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鈺破案實錄(TC0001)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社會議題
叢書系列：破案實錄
作者：李昌鈺口述、鄧洪整理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12月08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04頁
ISBN：957132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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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5

1960 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分發到台北警察局服務。記得我負責的第一宗凶案是殺人碎屍案。被害者的屍體被剁成無數碎塊，分別裝在六個大瓦缸內，當我走近時，已聞到一陣臭味，看到缸內發黑的屍塊，目睹凶手留下來的現場，真可謂慘不忍睹，我開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麼東西壓得緊緊的，一股惡心的衝動升起，我強忍著嘔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再到現場繼續偵查。

後來的幾個月裡，我眼前總是會浮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屍塊，好幾個月都不敢吃肉，不過，後來想一想，被害者的家屬看到親人遇害，且死無全屍，他們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慟。一想到受害者家屬的處境，我意識到自己身為探員，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討回公道的責任，那種嘔吐的感覺就逐漸消失了。

在以後的三十多年刑事偵查及鑑識生涯中，我處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過上萬具屍體，正是這種社會正義感和對受害者及其親人的責任感，給予我巨大的勇氣，我要用科學的方法讓被害者的屍體說話，來替自己申冤，協助刑警找出凶手。1995 年底我應聯合國之邀，前往波士尼亞調查當地滅族屠殺的真相，埋葬無辜死者的現場到處都埋有地雷，不遠處游擊隊出沒無蹤，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但是，我想到了當年日本軍隊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我感到責任重大，我不要讓這種已經殘害過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屠殺繼續下去，就是憑著這個想法，我一頭鑽入了這些臭味刺鼻，怵目驚心的死人堆裡，尋找替這些無辜者申冤的證據。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雖然十分繁重，卻也十分有意義。當時警政系統正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許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從外國元首訪台的護衛工作到刑事偵查都需要邊做邊學，再歸納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當時越戰剛剛開始，台灣成為美軍過境及後勤補給的基地，警察局要處理的涉外案件越來越多。一些過境的美軍經常在台灣鬧事，曾因多位美軍涉嫌強暴並殺害中國女子而爆發「劉自然事件」，民眾包圍美國領事館，一時反美情緒高昂。

有一天，一個美國大兵酒醉後在街上調戲我國婦女，路人群起追打，後來他被追進了警察局，我當時正好值班，見到門外成群怒氣沖沖的民眾，我知道如果不讓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內，很可能會鬧出人命來。

我馬上通知美國憲兵隊來領人。誰知道這個大兵見到我們警察仍破口大罵，向警察的制服吐口水，侮辱在場的警察，我上前勸阻，他不但不領情，反過來罵我，我不理會他的叫罵，沒想到他得寸進尺，當著我的臉罵道：「你們中國人都是蠢豬……」

他罵警察，罵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聽到他罵起我們中國人及我的國家，我再也忍耐不住，雙手握成拳頭，氣憤地指著他說，「住口，否則我就讓你嘗嘗我拳頭！」

他瞟了我一眼，用挑釁的語調說：「我就要罵你們這些中國人，怎麼樣？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戰，我在官校學的工夫馬上就派上用場，幾招就將這位高出我半截的美國大兵制伏。我告訴他：「你可以侮辱我個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國格，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現在，我雖然入了美國國籍，但是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上流著的血，總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在許多國際性會議及與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時，我都處處謹慎，替我們中國人的形象著想，每遇到有人歧視中國人或貶低中國人時，我都義不容辭地反駁，為中國人據理力爭。

．金門服役

沒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門服預官役。我被派駐金門的田埔第一線，在第二十九師的一個連內擔任政工官。金門的氣氛與台北的不一樣，剛到金門，我便馬上感受到前線備戰的緊張氣氛。那時九三砲戰剛過不久，隔日發砲，氣氛相當緊張。每天天還未亮就和幾百名軍中弟兄一起挑石塊建工事，晚上站崗放哨。夜間巡邏時，獨自一個人孤單單地在沙灘上行走，夜風習習，天高月明，注視著對岸隱約可見的灰黑色山形輪廓，波濤拍打著腳下的岩石，有時還傳來陣陣低沉的砲聲，我感慨萬千，在這一個寧靜卻又緊張的環境中，我悟出了許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學校讀書時，我就喜歡寫文章，投稿刊出後，還收到一大筆稿費。當時的生活很拮据，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費時，我就到街上買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極了。隨後，我投稿上癮了，從散文到評論文章，我都有興趣，漸漸地，寫作從業餘愛好變成了副業，我用稿費買了雙皮鞋，幾套衣服，在金門前線時，我將自己體悟到的人生哲理寫成散文，繼續投稿。

