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KAW1065)
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作者：李文
       Yuval Levin
譯者：王小娥、謝昉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21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20頁
ISBN：9789571376226

【推薦序／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吳景欽｜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社會中不同世代的人，應保持什麼樣適當的關係？僅因為我們父輩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行事，我們就應該和他們一樣？或者是將他們的習俗拋在一旁，開闢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是否必須為了孩子保留我們所繼承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好讓我們的後代像我們一樣生活？或者，我們是否必須給予他們自由，讓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如果涉及我們出生時繼承的政治秩序，因而選擇中沒有自主權，我們是否能夠根據許可和選擇自由，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我們所繼承的社會以及我們在社會的地位，是否具有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合法權威？

我們已經看到柏克和潘恩之間的爭論，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思考這些惱人的問題，以及如何思考。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不同世代的人之間的這種兩難問題，會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中變得異常明顯，就存在於將它們區分開來的許多爭論的表象之下。潘恩和柏克經常在許多不同的背景之下提及這個話題，因此它不僅是他們爭論的另一個主題，更是形成一條主線，貫穿我們所討論的主題。

潘恩試圖脫離社會環境去理解人，而柏克認為離開人出生時所處的境況（很大程度上是前輩人創造），人是無法理解的。柏克所描述的是一個層次密集的社會整體，決定每一個成員的地位；潘恩則認為，每一個人生來就有決定自己命運的平等權利。根據潘恩基於理性政治的理由，他認為在面對建立已久但不合理的習俗時，應該直接回溯到原則。柏克對慣例的支持是基於世代相傳的延續性，這種立場讓柏克更青睞漸進式的改革，將過去繼承的東西保留下來；而潘恩追求的卻是突發革命，並將其視為擺脫長期不公、重負的唯一途徑。

在他們的爭論中，世代問題被如此頻繁地提及，是因為柏克與潘恩之間的辯論關乎的是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它最基本的世界觀不可避免地會帶出世代問題。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基於許可、自由主義和社會平等的政府，所有這些和人類狀況中一些突出的現實是衝突的：我們出生時的社會已經存在於那裡；我們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就進入這個社會；我們進入這個社會時，並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身處複雜的社會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有助於確定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但通常成為平等的障礙。

這些現實表明：從某些重要的意義上來說，考慮不同世代之間的特定關係，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或者這些關係必須有所改變，讓這種自由主義變得可行。當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變成現實問題，他們開始爭論這個問題，因此柏克與潘恩尤其關注這些問題，將世代之間的關係當作一個極其實際且公開的問題。

潘恩：永恆的現在

潘恩的政治生活觀點，指向一種永恆政治。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應該與他出生之前的事情無關。每一個世代中的每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和其他世代中任何一個人同社會的關係是一樣的，因此過去世代的政治行為、決定、規則和成就，不會限制也不能決定現在。現在是由同最初原則的直接關係決定的，它們如今簡單而準確，就像它們在人類歷史剛開始時一樣。對不同世代的人來說，它們都一樣正確，就像對不同的個人而言都是正確的一樣。因此，潘恩堅信「每代人和前代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依據同樣的原則：每個人生來就擁有和同代人同等的權利。」

不同代人的平等，並不意味著前代人和當代人對當前的政治判斷有平等的訴求。過去曾有過自己的機會，當前也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就如同後代人有朝一日也會如此。「無論如何，每一個時代和世代必須為自己的自由採取行動，就如同之前的時代和世代一樣。」在這個意義上，世代的傳承與其說是積累，不如說是重複。潘恩認為：「所有人生來就是平等，並具有平等的天賦權利，就像後代始終是造物主創造出來，而不是當代生殖出來，雖然生殖是人類代代相傳的唯一方式；但最終每個孩子的出生，都必須認為是從上帝那裡獲得生存。世界對他就像對第一個人一樣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賦權利也是完全一樣。」

