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美德：分歧世界的道德秩序(BEW0246)
The Ordinary Virtues: Moral Order in a Divided World

類別： 社會學
叢書系列：NEXT
作者：葉禮廷
譯者：蔡耀緯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5月18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
ISBN：9789571373751

【內文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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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摘錄

　　從曼哈頓中城區東六十四街卡內基協會的褐砂石建築，前往皇后區的傑克遜高地（Jackson Heights, Queens），搭乘地鐵需要四十五分鐘。這是由當代全球化的一種現實前往另一種現實的一段旅程。在曼哈頓中城，世上的天之驕子們競爭著最好的職缺、學歷、公寓、餐廳座席，還有音樂會和劇場的門票。在這些圈子裡，後種族與後帝國的世界主義是很容易上手的共通語言。對於稀缺地位財（positional goods）的競爭十分激烈，但它被理解成一場勢均力敵的戰爭。這是共享同一套全球作業系統──世界主義菁英的競爭性個人主義──的熟練個人之間的競賽。我在研究所教過許多這樣的年輕男女；他們來自世界各個國家，全都被引導著相信他們的決心、智力與技能不應受到任何阻礙，無論是種族、主義、性別還是出身。對於我教過的許多外國學生來說，紐約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目的地，因為那兒的大學、企業、醫院和學校，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徹底遵照這套世界主義規則運行。

　　幾乎無庸置疑，這套包容平等和競爭性個人主義的道德規則，對一座像紐約這樣的全球大都市許多的創新和成長都是重要的。但這套世界主義規則還有另一個道德影響：只要競爭者認為競爭是公平的，只要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自己的成就因出身和個人特質受到阻礙，那麼競爭者也就傾向於認為，由此產生的特權分配必定也會是公平的。由於這種非預期的方式，機會平等到頭來反而開脫了結果的嚴重不平等。但這套競爭性世界主義的道德秩序作為主宰曼哈頓的道德秩序，卻連它的受惠者們都不見得認為有說服力。正如我從自己的學生身上發現的，全球化將他們從遠方卑微的生長背景提拔到了聲名顯赫的地位，但他們仍是全球化最強烈的批判者，尤其批判全球化留下的新型態不平等和排斥。我的這些學生們為全球化替他們在曼哈頓這樣的地方實現的多元文化機會辯護，但他們仍敏銳察覺到，還有數不清的人被排除在外。

　　皇后區的傑克遜高地呈現出全球化的另一張面孔，這是一個移民世界主義危機四伏的世界，在這裡的鬥爭是要抵達、落腳，踩上社會的最低階，並且向上爬。這些從社會底層起步的人們或許比高踞頂層的人們更不受全球化城市的美德垂青，但對他們來說，這座城市也必須信守某些道德承諾，最重要的是攀爬和向上提升的機會。

　　我們從曼哈頓前往傑克遜高地的旅程，最後到達了一片荒涼的廣場，某些富有正義感的市政官員決定將它命名為「多元廣場」（Diversity Plaza）。它一面以一九一七年落成啟用，至今無甚變遷的高架地鐵站綠色鐵橋為界，另一面則是一座昔日的寶萊塢電影院，如今改裝為通宵營業的食品市場，以及一排單層店面，招牌上宣傳著向日葵駕訓班、尼泊爾之家、尼泊爾旅行社、IME匯款業務、拉拉集團（Ra Ra Group）、馬札貝爾基金會（Fundacion Mazabel）、新曼卡美容院、布朗陸海軍服飾店（Brown’s Army & Navy）、拉丁納藥局（Farmacia Latina），以及穆克希爾理髮店（Al Muqsir’s  Barber Shop）。廣場中央有幾支雨傘遮蓋住兩把白色塑膠椅。我們在一個飄著細雨的平常日早上九點到達時，多元廣場空無一人。

