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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第三章 長期榮景卷土重來
2000 年 4 月網路公司股票泡沫化危機爆發時，投資大眾的心態起初還相當樂觀，許多人都認為那只是一次溫和的市場盤整，深信自己手中的投資組合很快就會再度一路攀升。
然而天不從人願。大批中產階級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共同基金或退休基金的淨值，在過去三年遭到腰斬甚至更慘的下場。 2003 年一月，標準普爾五百指數（Standard
& Poor’s 500）有 94 ％的股票都呈現下跌局面，各主要指數重挫約 12 ％。原本指望可以在 55 歲退休、到巴哈馬群島享清福的人們，如今開始擔心自己是不是得工作到日薄西山。其他經濟領域也受到波及：就業率雖然並未大幅滑落，但也欲振乏力；各州政府出現鉅額赤字；安隆、世界通訊與其他公司的醜聞，在在顯示大企業的經營運作未必值得信賴；各界對於反恐戰爭後遺症的憂慮，突顯出股票市場多頭力量與全球情勢穩定的密切關係。日本與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都深陷於經濟危機，各界深怕美國也即將步上這些國家的後塵。
大行其道的傳統看法令人憂心忡忡，認為我們已進入一段漫長、深沉、嚴重的景氣逆轉，一種「禍不單行」（double-dip）的經濟衰退，最後可能會回到已經讓日本掙扎十年的通貨緊縮，美國在
1930 年代的大蕭條時代也曾經歷過。在這種情況下，有一種即將發生的經濟鉅變或許令人難以理解，但卻是大勢所趨：目前這一波景氣逆轉不會一直持續下去，長期榮景（Long
Boom）即將卷土重來。
這並不是說當前的經濟微恙（malaise，這應該是最恰當的字眼）很快就能痊癒。全球經濟發展恐怕還會停滯兩到三年，本章稍後會說明原因。短期的得失並非無可避免；但經濟的短期表現很難預知，因為其中充斥太多在短期內具有影響力、不斷變換目標的參與者。
然而長期的趨勢仍然是無可避免的，當初啟動這段榮景的因素依舊存在，而且顯而易見。其實這些因素從未遠離我們。如果你肯像我一樣，花點時間觀察這些因素的運作，你就會理解為什麼
1990 年代中期的「長期榮景」境況──當時全球經濟大肆擴張，世界各地數十億人民晉升中產階級──直到今日仍是蓄勢待發。
事實上，「長期榮景」一詞的盛行與我個人大有關連。它最早是出現在我於 1997 年《連線》（Wired）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然後是 1999 年我與雷登（Peter
Leyden）及海厄特（Joel Hyatt）合著的一本專書。我以「長期榮景」這個詞語表述世界即將進入一段史無前例的繁榮時期。《連線》雜誌上的那篇文章刊出時，正處於剛剛步出大學的年輕人普遍認為自身時運不濟、遭逢陷入泥淖已二十年的經濟的時代背景。光彩亮麗的
1980 年代被大眾媒體視為騙局一場：太多高級投機客蓋科（Gordon Gekko，譯注：電影《華爾街》中的反派主角）製造出一大堆泡沫；創造真實財富的中產階級邦克（Archie
Bunker，譯注：電視影集《一家子》〔All In The Family〕的主角）卻寥寥無幾。人們難以接受世界經濟會進入長期繁榮的想法，而我也不願責備這樣的懷疑論調。
如今回顧，相較於後來散播「新經濟」福音的狂熱，我還比較欣賞 1990 年代中期的懷疑論調。之後的幾年中，道瓊工業指數攀升至一萬兩千點，人們很容易將 1990
年代晚期的股市狂飆與長期榮景混為一談，其實兩者截然不同，我和同事們也曾仔細揭示其間差異。事實上，任何人只要接受了長期榮景的理念，就會對股市狂飆感到惶恐不安，知道它無法持久（我還記得
1999 年 10 月的一天早上，我從西班牙打電話給我的投資經理人說：「賣掉我所有的股票。」我將股票全部轉換成債券，雖然錯失了一些獲利機會，然而我再也受不了那種提心吊膽的感覺。）1996
年到 2001 年的五年之間，道瓊工業指數劇烈震盪，但長期榮景的趨勢卻穩定得多──從 1983 年開始，以每年五％的成長率線性前進，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週期約四十年的循環。如果你檢視
1985 年以來的趨勢，你會發現道瓊工業指數雖然起伏不定，但是從來沒有落居長期榮景線（Long Boom line）之下。
由於經歷過先前的大起大落，今天我不能責怪任何懷疑長期榮景會再度降臨的人，但是這個想法並不是一廂情願，而是起源於觀察兩種基本力量的效應：
其一，經濟生產力的確與日俱增。新經濟並非鏡花水月，它來自電腦科技與新式管理，讓企業（與一般人）投資的每一分時間和金錢，都能獲致史無前例的成果，而且效率更高、回收更快。世界各地的工業都在穩定地提升品質、降低成本。更有甚者，一系列新型態工業正蓄勢待發，舊工業（如汽車業）則轉型在即。生產力是其中關鍵所在：它很可能是人類財富擴大的最可靠工具。