同最初原則產生直接關聯的渴望，可能讓人很難抵抗世代更替所產生的影響，如同這樣的事實：人們是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許可」，要求每一代人將這個世界視為完全開放，而不是它降臨時那個樣子。自由人必須能夠自由地活在當下，如果要求他們去遵守前人的法令，就無法做到這一點。在潘恩幾乎所有的政治作品中，法國大革命之前、期中和之後，他都將這一點表述得異常明確。寫於一七九五年的《論政府的首要原則》，表現得最明顯：「與原則有關的時間，就是一個永遠存在的現在：時間對原則毫無作為；沒有絲毫改變它們的本質和性質。我們和一千年前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一生非常短暫，如果我們在開始生活的時候就發現存在的錯誤之處，那才是我們一生開始之時；我們反抗的權力，就像它從未存在一樣。」

現在，對於「永恆的現在」這一特殊觀點，以強有力的方式闡明潘恩對政治生活中時間的理解。他所理解的是基於當前的政治。如同他在《人權論》中所說，在政治生活中，「要適應的是活著而非已經死去的人」。潘恩並不否認世代相傳的歷程，他否認的是過去積累起來的習俗和權威。事實上，他將國家歷經世代的恆常發展，當作支持政治中永恆現在的理由：

國家儘管一直存在著，但總是處於更新接替的狀態。它永遠都在變化，每天都有嬰兒出生、有未成年人長大成人、有老人死去。世世代代奔流不息，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哪一代比其他代更具權威。我們是否能確定這種優越性出現在哪一個時間點，或出現在哪一個世紀？它又源於什麼？我們可以利用什麼證據來證明？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標準來理解？

正因為生活本身不是永恆，潘恩堅信政治必須是永恆：過去，在本質上比當前和未來更好或更糟嗎？正因為潘恩相信進步，相信政治朝向對永恆的公正原則，更好的理解發展，他認為這種進步指向的是以永恆原則為基礎的政治，其中是真理而非習慣佔據主導地位。因此，他認為世襲君主和貴族不僅是對個人自由不公正的侵犯，還是過去對當前不公正的要求。

柏克宣稱，英國人民永遠忠於君主制國家。潘恩對此做出的回應，特別強調這一觀點。普萊斯認為，光榮革命讓人民有權選擇君主制國家，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中，柏克試圖反駁這一觀點。他指出，一六八八年的議會向威廉國王和瑪麗皇后宣誓：「上下兩院議員們，謹以上述人民（指當時在世的英國人民）的名義，最謙卑、忠誠地表達他們自己和他們子孫後代，永遠順從之意。」潘恩在《人權論》的起頭引用這段話，指責柏克認為特定一代立法者的這種效忠，是建立在所有未來英國人的基礎之上。「一六八八年的英國議會，代表自己和他們的選民做了某件事情，他們有權這麼做」，但他們無權代表後世之人這麼做：

在任何國家，從來不曾有，從來不會有，也從來不能有一個議會，或任何一類人，或任何一代人，擁有權利或權力來永遠約束和控制後代子孫，或永遠規定世界應如何統治，或由誰來統治；死後統治的狂妄設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謬而又蠻橫。人不能以他人為私產，任何世代也不能以後代為私產……每一代人都符合且必須符合，那個時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

潘恩的個人主義和他拒絕承認過去權威，在以上這段文字表現得最明顯。潘恩認為，不同世代是截然不同、彼此毫無關聯──不是彼此的延伸。事實上，他認為我們現在活著的人，那些曾在我們國家生活過的人，以及那些將來會生活於此的人，不是任何政治意義上的一個民族。「每個國家暫時有權按照自己樂意的方式統治自己，必須永遠承認這一點；但透過繼承延續的政府，是為另一個種族而非自己服務的政府。」

潘恩解釋，世襲政府一直都是被強加的，而非選擇的。這是因為在出現第二代統治之前都是世襲政府，而那一代被統治的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統治者。如果人類永久地存活下去，就有可能出現一個合法的君主制國家。但是，既然他們不能長生不死，每一個世襲政權在一代之後必定會成為暴政。下一代人被迫接受，上一代選出統治者的後代的統治。暴政就這樣取代了選擇，這個政權也就不再合法。「一六八八年的議會可能透過一項法案，讓自己有權永遠存在，從而讓它的權威永遠存在下去。」