雖然我是連隊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戰友們打成一片。不過，也常碰到一些頭痛的瑣碎事情，例如，連隊過節時殺豬加菜，一頭豬只有四條腿，但是連隊裡有五個排，怎麼分才公平？每個人都想要豬肝和豬腰，連長吩咐要將豬肝和豬腰留給幹部，我轉將這些豬肝豬腰分給沒有拿到豬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豬肉的風波。從這些細微的事情，我就意識到要做一個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討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或下屬才會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來就很容易，一旦連隊裡出現一些狀況時，處理起來就比較順利。有一次，有個老班長想不開，手裡揮舞著一顆手榴彈，口裡嚷著自己有家歸不得，年紀又大，後半輩子的生活沒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與連隊同歸於盡。連隊的長官就叫我前去勸說。這位老哥平時對我的印象很好，對我很信服。我冷靜地應付，耐心地分析當時的局勢，鼓勵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氣。聽了我的勸說，他終於放下手榴彈，大家也鬆了一口氣。

又有一次，連隊的一個戰友發現房間裡的錢包被偷了，戰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戰友向長官說，李昌鈺是警官，為何不讓他來查案，弄個水落石出。長官覺得不妨試一試，我馬上將被害人的房間封鎖起來，然後細心地將存放錢包的地方周圍的指紋取下。然後我請長官要求所有可能到過房間的士兵都按指紋留下紀錄。經過仔細的比對，果然發現有一名士兵的指紋相符。「嫌犯」起初還抵賴死不承認，但當我拿出指紋來對照，他不得不供認是他偷的，而且還供出他將偷來的錢包藏在地雷區中。為了證實其說法，我們來到了地雷區，小心翼翼地越過地雷才找到了這個錢包。自此之後，弟兄們都知道指紋鑑定的神奇。

一年多的前線從軍生涯就這樣在緊湊的節奏中過去了。一年以來，我目睹了不少戰友受傷或身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來到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了什麼？有些人為了利，整天做錢的奴隸，有些人為了名，整天奔波不停，有些人為了權勢，絞盡腦汁，有些人有了錢，有了名，有了勢，但是仍不肯鬆手，為什麼人要這樣自私？正是因為許多人自私自利，而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知足，都能適可而止的話，也許人生會變得更美好些。

．緣結一生

當完兵後，我回到原來的台北市警察局外僑刑事組工作，負責處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續等事務，在這工作崗位上，我結識了我未來的妻子宋妙娟。

1961 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條，容顏清麗的女學生前來辦理簽證延期手續，我一看她的申請表，發現她是在馬來西亞出生與長大的華僑子女，中文名字叫宋妙娟，正在台灣師範大學攻讀教育學位。與她交談後，發現她竟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隻身前來台灣求學，我對她的聰明才智及膽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談一會，竟然發現她也十分喜愛打籃球，還是師大女籃隊的主力隊員。

我曾一度渴望成為籃球隊員，得知妙娟是一名籃球女將時，我和她的話題自然多起來，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以前我都沒有交過異性朋友，剛好高中同學吳東明也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有空常和我見面，我便經常找他當電燈泡，請他出主意，幫我追求妙娟。漸漸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觸機會就多起來，我從未曾對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麼深厚的好感，也從未發現自己與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麼多的共同興趣。我們一起看球賽、看電影、一起吃飯，度過了許多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深夜，我和幾位警員臨時漏夜出動，一起去逮捕嫌犯。當我們撞門時，嫌犯正準備逃走，幸好我們及時將他團團圍住，他在黑暗中揮著一把利刃，當他的背朝向我時，我猛地衝上去，將他雙手和身體緊緊抱住，其他幾位警員趁機將他制伏。一位警員用手電筒在現場查看時，發現地上有許多血跡，他高聲問道：「有誰受傷了？」我看了看其他警員，發現他們都安然無事，再看看自己時，我驚叫一聲，「糟糕！我受傷了。」我發現手掌上的刀傷仍在流血，趕緊將傷口包紮起來。

