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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究天人之際——王道還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早在一八六三年，比較解剖學家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就發表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指出猿類的解剖構造，與人類比較相似，與猴類的差異較大。
現代遺傳研究，也發現人類與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與巴諾布猿）非常類似；尤其是兩種黑猩猩——過去巴諾布猿叫做「矮黑猩猩」，基因組與人類的差異，不過百分之一．六。因此，人類便是「第三種黑猩猩」。三種黑猩猩的遺傳差異那麼小，表示各自獨立後的演化史非常「淺薄」，據估計，大約在七百萬年前，人類才分化出來，走上獨立演化的道路。
但是，人類演化史的大關大節，只有「化石證據」能夠透露。
根據十九世紀前半葉得到的一個「定律」，與現生物種有關的化石種——也就是現生物種的祖先，通常在現生物種出沒的地區出現，達爾文推測非洲可能是人類演化的搖籃。果不其然，這個預言證實了，古人類化石在南非與東非紛紛出土，令人眼花撩亂。現在學者反而「抱怨」：上課講義與教科書得經常更新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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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演化史，有好幾個特色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猿類是在中新世（二千四百萬年前到五百萬年前）演化出來的。大約到了中新世晚期開始的時候（約一千萬年前），猿類已經是靈長類中十分興旺的一個家族，種類繁盛，分布廣泛，歐亞非各地都有牠們的蹤跡。可是好景不長，自八百萬年前起，猿類大量滅絕，留下的化石也極為稀少。現代猿類像是個破敗家族的孓遺子孫。
人類祖先就是在這個猿類衰亡史的背景中出現的——人類似乎是猿類的演化新出路。目前我們對於最早的人類祖先，所知有限，一方面由於化石稀少，另一方面，由於人和猿的相似程度太高了，即使發現了「最早的」人類祖先化石，學者也不見得分辨得出來。
我們知道得最清楚的早期人類祖先，是著名的阿法南猿「露西」，大約生活在三百五十萬年前的東非。他們的腦容量與黑猩猩差不多，體型比黑猩猩稍小，能夠直立行動，但是手腳的解剖構造，仍呈現樹棲的特色。
南猿這群「人科」動物，展現了旺盛的演化活力。他們在東非與南非，演化出許多種類（species）。三百萬年前到一百萬年前之間，非洲至少有兩種以上的「人」同時生存，包括「南猿屬」與「人屬」，他們的棲境可能有重疊之處。現在我們是地球上唯一的「人」，所以很難想像幾種不同的「人」如何在一起生活。現生大猿的棲境彼此隔絕，從來沒有做鄰居的經驗。
人類為何能從猿類中脫穎而出？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即使人類已經獨立演化了幾百萬年，從露西身上我們也很難偵察到什麼「人性」；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會製作工具，從他們的兩性解剖學判斷，他們的社會組織不會與大猿相差太多。所以有學者提議：他們只不過是「直立猿」，因為他們與大猿最顯著的不同，就是直立行動的姿態與生活棲境。
在學術史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覺悟」，因為直到本世紀之初，對人類演化有興趣的學者仍以為：人類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物種，憑著優越的大腦，鬥智而不鬥力，才能成為萬物之靈。因此他們期盼的人類祖先化石，是一種腦子大得異常的動物。難怪所有今天有名的人類祖先類型，當初多數學者都認為他們充其量只是人類系譜上的「非主流」，只因為南猿的腦量與大猿差不多（四百ＣＣ），而北京人（一種直立人）的腦量，平均一千零四十三ＣＣ左右（現代人平均一千五百ＣＣ）。
其實直立猿（人類祖先）所以能夠「走出去」，脫離傳統的大猿棲境，別開生面，另創新局，全仗直立的姿態。今日世上只有四種大猿，非洲三種，亞洲一種（紅毛猩猩），全都生活在熱帶森林中。紅毛猩猩幾乎可以終日待在樹上而不下地。大猩猩因為體重的緣故，無法在樹上活動，仍然居住在森林中。中新世晚期以來，地球溫度長期趨冷，熱帶雨林面積縮減，猿類的生活空間縮小了。學者推測這是猿類沒落的主因。
更重要的是，直立姿態幾乎全面地牽扯了猿類身體的基本結構，骨盤、脊椎不用說了，連胎兒的發育模式都受影響。因為直立的姿態使得女性骨盆腔縮小，所以胎兒也許不足月就必須提前出世；提前出世的胎兒，由於不再受子宮環境的束縛，也許反而能「自在」的發育。人類大腦發育的特色，就是出生後還能繼續以同樣的速率增長，而猿類出生時大腦幾乎已經發育完成。換言之，人／猿腦量的差異，不過是發育歷程的差異決定的。
