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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全球化也從旁包夾而來，它在國家內和國與國之間創造了新的經濟和文化區域，像是香港地區、北義大利和加州的矽谷，或是看看巴塞隆納區，它從西班牙北部延伸到法國。而巴塞隆納所在的加泰隆尼亞地區與歐盟已是密不可分。它是西班牙的一部份，但也放眼國外。
推動這些變遷的因素互異。有的是結構性，有的則較為特定，或有其歷史淵源。經濟影響力當然是驅力之一──尤以全球金融體系為然。然而此與自然力有別，這些驅力被科技、文化以及政府對經濟自由化與解除管制之決策所形塑。
蘇聯崩解又有推波助瀾之效，因為此後再也沒有任何國家集團自居其外。蘇聯崩解並非平地起春雷，全球化解釋了蘇聯何以解體，以及如何解體。以成長率而論，前蘇聯與東歐國家在 1970 年代初期之前，和西方都還是平起平坐，但是之後便瞠乎其後了。蘇聯共產主義強調國營企業和重工業，無法在全球電子經濟中從事競爭。共產政權以意識型態及文化控制起家，同樣也無法在全球媒體世紀中生存。
蘇俄和東歐政權擋不住西方的廣播和電視轉播。電視在 1989 年的革命中扮演了直接的角色，被稱做第一次「電視革命」也是名符其實。某個國家的觀眾在電視上看到別國的街頭示威，而這些觀眾自己也會走上街頭。
當然，全球化的發展並不均，其結果也絕不會完全良善。對許多不住在歐洲和北美的人來說，令人寢食難安的是，全球化看來像是西方化──也許是美國化，因為美國現在是唯一的超強，在全球秩序中擁有主宰經濟、文化和軍事的地位。許多全球化具體的文化表徵都是美國的──可口可樂、麥當勞和 CNN。
大多數巨型跨國公司也都以美國為根據地。企業即使不是來自富國，也不會來自窮國。對全球化所持的悲觀看法之一是認為全球化基本上是北半球工業國家的現象，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幾無置喙的餘地。由此看到的是當地文化受到摧殘，世界不均加劇，窮人的處境益形惡化。有些人認為，全球化造就了贏家和輸家的世界，少數人搭上致富的捷徑，大部分則沈淪在悲慘和絕望之中。
的確，統計數字令人心頭一沉。在 1989 年 1998 年之間，全世界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其所得佔全球所得的比例從 2.3 ％ 降至 1.4 ％。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所佔的比例則上升。在非洲，撒哈拉以南有 20 個國家，個人收入甚至還低於 1970 年代末。在許多低度發展國家，安全和環境法令蕩然無存，一些跨國公司在該地販售在工業國家已經被管制或禁售的東西──劣質藥品、劇毒殺蟲劑、高焦油、高尼古丁含量的香菸。有人會說，這不是「世界村」（global village），而是「全球劫」（global pillage）。
除了生態上的風險，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眼前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不均的情形日益嚴重。不過，光是歸咎富國於事無補。今天的全球化不完全是西方化，這點在我的論證至為重要。當然，西方國家，或說工業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遠勝於窮國。但是全球化也愈來愈去中心化──並不受任何國家集團的控制，而受大公司控制的程度更小。全球化的效應在西方國家和其他地方一樣明顯。
這在全球金融體系是如此，在影響政府本質的變遷也是如此。吾人可稱之為「逆殖民」（reverse colonisation）的現象愈來愈普遍。「逆殖民」意指非西方國家影響西方國家的發展，例子不勝枚舉──洛杉磯的拉丁化、在印度出現以全球為導向的高科技產業、或是巴西把電視節目賣到葡萄牙。
全球化是促進全球福祉的力量嗎？由於此現象極為複雜，無法簡而答之。問這個問題以及責怪全球化加深全球不均的人，通常想的是經濟全球化及其中的自由貿易。顯然，自由貿易並非有百利而無一害，在開發程度稍遜的國家尤其是如此。把某個國家或其中某些地區向自由貿易開放，可能會破壞當地的經濟命脈。一個地區若是只靠幾項產品在世界市場上銷售，是非常容易受到價格波動及科技變革所傷害。
貿易總是需要以制度機構來框架，其他經濟發展的形式亦然。市場不能純由經濟手段來創造，而且經濟體對全球市場開放到什麼程度，也必須取決於若干準則。然而，反對經濟全球化，或是選擇經濟保護主義，都沒有對症下藥，對富國和窮國皆然。在某些時候或某些國家採行保護主義是必須的手段。以我個人的觀點來說，馬來西亞在 1998 年施行控制以阻止資本外流，就是對的。但是繼續採行保護主義無助於貧窮國家的發展，而富國之間也會壁壘分明。
我在一開始提到全球化的論戰主要集中在其對民族國家的影響。民族國家，乃至國家政治領導人仍然強而有力嗎？還是他們與形塑這世界的力量愈來愈沒有關連？民族國家的確還很有力量，政治領導人在世界上依然舉足輕重。然而，民族國家也在我們眼前重塑，國家的經濟政策無法像過去一樣有效。更重要的是，過去的地緣政治逐漸式微，國家現在必須重新思考其定位。雖然這個觀點頗有爭議，我還是要說，隨著冷戰結束，大多數國家已不再有敵人。誰是英國、法國、巴西的敵人？在科索沃的戰爭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而是舊式的領土民族主義和新的、由種族驅策的干涉主義之間的衝突。
在今天，國家面對的是風險和危險，而非面對敵人，這是本質上的大改變。這種看法並不是只適用於國家。放眼四顧，我們看到的機構與從前無異，名稱不變，但內涵則大異其趣。我們仍然討論民族、家庭、工作、傳統、自然，好像它們和以前一樣。其實不然。舊瓶不變，但裡頭裝的已是新酒了──這不只發生在美國、英國或法國，而是舉世皆然。這就是我所稱的「空殼機構」（shell institutions），這種組織能力不足以應付所須面對的挑戰。
我在本章中所描述的諸般變遷，當其力量匯集之際，便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東西，一個全球國際社會。我們是生活在這社會的第一代，但其輪廓樣貌仍渾沌未明。它動搖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不論我們置身何處。這不是──至少此時不是──由集體的人類意志驅策的全球秩序，而是以一種群龍無首、隨興的方式，在各種影響力的簇擁下前行。
這不是安頓，也不安全，而是充滿焦慮，被深刻的分歧所割裂。我們有許多人有身陷各種力量之中卻無力對抗之感。我們能重新駕馭它們嗎？我相信能。我們所經驗的無力感不是個人失敗之表徵，而是反映了我們建制的無能。我們要重建我們所擁有的建制，或創造新的。因為全球化出現在今日的生活中並非偶然。它正是我們生活環境的轉變。它是我們現在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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