舉，大多是在舊秩序瓦解後做出的。外界的巨變可能會給他加把勁。所以滿清覆亡，他便打點行裝，把全家帶去了上海。
這一走，也擺脫了許多家族裡面的問題。許多家族都是這樣的：人口過多、生活太安逸以後，族人難免懶散墮落；張家傳到武齡這一代時，也已百病叢生。張武齡可能就是因為怕家人染上惡習，才在一九一二年舉家遷滬。他固然可以留在老家，銳意興革，導正家風，但這時他才二十三歲，長幼有序，輪不到他這後生小輩出頭。有些人好為人師，以教訓別人為己任，武齡不作此想；他不信道德說教能改變人類行為。
張武齡若是有意替子女尋求良好的成長環境，為什麼選中了上海？上海明擺著是個唯利是圖、縱情聲色的城市，對人世間的不幸早已視若無睹。在二十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上海是個腐蝕人心，但也洋溢著道德活力的地方。這裡有各種標準互相衝突、各種權利主張互別苗頭，但在對壘之餘，也進行貨物與觀念的交易，所以為上海注入了充沛的活力。同一個城市裡既充斥著描寫妓院的「嫖界指南」，又有最進步的女學校，也就不足為奇。色情刊物與革命書報經常陳列在同一間書店裡，因為上海企業家對事事物物不存分別心。上海流行開「花榜」評選妓女的色藝，才色超群者可以獲得和傳統科舉考試中式者一模一樣的頭銜。這些曖昧的現象由來已久，或許從一八四○年代（道光年間），上海變成通商口岸，分為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各自為政時就開始了。在這環境裡長大的人，有的寡廉鮮恥，虛有其表，有的卻風骨不凡，時時惕厲自己，踐德向善。
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一○年（光宣年間），讀書人和宣傳家漸漸領悟，藉新聞報刊來傳播知識、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有立竿見影之效，於是紛紛前往上海，創辦自己的報刊雜誌。上海的吸引力在於機會多、資源豐富。在這二十年間，最進步的報紙都是在上海創辦的。膽敢挑戰言論尺度的人只要進了租界，就受到掩護，比較不會遭到朝廷報復。《蘇報》案就是當時的重要判例。《蘇報》館設在上海公共租界，清政府以《蘇報》刊登煽動言論為由，要該報停刊，並指名要逮捕署名作者，結果逮捕、審訊、監禁都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處理。六名被告中，有五名在兩年內先後獲釋，只有一人未及獲釋便死在獄中。
張武齡早年就受到報刊雜誌的影響。我們不知道他讀過哪些在上海出刊的報紙，但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裡，在安徽流通的報刊雜誌起碼有十五種，安徽讀者也可以訂閱若干種上海的報紙。日後武齡的子女回憶少年時代，說父親在一九二○年代至少訂了二十種報紙：「有全國性的，也有地方小報，他全都要看。」
《安徽俗話報》的創辦人-激進派名人陳獨秀-在該報創刊號中，說明一九○四年時，安徽一般民眾無報可看的情形。
別說是做生意的，做手藝的，就是頂刮刮讀書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裡，沒有報看，好像睡在鼓裡一般；他鄉外府出了倒下天來的事體，也是不能夠知道的。譬如庚子年，各國的兵，都已經占了北京城，我們安徽省徽州穎州的人，還在傳說義和團大得勝戰。那時候若是有了這種俗話報看，也可以得點實在信息，何至於說這樣夢話呢。
首善之區以外的居民多半消息不太靈通，對他們來說，報刊的實際用處可大了。讀了報，就知道各種好好壞壞的消息，哪兒開戰了，誰佔了上風；哪兒有盜匪，哪兒可以避亂。報刊也介紹新興門類的知識，介紹組織、應用知識的新方法。整體而言，讀了報，讀者心中就像有了一把尺-和旁人比一比，看自己在世界上居於何種地位；再看看自己懂些什麼，別人又懂些什麼，也就知道孰長孰短了。報刊帶動讀者覺醒，人有了覺悟，未必就會熱中激進活動，但通常會比較願意求新求變。
報刊或許就像一根導管，引導張武齡拿定主意舉家離鄉，遷往上海。他在合肥已經提不起勁兒來了，很想另起爐灶。上海這地方活力足、反應快，合肥望塵莫及。上海是一塊遼闊的天地，內涵豐富，卻還有許多發展空間。對於身邊的洋人洋物，上海既羨又恨，於是脾氣一觸即發，某些人-尤其是年輕人-覺得這也是上海的一種魅力。
張武齡有錢，所以能擇木而棲；他作這決定，是因為受了家風的薰陶，張家人原來眼界就寬，憂心世事，勇於求新求變。當時，武齡絕難料到此舉的牽涉有多廣，也絕難料到兒女的命運就此轉變-他們所交的朋友，所受的教育，所讀的書，所欣賞的音樂戲劇，所選擇的生涯，乃至同理心所能及的範圍，全都變了。遷居後，武齡這一房與另八房分道揚鑣，這意味著武齡的子女-不論是一九一二年以前或以後出生的-將與另外八房的子弟異向殊途。雖然充和隨養祖母離開上海，回到合肥市住了許久，但因堂房兄弟姊妹都在合肥西鄉祖居，和充和不住在一起，充和也就保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武齡的子女從未成為原籍社區的一份子，從未受到原籍規矩習俗的支配。然而，彼處種種始終會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例如對祖先的記憶，還有父親從家鄉帶出來的-我們姑且稱之為「合肥精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