因此我們雖然不清楚當初人類祖先「出走」的肇因，直立的「結果」卻是深遠的，例如人類自豪的大腦，就是直立姿態的「副產品」。
但是，人類演化史上，大腦、文化業績與物種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什麼「邏輯」可言。首先，大腦的確有逐漸增大的事實，但是卻沒有在文化史上激起如斯響應的發展。例如「舊石器時代早期」分前後兩期，分別持續了一百萬年。前期從兩百五十萬年前開始，石器製作的技術、形制一直沒有變化。直到一百五十萬年前，新的石器類型才出現，就是「手斧」，於是「舊石器時代早期」進入了後期。可是這一百萬年間，人類體質卻經歷了好幾個「物種」層次的演化（南猿↓巧手人↓直立人）。也就是說，新的體質類型出現的時候，並不總是伴隨著新的文化類型。似乎文化發展總是慢半拍，落後於體質類型的演化。
尼安德塔人與現代人的關係，由於考古資料豐富，更凸顯了這個現象。尼安德塔人化石在達爾文發表《物種原始論》（1859）之前就已經發現了，他與現代人的關係一直是古人類學爭論不休的焦點。
典型的尼安德塔人，生活於十二萬年前到三萬年前的歐洲與西亞。他們比現代人身材稍矮，體格粗壯魁梧；腦容量已達現代人標準，但是頭顱與大腦形態與現代人稍有不同。尼安德塔人的前額低矮，腦顱的前後軸線較長。比較起來，現代人天庭飽滿，額葉比較發達，顱頂較高，前後軸線較短。
從神經心理學的證據來看，額葉涉及「高等心智功能」，是認知系統中組織、綜合、判斷的中樞。看起來尼安德塔人與現代人，應有神經心理學的差異。（而不只是作者強調的：尼安德塔人也許沒有現代人的說話能力。）
但是十幾萬年前，現代人的祖先剛在非洲出現時，並沒有表現出什麼新奇的文化創作，即使有也只是零星的。在中東地中海岸地區，現代人祖先與尼安德塔人曾經生活在同一地區，共享同樣的文化。直到四萬年前尼安德塔人滅絕的前夕，現代人似乎才發展出新奇的文化類型（舊石器晚期文化）。也許，因為現代人發展出了新奇的文化，所以有能力驅使尼安德塔人走上滅絕之路。
這個事實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體質演化似乎與文化創作沒有關係？
作者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因為作者不是「正統的」人類學家。在精神意趣上，作者可說是「今之古人」，以傳統「自然史」進路（approach）透顯人性的根源——這才是本書的特色。二十世紀初學院派人類學正式在學術社群中生根，可是傳統的「人類自然史」（「人類學」的本義）架構卻解組了：生物的歸生物、文化的歸文化，好端端一個人類學搞出了「兩個文化」，不僅不通音問，甚至分庭抗禮、對立攻訐。
事實上，我們人類的確是自然孕育的「怪胎」，我們從自然來，可是又與其他動物有別。人類自然史註定是一門「究天人之際」的學問，必須解答「人性」起源的問題。在人類五百萬年以上的演化史，我們認得出的「人性」是最近幾萬年才出現，而我們現在對「人性」的理想與期望，是這一萬年才發展出來的。因此，不僅深入人類的生物學背景，理解與凸顯「人性」特徵的重要鑰匙，人性「發展」的「祕密」也不可輕易放過。否則，有的社群幾千年前就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有的社群到了十九世紀仍沉陷在石器時代，如何解釋？
本書對於當前的重大議題，如兩性關係、族群關係、生態問題，都有重要的睿見，關鍵在此。人類的「性象」決定了社會組織的方式。人類是唯一遍布全球的物種，一方面獲得了充分的「人性」實驗空間，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導致「族群問題」。人類近一萬年的歷史，以族群擴張與衝突為基調，可是充滿血淚的歷史劇，進一步分析後，反映的竟然只是「生物地理」的宿命。族群擴張其實還有更深刻的面向，塑造了人文世界的榮耀與隱憂：發展普遍人倫理想以及恣意剝削自然。
總之，作者的關懷與結論固然動人、有力，他討論問題的路數（自然史），更值得欣賞。
作者的多重身分，更令人玩味。戴蒙受過生理學博士的訓練，專業領域是腸道的吸收機制，在大學醫學院教授生理學，並以生理學研究的成績，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可是他也是一位田野生物學家，精研紐幾內亞以及熱帶太平洋各島嶼的鳥類生態與演化。他的豐富調查經驗，又讓他涉入環保事務。戴蒙呈現在本書的觀點與希望，紐幾內亞都扮演了關鍵角色。這是他第一本為知識大眾寫的書，英文版在一九九二年出版。本書的重要論點，又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兩本書中做更完整的鋪陳：《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性趣何來？》（Why Is Sex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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