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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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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書成癡的真心告白(KA01109)
The Bookseller's Tale

類別: 社會學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作者:馬丁.萊瑟姆
       Martin Latham
譯者:胡洲賢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03月11日
定價:580 元
售價:4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64頁
ISBN:978957139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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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在亞奎丹的艾莉諾位於普瓦捷(Poitiers)附近豐特夫羅修道院(Fontevraud Abbey)內的墓棺蓋上,有本八百年來未曾移動分毫的書。深深長眠的她捧著一本打開的聖經,與此同時,那波瀾壯闊的一生已然都在身後。就像跟人聊過天或喝完茶後的我們一樣,她上床休息,成為與書獨處的人,沉迷在一個私人世界裡。人類與書的愛戀情事,對於(若有)另外一個星系的訪客而言,不啻為我們最奇特的故事之一。

書的歷史探索了我們與實體書的關係,展現它如何加深我們的自我意識。印刷的紙本書有助於開展寬如地球、四季恆春的意識。和一本書蜷縮在一起,我們繼續尋找著新的自我。

其實這種私人閱讀,直到印刷術時代後才開始普及。在大多數的語言中,「閱讀」這個詞的原意是「朗讀」。手下們看著亞歷山大大帝默默閱讀,總看得一頭霧水,直到進入印刷術時代,閱讀才不再是種私密行為,而成為普遍的現象。隨著這新隱私而來的,是情感的投入、感動的加深。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學先驅哈莉特.馬丁瑙覺得她經常成為她正在閱讀之書的作者,而諸如《克拉麗莎》的小說總會驟然引起驚人的啜泣和欣喜。古騰堡後時代,我們的想像力開始注入了故事,高聳立在一片新領域之上。

私人閱讀給了人類新的內在維度。我們或在大圖書館的書架上,或在書店的角落裡感受到這些地方給了我們一種處於無限內在空間邊緣的深入感。所謂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古代圖書館,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曾真實存在過,但正如古典學者伊迪絲.霍爾所說,曾有這麼一個圖書館的想法,對於人類的集體心理而言,幾乎就和確實有過這麼一間圖書館一樣重要。我們本能地知道自身既潛力無窮,又難以捉摸,所以我們熱愛沉迷在書店和圖書館裡,並因緣際會地意外發現那些解開了我們各種隱蔽自我的書籍。

我們與真實書本間的熱情關係(而不是文學理論家的「議題」)已經以許多微證的實質方式搬演。維吉尼亞.吳爾芙就觀察到那幾乎像是種性愛的交互作用。三十年的賣書生涯亦已然讓我看清這點:顧客撫摸著書的封面,偷窺書衣下的東西,閉上眼睛嗅聞書頁凹處——有時這些還會伴隨著靜靜的愉悅輕吟——購買後緊緊擁抱,甚至對書親一吻。

用書人無法解釋為什麼他們喜歡拿著書,而且,在聽到他們——多年來好幾百次——長篇大論地訴說自己無法予以解釋後,我開始認為他們根本就是不想分析一種如此內在的情感。



書的紙張來自樹木,就等同於前往森林的中途,是神話的偉大來源。反觀科技設備不僅是用比較冰冷的變性材料製作,且製程十分艱巨。一九一三年卡夫卡以驚人的先見之明,在一封寫給當時在賣聽寫機,後來成為他女友的菲麗絲(Felice)的信中描述了未來。他討厭這樣的機器,並表示他可能一邊聽寫,一邊從辦公室窗戶往外望,然後聽到祕書因無所事事而偷偷使用指甲銼的聲響。他告訴菲麗絲:「面對這樣的機器」會成為「降級的工廠工人」。今天,我們所有的人有時都會有種感覺,覺得自己就像是在為身邊機器服務的一般工作人員;我們感受不到和書合為一體。卡夫卡預測這樣的機器最終會與我們交談,建議去哪幾家餐廳,甚至糾正發音。這樣的科技在我十年前開始寫這本書時,幾乎可謂荒謬,但現在卻已經再普遍不過。可憐的老菲麗絲並沒有回覆法蘭茲這封看似瘋狂的信件。

