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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從史學看傳統
．余英時
本書所輯近幾年來已發表的文字都是討論史學與傳統的問題的。全書的基本取徑則是從史學的觀點來分析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主要方面。因此定名為「史學與傳統」。為了進一步說明本書的旨趣，我願意借此機會交代一下我自己對於「傳統」這一概念的理解，特別是這一概念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應用問題。
首先必須指出，我強調史學的觀點乃是區別於哲學的觀點和一般社會科學的觀點而言的。從哲學的特別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討論文化傳統一直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十分流行的風氣；這種風氣到今天仍然沒有衰歇。其中最有系統、最具影響、並且出版得相當早的一部著作當推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哲學觀點的長處在於能通過少數中心觀念以把握文化傳統的特性。因此在這種觀點之下所建立起來的理論也比較使讀者易於循持。例如梁先生曾指出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則是「意欲反身向後要求」。
無論接受與否，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說法都是梁先生從深思熟慮中得來的。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所以曾在學術文化界激起廣泛而熱烈的響應則顯然要歸功於其中論斷之簡易與直截。哲學觀點的弊病正隱伏在這裏。儘管哲學家或思想家在立說之際曾經努力尋找種種根據，但在理論既成之後，一般讀者往往卻祇記得幾句簡易直截的抽象話頭，而不再注意其中所包含的複雜而具體的事實了。這就不免將流入朱熹所指責的「虛設議論」的一途，即用「思無邪」三個字來概括全部詩經，更不理會三百篇究竟說了些什麼。此其一。從哲學的觀點說，論斷某一文化傳統（如中國）最重要的是所持的中心觀念。唐君毅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的「自序」中甚至強調「中心觀念」若有毫釐之差則不免全盤皆誤。唐先生的說法當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
這不但可以作證於唐先生自己的著作，而且也可以說明前面所提到的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理論。梁先生所持的中心觀念便是「意欲」所表現的方向以及「理智」與「直覺」之間的運作關係。但是這裏立刻發生了一個無可避免的困難，即每一位哲學家或思想家所持以衡論文化傳統的一組中心觀念都是個別的、特殊的。我們究竟何所取捨呢？取捨的標準又是什麼呢？依照目前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劃分標準說，梁先生和唐先生都應該屬於廣義的所謂「新儒家」一派，但是他們兩位之間的差異已極為顯著。這裏我們不難看到哲學觀點本身所蘊藏的內在限制。此其二。
其次讓我們簡略地檢討一下社會科學的觀點。與哲學家之基本上憑直覺與先驗觀念以總攝文化精神不同，社會科學家在方法論方面是經驗的（empirical），在範圍方面則包羅萬象，不偏於思想的層次。例如人類學家克羅伯（A. L. Kroeber）關於文化成長型態的名著（Configurations of Cyktyre Growth，1944年出版）和社會學家索羅鏗（P. A. Sorokin）綜論社會文化動力的巨製（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共四冊，1937至1941出版）都是專門以歷史傳統為對象的。這在社會科學界厚今薄古的一般風氣下可以說是非常突出的成就。如果以論據之堅實與分析之客觀而言，這一類的著作確與史學的性質相近。但是社會科學的中心任務畢竟是在於尋求一般性的通則，而不在闡釋個別文化傳統的特性。
因此上述克羅伯與索羅鏗兩家都企圖在世界上不同文化傳統之間找出若干共同的類型和發展規律。（從這個角度說，湯因比A. J. Toynbee的「歷史之研究」在方法論上也應當劃入社會學的範圍。）這一類的作品誠然大有助於我們對文化傳統的一般性的認識。但是如果我們的研究對象是某一特定的傳統（如中國），那麼我們卻不能僅以「類型」和「規律」為滿足。從史學的觀點說，過份強調「型態」、「規律」最後必然流入祇有形式而無內容，祇有抽象而無具體，祇有一般而無特殊的情況。用中國固有的名詞說，也就是有「理」而無「事」；這在史學上即成絕大的荒謬。
我在前面曾指出，社會科學界一般具有「厚今薄古」的傾向，儘管其中少數特出者曾對文化傳統的研究有過重要的貢獻。這種傾向特別表現在社會家不重視「傳統」（Tradition）一文（現收入他的 "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 一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5年）。在撰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席氏發現在現代社會科學的大量文獻中，幾乎找不到有關「傳統」這一觀念的專著。討論各種所謂「傳統社會」的著作雖多，但竟沒有人對「傳統性」（traditonality）的特質加以分析。1972年政治學家佛烈德（Carl J. Friedrich）為「政治學主要概念」叢書（Leonard Schapiro 主編，Praeger書店出版）撰寫「傳統與權威」（Tradition and Authority）一書，也發生同樣的感慨。他最覺得奇怪的是新編的「國際社會科學大辭典」（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中居然沒有列入「傳統」一條。（按：舊版「社會科學大辭典」中倒有這一條，是由Max Radin執筆。）