其二：全球化也居功厥偉。雖然全球化一直爭議不斷（我們將會了解有一部分爭議確實有充分理由），但各國之間的貿易與就業整合的確是擴大全球繁榮基礎的可行之道。
還有一種力量，我們在 1990 年代中期時並沒有完全體認，但是在股市泡沫化之後的今日，它已經水落石出，那就是：
基礎建設改造的固有價值。現有的電信、能源、交通、自來水、金融與教育的網絡自成一格，有些還歷史悠久。有些城市的道路是依循幾千年前走出的小徑，也難怪你要花上三個小時才能橫跨倫敦市。每當某種老舊不堪的基礎建設進行具有效益的改造，長期榮景就會加速進行。這樣的改造正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色，悄悄進行、無遠弗屆：想想看信用卡、自動櫃員機、行動電話與網際網路造成的衝擊。就算是運作順暢的基礎建設，似乎也值得加以改進；在過去的幾個世紀，我們已經學會如何讓基礎建設運作順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上述的三種力量一直在穩定擴展，但是其效應要過幾個世代才會完全展現。現在儘管生產力與全球化都有成長趨緩的跡象，而且改造某些老舊基礎建設會遇到根深柢固的挑戰（特別是電信業）；然而這三種力量仍然在全速運轉，它們將不斷驅策經濟發展，讓長期榮景持之以恆。
但是，這三種力量的複雜性都超乎我們的想像，因此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詳細地逐一探討。
就經濟計量術語而言，「生產力」簡潔明瞭，就是投入的資源與產品或服務之間的關係，通常是以每一小時工作成果的美元價值來衡量。然而作為一種了解某個體系的觀念性方式，生產力既無比重要又莫測高深。生產力成長會增加社會財富，它能夠讓經濟在成長的同時避免通貨膨脹。不過沒有人能夠徹底釐清，到底哪些因素能夠驅動生產力的提升。
這個領域最值得信賴的研究者之一，就是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戈登（Robert Gordon）。他成名於網路企業鼎盛時期，當時他對「新經濟」的理念頗為質疑，尤其是對其假設前提：電腦科技已經驅使大部分企業展開大躍進，採行新穎而高效率的營運方法，超越了傳統經濟學的理解範疇。戈登的研究顯示，國家生產力的數值會被來自電腦業界的資料扭曲，而電腦業的數值十分龐大。因此他指出：也難怪電腦業當時只憑著相當有限的成本支出，就能創造史無前例的鉅額營收。不過這種現象只是曇花一現，電腦業界倚賴的是短期商機，例如網際網路的起步擴張（突然間每個零售商都設置了網頁），千禧蟲（Y2K）虛驚（許多公司將重要的電腦系統汰舊換新）。戈登認為如果去掉這些因素，
1990 年代的生產力成長，其實還不如美國在 1950 年代的表現。
然而在他最近的一部著作中，戈登的結論卻不一樣了。他研究網路企業熱潮消失後的生產力統計數據，轉而認為生產力曾經在 1990 年代發生巨大變化。按照戈登自己的說法：「要斷言美國的生產力成長是虛無飄渺的假相，目前還言之過早；因為從
2000 年中期新經濟的頂點時期開始，生產力的年增率就一直居高不下，正如同 1995 年到 2000 年的情形。」
為了要盱衡全局，你必須回顧 1950 年到 1973 年這段期間，當時美國生產力的年增率超過 2.6 ％，是戰後工業復興的極盛時期，州際公路、商業航空旅行、勃興的中產階級市場、新式的大量生產與企業管理技術，讓美國工業界脫胎換骨。然而
1973 年之後，美國生產力的年增率降到只有 1.4 ％──很可能是被高漲的油價拖累，不過也有一些因素來自文化層面：許多大企業盛行機械化與官僚化管理，導致人們對於職場生活的保守僵化產生普遍性的厭惡感。這一點（加上大企業在越戰時期積極介入政治，以及後來的只顧自身發展）使得許多青年才俊轉而投入其他領域，人們不再像
1950 年代那樣注重生產力，生產力因此遭到重創。
到了 1995 年，生產力年增率才回到 2.3 ％，後來就一直保持甚至超出這個水準（這些數據有許多來源，各有些微的差異，不過變化模式基本相同）。如果 1.4
％與 2.3 ％的差距看似微不足道，不妨這樣想：這個差距能夠讓生活水準在 50 年後提高一倍，而後 25 年再提高一倍。如果戈登所言屬實，那麼在網路企業泡沫化的時候，生產力的增長也應該會大幅減緩，但是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根據戈登自己的研究，在衰退最嚴重的幾個月，我們以更少勞動力製造更多產值的能力仍然繼續大步邁進。
為什麼生產力成長會在 1995 年復甦？有幾個因素──這些因素是否直接影響無法證實，但顯然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關聯。