數位設備的「冷硬技術」固然能夠提供「交流」,但那是一種依據格式化規則的交流,從對某物的「喜愛之情」變為「網誌書寫」,跟以往在書本書寫,直接跟書本交流的「暖柔技術」大相逕庭。蒙田針對盧克萊修信筆而就的旁註,代表他一整串思維,正如布萊克在他擁有的約書亞.雷諾茲《皇家美術學院十五講》(Discourses)一書中的熱切隨筆一樣,柯勒律治在他收集的整套藏書中,也都寫滿了旁註。然而在食古不化的圖書館管理人員手裡,邊緣旁註被徹底邊緣化,其中又以維多利亞時代在重新裝訂的過程中被擅自切除或塞入書箱為最,甚至——正如米爾頓的旁註所遭到的待遇——被漂白處理。這種功利主義的清理傳承,造就今日我們對於書本中的塗鴉依舊抱持著過度排斥的態度。近年一位鑽研旁註的史學家就不禁嗟嘆,除非我們放輕鬆點,否則我們將不再擁有對書本這種清新可人、未經雕琢的回饋紀錄。

大約在一六○○到一八七○年間,出於對癡迷書本的不遜態度,用書人會直接擷取喜愛的詞句,蒐集在自己的日誌中,並把自己的想法穿插進去。這種蔚為時尚的狂熱作品因為圖書管理員的態度,大部分都沒有紀錄在案,諸如M.R.詹姆斯便將這類日記作品形容為「一種殘渣或沉積物」。除卻圖書管理員單憑個人經驗法則選擇的作法之外,更令人氣惱的,是這類作品都未經分類整理——它們究竟是書本,還是手稿?這類作品就這樣被扔在雜類中,直到一九八○年代才重見天日。

口味較重的短篇文集,亦即英國著名的廉價書,是書籍史中遺落的另一部分環節。這些敘述犯罪、神話、超自然行為、羅曼史、哲學和宗教的書本,在全世界有著高達數百萬的印刷量,卻毫無紀錄,始終遭受圖書管理人員的鄙視和冷落,直到近日才受到學界的注目。這個現象委實怪異,因為有太多的文學巨擘都是從這些暢銷一時的故事當中汲取養分的。皮普斯收藏這類書籍,布萊克以這種方式寫出了偉大的詩篇,狄更斯從小便受到這類書籍的薰陶,史蒂文森在喜愛之餘,自己也寫了一本《道德徽章》(Moral Emblems),而莎士比亞對廉價書中經常出現的那些四處為家、招搖撞騙的丑角人物,諸如奧托呂科斯之流的喜愛之情,更是眾所皆知。但是這種書籍通常沒有封面,雖流行於街頭,卻大半逐漸佚失。

關於這群大部分由男性為核心組成的圖書管理員對我們文化進行編輯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德希達就曾深表感慨,甚至還新創了「父系檔案」(patriachive)一詞。這些圖書管理員對於作者在書籍考古學上所代表的意義,流浪書卷的飄泊歷程,乃至埋藏在墨水和紙張、浮水印、書邊繪圖間的祕密,以及押花和手寫獻詞背後的故事毫不在乎。愛書人惺惺相惜,獨裁者則只是希望獲得群眾的擁戴。東德領袖何內克主導過許多迫害行為,但是晚年時卻哀嘆:「他們難道看不出來我有多愛它們嗎?」這種妒恨心態是許多書籍遭到獨裁者焚毀的理由。而那些僥倖生存下來的地下書籍代表著一段段尚未完全揭露的歷史,包括克林姆林宮(Kremlin)辦公室內索忍尼辛作品的祕密影本,以及藏在東柏林某個角落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

這是我們和書本間未加審查的戀愛故事,這種愛戀孕育出一種更為隱密和深思的自我。即便在數位時代,我們和實體書本的愛戀關係依舊興盛——或許還因而格外欣欣向榮。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學習閱讀的。我只記得自己最早期的閱讀和它對我的影響。從那時候開始,我便和自我意識開始約會。(盧梭《懺悔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