統治的權力在本質上就是許可，在理想狀況下是透過展示美德獲得。潘恩在《常識》中寫道：「無論何時為後世打算，我們應該記住美德是不會遺傳的。」出於這個原因，沒有人可以透過美化自己同過去統治者的關係，而宣稱自己具有統治權。

事實上，潘恩的個人主義及其由此導致的平均主義，讓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東西是不會世襲的，他將社會中不同世代之間關聯的重要性降至最低。人類應該根據他們自己，而非他人的選擇和行為被統治。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時恰好繼承的社會關係，不應成為決定一個人生活軌跡的主要因素。
差不多出於同樣的原因，過去的政治安排和實踐，不會僅因為它們曾經實施過一段時間，就對當前或未來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威。說到英國憲法，潘恩寫道：

在純粹的原則基礎上說到這個話題，古代和先例都不再具有權威性，年代久遠的錯誤失去效力，必須根據習俗和習慣來抽象地審視事物的合理性和主權；從這個觀點來看，如今已演變成習俗的這種權利就像一種權利，在原則和理論上是古老的，就像它接受一千個時代的慣例認可。原則與實踐沒有關係，性格與名號也沒有關係。

公正而正確的道路，無須長期傳統的庇佑。在一個逐漸適應正確原則，並以理性作為指導的政體中，它們會因為自己的價值被採納。「凡是值得遵循的事，都是因為它本身具有價值而受到遵循，它之所以有保障，原因即在於此，而不在於任何會使它受到阻礙的條件。」

在一個以繼承為前提的政體中，無法保證值得遵循的東西真的被遵循，不僅因為慣例可能是盲目的，還因為「自然」在天賦分布方面可能非常不規則，一位能幹君主的孩子，很有可能是個傻子。

世代的承襲導致天賦才能的重新分配，而時間的流逝意味著，即便是最富才幹的領導者，最終也必定會離開歷史舞臺。一個成功的政治體系，即便堅持永恆的理念，並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每一代人，也必須應對這兩個問題。對潘恩而言，這樣一個體系的關鍵在於「共和」特性，其本質在於來自社會任何階層能幹的人，可能透過證明自己的價值因選舉獲得權力。只有共和國才能讓各個世代免於彼此踐踏，防止因為失去能幹的領袖而毀掉國家。潘恩寫道：「正如文壇要出現最優秀的文藝作品，就得給天才作家公平且普遍的機會，政府的代議制要制定最明智的法律，就得盡其所能廣羅人才。」

共和國能夠解決政治中世代循環問題。透過運用自由主義的前提，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國家：應用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假定，透過重新定位各個世代之間的傳統關係，保證每個人都擁有許可和平等的權利，儘管每個人都是出生於一個已經存在的社會。它還為繼承而來的秩序的嚴重實際缺陷，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君主制國家不僅是來自過去不公正的強加，同時還被不斷出生、死亡，以及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缺陷干擾。潘恩寫道：「要使君主制符合政府的需要，下一個繼承人生下來就不應是個孩子，而應該立刻是個成人，而且還應當是一個所羅門。要國家等到孩子長大成人，並使政府中斷，這真是荒謬絕倫。」一個共和制國家就避免了這一問題。「使政府始終處於成熟狀態。正如已經看到的那樣：永遠不年輕，也永遠不老；既不年幼無知，也不老朽昏聵；從不躺在搖籃裡，也從來不拄拐杖。」

潘恩認為共和國的特性是：有能力逃離時間的蹂躪，所有制度終結之後不具備永恆性，否認各個世代具有平等權利的制度是不合法的。潘恩寫道：「死亡是人的特性，人不斷生下來，也不斷死去。」但是政治不必用人類的這一事實來決定或削弱。一個基於選擇和許可的政權，可以克服人類死亡所造成的有問題的政治後果。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如潘恩所理解的那樣，是一項更大事業的組成部分，旨在克服人類的自然狀態加諸在人身上的限制，尤其是生死。啟蒙自由主義不僅要求恆常的成熟狀態：永恆的限制，同時也（透過共和主義）使之成為可能。它避免了這種結果，從而否認世代流逝以及世代之間關係的重要性。就像之前所提，潘恩明確否認這些關係具有任何權威，即便是經歷幾個世代仍然有效的法律：「一項未被廢除的法律之所以繼續有效，並不是因為不能將它廢除，而是因為它未被廢除，而未廢除就可被認為是得到同意。」