我盡量不讓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發現了我的傷口。她對我說：「我願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但是，不願意與一具屍體在一起，你答應我以後都不要再被人刺傷或受傷了，好嗎？」她深知我對警察工作的喜愛，但從她的關懷，讓我心裡很溫暖。如果要我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妙娟。

從金門返回台北後，我並沒有放棄寫作投稿的副業。在工作之餘，我經常閱讀海外的報紙雜誌，接觸到不少新知。當時的薪資仍很低，家裡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將這些英文文章摘錄翻譯出來，然後向警光雜誌投稿，沒想到稿件經常獲選，每一千字的稿費有 15 元，在當時來說是相當豐厚的。結果我越寫越上癮，除科技新知外，我還寫評論性文章。不過，由於經常接觸到外國的各種新知，我發現自己的知識仍遠遠不足，從而產生了到美國留學深造的念頭。母親立刻舉雙手贊成，並馬上寫信給在美國留學的三姊，請她幫忙辦理申請手續。要到美國留學，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逐漸愛上的警察工作。

在我決定出國留學的同時，我與妙娟也論及婚嫁。當妙娟將我們的結婚計畫跟父母商量時，她父親極力反對，因為他對警察根本沒有好感，覺得當時警察都是一些不學無術，仗勢欺人之輩，萬萬嫁不得。我媽媽也反對我們結婚，她責怪我當初曾答應過她，要拿到博士學位後才結婚，怎麼現在這麼年輕就談戀愛結婚？

她爸爸發現女兒意志堅決，便親自趕到台北。當我與她父親見面時，我坦誠地表達了我和妙娟的感情以及計畫，我們一問一答地慢慢談起來了。他對我的表現似乎滿意。在停留台北的兩個星期內，他對中國現代警察有了認識，便同意讓我們結婚，唯一條件是必須回到馬來西亞再舉行一次婚禮。

我媽媽當時在美國，但是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寫信給她，解釋說我們結婚並不等於放棄我的承諾，我一定會完成博士學位。不久，我媽媽也答應了這門婚事。 1962 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辦理了結婚手續，雖然雙方家長都不在台北，但是我們的同事和同學協助我們籌辦了一場簡單但溫馨的婚禮。

婚後，我們租了一個小房子，由於要辦案，我經常起早摸黑，有時颱風來時，都要加班出勤。此外當時有許多外國元首到台灣訪問，特勤任務也特別繁多，妙娟當時仍在大學念書，功課很緊，兩個人都很忙碌，但是我們這個小家庭卻過得很愉快，許多單身的朋友常常到我們家聚會吃飯，雖然是粗茶淡飯，但是這個家天天都充滿著笑聲。

當時警界高層警官都由軍方轉調，警校背景的學員雖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於背景不同，升遷困難，前途十分有限。雖然政府有意改革整頓，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再次規畫。剛好妙娟大學畢業，我覺得應趁機攻讀博士學位，展開人生新頁。

就這樣，在妙娟畢業後，我辭去了警官工作，告別了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台灣，前往馬來西亞砂勞越。妙娟的父親宋光榮是當地僑領，頗受僑社尊敬，我們首先在砂勞越舉辦一場婚禮，這次婚禮辦得熱鬧非凡。因為我在台灣也辦理過結婚手續，現在又在馬來西亞的婚禮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畢竟我兩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愛的人結婚。我們本來計畫在馬來西亞舉行婚禮後就動身前往美國留學。不過，有關留學的手續仍未辦妥，我們便決定先留在砂勞越等候，閒在家裡不是辦法，我便出外工作。馬來西亞的大部分華人都說廣東話或客家話，不過，大家所看的報紙都是華文報。

我便向當地的一家名叫華聯日報的報社申請工作，結果被聘請為記者，在惡補廣東話後就到社區採訪，報導僑社相關的新聞，同時我還寫一些短評等，不到三個月，升為助理編輯，五個月後，我被任命為總編輯。真沒想到過去我只是業餘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養出來的寫作技能，竟讓我成為專業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