　　轉過街角，一家孟加拉咖啡店的老闆們為我送上甜奶茶和咖哩角，櫃台後方的電視機持續重播著歡快的寶萊塢音樂劇歌曲；收銀機後的十幾歲女兒以英語和我們交談，她的父親則以烏爾都母語和計程車司機談話。而在對街，錢莊貸款公司（Money Marts）已經開始兌現支票，並把匯款寄回世界各個角落的國家去。正對著多元廣場的小店，以英語、西班牙語、烏爾都語及其他十幾種字體和語言，宣傳著理髮、按摩、廉租公寓、房地產和公證人；小餐館則提供來自尼泊爾、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印度、中國、韓國和多明尼加的菜餚。

　　走在傑克遜高地的街頭，族群特性主要是由女性服裝表現的，而這個特性每過一個街區都會變化。其中一個街角的女性戴著頭巾（hijab），下一個街角是牛仔褲，到了第三個街角則是正統猶太人的假髮和全身連衣裙。食物也是族群區域的另一個標記。一家食品店供應牙買加的菜蕉（plantain），下一家的綠葉蔬菜則都是中國的。每個人看來都知道哪個街區是多明尼加人的、哪個是宏都拉斯人的、哪個是尼泊爾人的。對於地盤和可資防禦空間的超敏感似乎影響了所有人。人們似乎在腦海裡記牢了一張房地產地圖，每個街區都標記了粗估的房價，因為這是決定哪一塊城市地盤由誰取得的基本經濟學。空氣中充滿了幾十種不同語言的對話，不過大致說來，語言以類聚一如人以群分，各自分布在不同街區。在此同時，隨著居民逐漸富裕，社會地位提升並遷離此地，更貧窮、更晚到的人們取而代之，地盤也不斷易手。

　　共同生活在皇后區這個角落的不同種族、族群和宗教群體，比起美國其他任何郡縣都更多。皇后區居民有百分之四十七出生在他國，百分之五十六的家庭並非以英語為母語。來自多種不同種族和宗教背景的白人比例僅僅過半，此外則是西班牙裔、黑人和亞裔。在這個地區有十二所印度教寺廟，兩座錫克教謁師所（gurdwara），數間清真寺，日本、中國和韓國的佛寺，一間道觀，韓國基督教會，拉丁美洲福音教會，法輪功修行者，耶和華見證人的聖殿，摩門教堂，還有紐約市最古老的幾座聖公會教堂和正統猶太會堂。

　　我在數日之內和社區組織者、在地政治人物、警察、都市理論家，還有在地的過路人談話。我一再詢問同一個問題：一個如此多元的地方是靠什麼維繫的？共通點會是什麼？這個問題在大多數人聽來都感到有些奇怪：它就是維繫起來了，即使沒人能說得清楚維繫的方式。

※

　　傑克遜高地對於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意義，一如紐約下東城（Lower East Side）對於安德魯‧卡內基時代的全球化。那時一如現在，新技術加上運費降低，以及重新來過的誘人吸引力，召喚著數百萬人登陸美國。那時一如現在，九十一街卡內基宅第與果園街（Orchard Street）的廉價公寓之間的距離，也一如東六十四街與多元廣場之間那樣遙遠。在卡內基的時代，移民在美國人口之中的比例實際上是史上最高，將近百分之十五，儘管目前的百分之十三也已相當接近。但相較於下東城的語言是意第緒語、波蘭語、德語和義大利語，今天在傑克遜高地上使用的則是世界各地的語言，逐漸通行的則是華語和西班牙語。那時一如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都市日常互動交流的秩序，要如何從這麼驚人的多元當中創造出來。