科技：電腦與通訊革命改變了企業運作模式，從而讓生產力一飛沖天。例如行動電話讓人們可以在飛行中安排活動，因此大幅增進了民航旅客的生產力，時間浪費與挫折感也明顯減少。不久之前，我原本要從歐洲某地飛往另一個地方，結果因為遇上暴風雨而臨時取消。我改成雇車前往，但動身前沒有時間打電話，因此我在漫長的車程中花了許多時間撥打行動電話，重新安排活動行程。如果沒有行動電話，我後來的一連串會面都將無法進行，原因只是我無法在路程上與他人聯絡。像我這樣的例子在今日比比皆是。
從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許多科技，你會發現許多類似的好處， 20 年前這些科技都還沒有問世：信用卡（以及快速的授權過程）、個人電腦、自動櫃員機、試算表軟體、便宜的硬碟與可重複讀寫光碟（CD-RW）、雷射印表機、傳真機、即時印刷與文件傳送技術的革命、電子郵件（以及過濾垃圾郵件的技術）、跨海光纖電纜、網際網路、全球定位系統（GPS）。在前兩年，無線區域網路（wi-fi）風起雲湧，結合了全球資訊網與筆記型電腦，將世界各地的旅館、咖啡廳、機場連結成便捷的資訊傳輸中心，其功能可與十年前頂尖的研究圖書館相提並論，而且便利性遠高於後者。
這些科技在問世之初，並沒有直接導致生產力的增進。歷史研究顯示，一個世代的人們要耗費至少 10 年時間才能夠躍居領導階層，以新式科技工具來組織他們的企業與社會，例如
20 世紀初葉的電動發動機，就是降低成本、促進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各家工廠很快就採用這種發動機，然而要再過幾十年，等到小型電動發動機普遍安置在廠區，取代以皮帶相連、驅動所有機器的中央發動機時，企業界才充分感受到電動發動機的利益。同樣地，美國從燈泡發明到一般工作場所的電氣化，足足花了約
40 年時間；歐洲更是耗時長達 80 年才完成。在戈登看來，生產力搶佔先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超越歐洲的關鍵因素之一。
今日你可以感受到同樣的動力：企業界只用很短的時間就能夠重新組織其追蹤、企劃與會計的系統，以充分利用試算表程式帶來的動態溝通方式。
其他因素：新的信用與投資工具（包括信用額度與信用卡）讓企業家更容易取得資金，投注於有助提升生產力的新事業。新式金融工具如財務槓桿與高收益債券，讓資金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來推動企業發展。管理技術如「精實生產」（lean
manufacturing）、「六標準差」（six sigma）、「品質提升」（quality improvement）、「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自我督導型團隊」（self-directed
teams）、「企業改造」（reengineering）（我想「假想情境企劃」也可以歸入此類），對增進生產力都貢獻匪淺──部分原因在於它們讓創新的、非官僚化的管理方式再度受到各方接納。
杜拉克主張，創新管理是當代最重要的趨勢之一。戈登則將其歸功於零售業的演進──特別是「大賣場」（big box）型態的連鎖零售商如家庭倉庫（Home
Depot）與沃爾瑪（Wal-Mart），一直在降低自身的經銷成本，並悍然壓低製造商的報價。戈登並指出，工會讓薪資保持在高水平，也助了一臂之力。勞動力的成本越高，提升工作成果與效率的誘因也就越強。此外，企業追求股市短期收益的壓力，可能也扮演某種角色；某些企業──例如汽車業──受到的壓力亦復如是，他們必須運用燃料電池（fuel
cell）之類的新興科技來推出新產品，以因應環境品質法規的嚴格要求。
戈登並不認為生產力增長率會繼續居高不下，他指出勞動成本通常會形成循環模式：當時機看好，高枕無憂的企業會增聘員工，導致生產力下降。技術創新有時而盡，從帳簿到試算表的變革只會發生一次；但是其他因素並不會形成循環，今日各尖端企業推動的改革進步，必然將繼續下去，永遠不會停滯不前。零售商殺價的壓力同樣揮之不去，投資者對公司股價的壓力也是一樣。管制措施解除之後，很少會重新施行。我們到第六章與第八章會看到，源自科技的生產力的成長，會隨著新科技的問世而加速。新材料的分子工程、生物科技、新能源科技、微型和固態製造、精確運作的機器人以及其他創新，未來很可能對生產力造成重大影響，時程之快也會超出許多人的預期。
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個都會為生產力持續成長提供希望，當它們同時作用，生產力的成長更是沛然莫之能禦。不過基本上，在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遭遇一、兩次挫折，類似目前為期三到四年的經濟成長率高原期，只是過程較慢、變數更多。然而無論如何，生產力背後的驅動力都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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