潘恩堅信，不重要的東西不會世代傳承。在《土地正義論》，他認為繼承稅是利用政府收入來扶持，他理想中福利系統最公正的方式，這是因為在繼承的時刻（世代之間的聯結），沒有值得保護的交易發生。因此，世代之間的關聯不能成為政治制度，甚至是財產的基礎。相反，政治必須著眼於當前，而不是已經死去或還未出世的人。「那些已經去世和那些尚未出世的人，彼此之間相隔遙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最遠距離。那麼，在他們之間可能存在什麼義務呢？」因為不可能代表那些無法再行使，或還不能行使同意權的人立法，立法者必須著眼於那些能行使同意權的人。

潘恩並沒有忽視未來世代的需求，但認為他們的需求類似當前這一代人的需求：依照他們的天賦權利對自由的需求。潘恩都以積極的態度談論繼承，對其總是抱持否定態度：就像以不公正的方式強加給後代的義務。當代人不應該束縛未來的方式生活。

政治制度當然不止存在一代，但在制定的時候必須能得到許可。存在一代的立法制度不應過分束縛下一代，每一個時代應該在可能的時候專門為自己立法。潘恩寫道：「隨著世世代代的人們每天出生死亡，因此發生公共行為時，會自然而然地假設那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即將到來的時代，和生命自然終結之間的時間間隔，這就是它有權經歷的時間區間，可能三十年左右；儘管有很多人會死，其他人會活過這個期限；時間對所有世代的人而言都是平等的。」潘恩認為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區間之外，一部法律不再加諸在那些實施的人身上，必須將它清除。

要求所有法律在一個世代之後失效，也有助於避免英國政體出現混亂。「英國人需要這種一般性的管束；有許多過時的法律，儘管不再實施且被遺忘，但仍具有效力，偶爾會因為特定目的被提起。」透過立法設置時間限制，明智的立法者可以讓每個世代統治自己，因而鞏固值得持續存在的法律（讓它們重新獲得認可），並有系統地淘汰不值得保留的法律。在立法的時候，就像立法者的理性可以區分所有世代的渴望和需求。潘恩寫道：「『永遠』這個詞很荒謬，是沒有效力的。下一個世代會為自己思考，就像我們曾經做過的那樣，不會承認我們強加在他們之上的任何權威。我們的『永遠』結束之時，就是他們的『永遠』開始之時。」

從本質上講，沒有什麼能以合法的方式跨越多個世代。潘恩認為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積極意義上的繼承是難以承擔的。我們欠未來的就是自由，這也是我們要求從過去那裡得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當下。允許當代的公民為自己立法，不受前人強加給他們的東西束縛，同時讓未來的公民可以做同樣的事情。這種實際的個人主義，是潘恩宣導的自由主義的核心。

柏克：永恆的秩序

柏克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前提出發，得出有關世代之間關係的觀點也完全不同。他對政治的理解，其核心不是抽象的天賦自由，而是實實在在的繼承，對義務的強調多過選擇。柏克認為，我們欠未來的不是自由，而是累積的智慧以及過去的成就：任何一代的任務就是保留，在必要和可能的時候保留前輩人留給這一代的東西，並將這些成果留給後人。每一代人都必須意識到自己的時間轉瞬即逝，或與永恆的現在相反。

就像之前提過的，柏克認為社會不單單是活著的人之間的關係，還包括活著的人、死去的人，和生活在未來的人之間的關係。社會存在的目的不是方便個人選擇，而是滿足這些人的需求。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利用前人的智慧，必須以這種規則為指導：讓這種智慧也能為後人所用，再附之以當代人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的教訓。在對赫斯廷斯的彈劾審判過程，柏克告訴上議院：「我發誓，過去的世代和即將來臨的世代，我們身處其間，是永恆秩序中的重要一環。」

（摘自第七章：世代與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