　　這既是社會學問題，也是道德問題。多元要發揮作用，必須要有一套心照不宣的互相接納規則，而對於傑克遜高地這個收留移民全無間斷的地方，必定也有一套心照不宣的歡迎規則。關於傑克遜高地的道德規則，人們首先注意到的是，官方明文規定的反移民歧視已經成為過去，這正是當代紐約與卡內基時代的差別所在。在卡內基的時代，來自東歐各國的猶太人必須對抗露骨的反猶主義才能打進美國人的生活，義大利人要和反天主教偏見抗爭，黑人則面臨了禁止他們租屋的種族限制條款（racial covenants）。在一九二○到一九六五年間，美國運用國籍配額禁止一切非白人移民。直到一九六五年，哈特─塞勒移民和國籍法案（Hart-Celler Immigration and Migration Act）才廢止這些配額。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來到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前，宣告國籍出身系統是「殘酷而持久的過錯」。說句公道話，沒人想像得到廢除限額的後果，但其影響十分深遠。按照一位學者的說法：「既未受人要求，亦非任何人有意為之」，美國在過去短短五十年間就經由人口的多元而迎來了全球化。

　　傑克遜高地的多元，也是民權運動後人人平等制度下的產物。在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成功推動修正《投票權法》（Voting Rights Act），以及同一時間移民種族配額廢除之際，很少人意識到這將為美國都市開創全新的多元道德經濟，但它確實做到了。這當然是出色的成就，但它提升了道德標準：結果，移民和地主社會兩者都以不同方式體驗了多元，在卡內基時代被當作進入新社會的代價而不得不接受的輕蔑、排除和歧視，此時全都變得敏感。

　　多元城市的道德經濟最受爭議的現場，則是警察與社區的關係。我們在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來到了傑克遜高地，但這樣的平靜隨後就被打破了；二○一四年七月，艾瑞克‧加納（Eric Garner）在史塔登島（Staten Island）因販賣未稅的單支香菸遭到逮捕。這小小的違法行為卻引發了嚴重後果。逮捕他的警察以鎖喉動作將他壓制在地上，在他低聲呼喊「我喘不過氣，我喘不過氣」之後仍不鬆手，驚嚇的旁觀者表示，他至少說了九次。一小時後他死於醫院。日後被稱做「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這場運動之所以爆發，至少可以回溯到加納之死。

　　警察公正執法是一座全球城市道德經濟的絕對必要條件（sine qua non）。只要移民及其子孫相信還有一條向上提升的出路，貧窮和經濟不平等都還可以忍受。但警察濫權卻是對基本道德預期的冒犯：這是對一切公民階級、學校公民課程，以及國慶紀念演說所宣揚信念的嘲弄。沒有一個社會調和自身崇高理想與社會現實的困難比美國更持久，也沒有一個社會對於自身理念實際意義的爭論比美國更激烈。倘若公正是警察與社區關係所遵循的準則，警察和這個社區所認定的公正就是不同的兩回事。這種認知分裂的其中一個小樣本，在我和紐約市警察局社區關係組的一位葉門裔警員談話時浮現出來。對警方而言，滲透紐約的清真寺是預先偵防及遏阻恐怖活動必不可少的；但對會眾來說，這是種擾人且具羞辱意味的示威，讓他們成了可疑的公民。這些穆斯林對於非得證明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樣排斥恐怖主義都感到厭倦。這位葉門裔警員看來左右為難，他不得不解釋自己的單位為何在他的社區聚會裡布建線民。

　　結果，公正成了警察和社區團體之間持續爭論的現場。對警察執法的基本同意每分鐘都在區內的公共住宅和街道上受到協商，就連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擦槍走火，引起重大事端。

　　傑克遜高地的社區團體是依照宗教、族裔、語言、利益和鄰里而組織起來，他們是維持和平、解決和警察的紛爭，並將多元社會結合起來的關鍵調節機構。和我們交談的這些團體與組織代表了那些沒有公民權或語言能力，因此恐怕無從發聲的人：他們抵抗非法驅逐，舉報不誠實的房東，並和警方協商遊行及公開集會事宜。他們也贊助城市的語言課程，這些課程不只教授基礎英語，還包含了電腦技能、金融知識及權利教育。適應大城市生活意指認識自身權利，學著不被冒牌藝術家、放款人、公證人、市府官員或雇主敲竹槓。

　　我造訪了一個機構，他們為沒有合法證件的（undocumented）西班牙裔勞工開設職業介紹所。他們只接受願意支付最低薪資，並尊重基本權利的雇主。在他們發放的西英對照短語手冊中，他們教給年輕西班牙裔工人的句型，清楚呈現出哪些權利是危在旦夕的：

我想和你討論我的薪資。
我只領到……
我應該領到……
我有權至少領到最低薪資……
我要去跟我的律師商量……
不要對我大吼大叫……
　　
絕大多數的清晨時分，來自拉丁美洲的無證工人在一個廣場上集合，廣場鄰接著一條通向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道路（BQE Expressway，278號州際公路）的坡道。雇主開著卡車前來，雇用他們從事清潔、拆除、園藝、粉刷、修繕、卸貨等工作。警方監控著這個清晨求職市場，但並不干預。他們並不對無證移民執行驅逐令，民主黨籍的紐約市政當局以紐約的「庇護城市」（sanctuary city）地位而自豪，因此這個清晨求職市場是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的三不管地帶運行的。

　　倘若警察公正執法是在一個超多元城市維持秩序的關鍵機制性前提，第二個前提則是公正的移民系統，一個允許無證工人享有權利的系統──而這點顯然未能做到。缺少合法證件剝奪了工人的申訴救濟及其他基本權利，並迫使他們非法打工。

　　紐約市長辦公室無法修正移民制度，這是聯邦政府的權限，但它仍可採取措施協助約有五十萬人，大多數為西班牙裔的無證工人融入社會。儘管移民改革法案仍在國會陷入僵持，但經濟生活仰賴移民融入的庇護城市卻等不及了。紐約也效法洛杉磯、波特蘭及其他美國城市，制定出市民身分證（municipal ID）制度，允許無證移民在銀行開戶、安排借貸和訂立抵押合同。

　　在傑克遜高地上度過的任何時間，都能深刻體認到全球化帶給現代城市的多元最重要的一門課。多元要獲得成就，終究取決於這座城市能否每天維持一種粗略的正義（rough justice）：沒有歧視的工作、照價支付薪資的雇主、認真修繕房屋的房東、不找無證移民麻煩的警察，還有公正審判的法院。

　　除了粗略的正義之外，也必須要有機會，要有一條轉危為安的出路。儘管有許多無證或缺乏技能的移民仍會被遺忘、落入驅逐系統並被遣返回國，有些人仍能學會流利的英語，得到一份穩定工作，取得合法身分，把家人接來美國，從非法的地下公寓搬進地面上的住所。隨著他們做到這點而成為公民，他們對這個城市和國家也就有了利害關係。但這一切都充滿變數，絕非穩固，隨時有分崩離析之虞。

　　家庭是移民體驗的生存單位（survival unit）：家庭若保持完整，所有成員都能向上提升；家庭若分崩離析，每個成員都將敗落。在關於「群體」的所有說法之中──和我談話的每個人都說自己屬於這個或那個群體──家庭是至關重要的群體。

　　倘若你是從皇后區起步，要在美國社會前進並不容易。你得隨身攜帶證件和公文。你得學會在銀行開戶，取得社會安全號碼，學會如何使用支票存款，或堅持要求你的雇主以現金支付全部薪資。在你的社群裡有許多人出於體貼而願意伸出援手。信任自然而然地流向那些說著同一種語言，經歷了相同遭遇的人們。移民的融入可以想像成從母國通往終點站的一條漫長人鏈，將新來者與更成功、更融入的同胞向上攀升的等級序列連接在一起。

　　正因為族群影響力鏈結「看似是」一位單純的新來者在多元城市的陌生感中最安全的行進之路，這同時也是最容易被濫用的關係。我和負責照顧亞裔老人的女警、西班牙裔服務機構的信貸專員，以及紐約市政府的金融知識團隊對談時，他們都告訴我關於西班牙裔律師承諾為移民解決問題而後捲款失蹤、亞裔房地產經紀人詐騙中國新移民，以及商人答應為「自己人」提供特別優惠，到頭來卻加倍要價的故事。警方、法院、市政部門等城市機構至關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保護新來者不受自身社群內的保護人侵害。全球移民現象翻轉了決定信任的架構。在全球城市中，他們學會了信任機構內的陌生人，以及最重要的，信任來自其他國家的陌生人。

　　反過來說，這也意味著皇后區沒有一個社群有辦法自給自足、閉關自守。即使共有的飲食、記憶、語言和忠誠關係會將移民和出身社群聯繫在一起，就業和住房市場仍引導著他們和陌生人互動。電視、廣播、網際網路、報紙、雜誌等大眾媒體是驅動文化適應的引擎，它們將美國生活的圖像，連同主流社會的商品、髮型、俚語、行為舉止和新聞價值，一同注入了皇后區每一間地下室臥房和布簾隔出的起居室裡。

　　移民和其他人一樣，都要接觸到多元訊息渠道的世界排山倒海的影響，但他們仍有專屬於自己的母語資訊管道。在所謂「族群媒體」上，最重要的版面留給了移民的成功故事──聰明的孟加拉女孩獲得了紐約大學的獎學金，韓裔少年成為海軍陸戰隊士官。

　　從家鄉放送母語節目的網路電視和衛星電視，讓移民得以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裡。擁有橫跨地球兩端的跨國身分並非新鮮事，但同時保有兩種忠誠的能力則得到電視衛星、行動電話和網際網路賦權。皇后區的居民緊緊追隨著肥皂劇、寶萊塢音樂劇，以及母國的新聞和評論。這種對家鄉的忠誠本來是會隨著第一代移民而消褪的，但如今，出生在美國的後代子孫也和自己父祖出身的國家保持聯繫。雙重國籍是更為普遍的，移民的新天地和他們的母國都得共享這些全球公民的忠誠、價值觀和依戀。

　　多元文化城市的政治既是新天地的政治，也是母國的政治。離散而來的移民通常也輸入了母國政治中的仇恨和排斥，但他們新家園的政治至少在名義上宣揚的是寬容與開放。當然，在實務上，多元文化城市的政治領袖會按照族群分界招募新血，並運用在地權力掮客、宗教領袖及社群中的商人取得金錢和黨工。僅舉皇后區的五個族群為例，當錫克人、尼泊爾人、藏人、中國人和土耳其人都在新的家園接受招募投入民主政治，他們理所當然會為自己喊價：要求支持家鄉兄弟姊妹的族群或宗教訴求。離散在多元文化城市裡的移民，就以這種方式將新家園的政治人物捲入了母國內部的政治衝突中。全球化產生了讓一切政治成為全球政治的效果，尤以少數族裔和少數宗教的政治為甚。

　　移民將認同的政治鬥爭全球化，同時也轉變了宗教。在他們的母國，宗教信仰通常是在地的。而在傑克遜高地，宗教信仰則是全球性的。在一座由倉庫改裝而成的清真寺進行的週五（主麻日）禮拜中，最引人注目的關鍵事實是多元之中還有多元，一同祈禱的穆斯林來自各種不同的族裔和種族群體。穆斯林信士社群的異質性在此一覽無遺：非洲人、亞洲人、阿拉伯人、還有美國白人和黑人。帶領數百位男性祈禱的伊瑪目（女性在另一間房間禮拜）是來自波士尼亞的歐洲穆斯林。他的佈道雄辯滔滔，並運用了他稱之為聖戰（jihad）的鬥爭隱喻，儘管他的鬥爭在此是指移民經驗本身的抗爭，以及對抗試探、阻撓、孤寂和悲傷的鬥爭。男人們靜靜聽著，有些人拜伏在地，其他人則跪拜，前額碰在地毯上，他們和信仰相同但語言不同的男人們並肩。

（摘自第一章　紐約，傑克遜高地：多元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