佛烈德推測「傳統」之所以失寵主要是由於這個名詞在 20 世紀已被賦予貶義，使人感到它是和「社會」、「進步」、「現代」等價值觀念背道而馳的。（見佛氏原書頁三三）佛氏的說法雖有道中其中一部份癥結，但尚未十分到家。席爾思則提出了一個更深刻的觀察。他認為基本關鍵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眼前的現實，因此其概念結構大體上是沒有時間性的（atemporal）。社會科學家雖偶然也不免要涉及歷史，然而歷史在他的分析架構中畢竟祇處於一種「殘餘範疇」（"risidual category"）的邊緣位置。（見 " Center and Periphery " 頁184）這是從社會科學觀點研究文化傳統所不易不避免的另一種偏頗。就這一點說，它和哲學觀是異途而同歸的：如果說社會科學觀點「沒有時間性」（atemporal），那麼哲學觀點則可以說是「超時間性」的（supratemporal）。史學觀點之重要便在這裡充份地顯露了出來：它特別注重時間性，恰可以補上述兩種觀點之不足。
從史學觀點來檢討傳統，則古今中外一切傳統沒有不變的。文化傳統的整體包羅萬象，其變化固不待論。事實上文化中任何一個組成部份的傳統也都是日新月異的。誠如席爾思所指出的，即使是專門為了衛護某種傳統信仰與經典而建立起來的團體或制度，如基督教的各種宗派及神學院，也無不在逐漸改變之中。尤其有趣的是，宗教傳統的改變並不完全由於異端的衝擊，而往往來自正統派的衛道。
每一個時代宗教教派中的正統人物都致力於宣揚教義的工作，宗教傳統的變遷便正是在這種一再闡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發生的。（見席氏前引書頁二一三—五）如果以中國儒家傳統為例，則情形更為明顯。儒家雖不是西方式的宗教，但儒家經典自漢以來即具有「神聖的」（Sacred）性格，因此每一時代的儒者都兢兢業業地加以保存、註釋、和有系統的整理，從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明、以至清代無不如此。然而我們通察全部經學史便可看出儒學的面貌在每一階段都有顯著的變化。換句話說，中國並沒有一個兩千年不變的儒學傳統，討論某一傳統如不照顧到它的變遷終究是不夠全面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指出，傳統雖永遠在改變之中，但其間終有不變者在，否則將無傳統可言了。用中國的術語說，便是「萬變不離其宗」。杜牧在「序孫子注」中說：「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如。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見「樊川文集」卷十，四部叢刊本）這是一個極生動的譬喻，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發凡」中曾引之以論理學家的講學宗旨。我們也不妨借來說明傳統與變化之間的關係。在歷史上，誠然不乏個別傳統（如某種音樂、藝術或思想流派）因變化過大以致面目全非之例。這就是丸已出盤、變已離宗了。甚至整個文化傳統也有這種情況。照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說法，西方文化在希臘、羅馬時代是「古典式」 （classical）、或「阿波羅式」（Apollinian）的，其精神為當下自足；到了近代，這種古典精神已經死亡，四方文化是所謂「浮士德式」（Faustian）的，其精神為無限的追求。
史氏曾從建築、數學、繪畫、宗教、政治各方面來證明他的論點。無論我們是否接受他的理論，這至少說明從一個西方人的觀點看，古典傳統已變到了「丸已出盤」的地步。（按：史氏的浮士德觀念取自歌德，阿波羅觀念則取自尼采，這兩種關於文化精神的概括在西方知識界一直在廣泛地流行著，所以不能認為是史氏一人之嚮壁虛構。史氏「西方之沒落」德文原著兩冊出版於1918與1922年，正與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約略同時。梁氏所謂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正與史氏的浮士德型之說相合。但梁氏認為西方文化自希臘以來都是如此，至少從史氏的立場看，這是缺乏史學觀點的籠統之談。）
本書基本上是從史學觀點出發，所以在討論中國文化傳統時總是儘量想兼顧到變化的一面。依照我個人的理解，中國傳統不但自始即表現一種獨特的形態而且其所經歷的變化也別具一格。我以前曾指出，在西方歷史的對照之下，中國史似乎比較缺乏里程碑式的發展。許多人以西方為模式，因此覺得中國兩千年來在各方面都沒有變化，至少沒有突破性的變化。其實這是一種錯覺。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以西方歷史而言，其間誠多驚天動地的劃時代的大變動，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之類，不勝枚舉。但是通過後世史家不斷地深入研究，這些表面上轟轟烈烈的大變動不但都是其來有漸，而且也並不曾在短時間內全面地改變西方文化和社會的性質。
另一方面，中國史雖然在表面上似乎比較平靜，但以長遠的眼光來觀察，仍然有著非常深刻的變化。大體言之，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各時期在社會、文化、制度等方面，也都自成段落，決非簡單的朝代循環。不可否認地，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這兩三千年間，中國文化變遷的幅度和速度都遠比不上西方。不過這是因為西方在最近兩三百年中變動得特別劇烈的緣故。如果以1700年為分水線，則中西兩方變遷的步伐在此之前實未見有顯著的緩速之別。浮士德精神在西方取得主導地位是1700以後的事。
李鴻章曾慨嘆他所經歷的是一個「三千年來未有的變局」，這說明 19 世紀中葉以後，西方浮士德精神的入侵已根本上動搖了中國傳統。以往數千年間的變遷都如「丸之走盤」，雖橫斜圓直，無所不有，而實未嘗出於盤外。已故宋史專家柯萊基（Edward A. Kracke, Jr.）教授討論宋代社會曾提出「在傳統中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斷案，也正是「丸不出盤」之意。這個說法後來一度在美國漢學界頗為流行。這當然祇是關於中國傳統的一個形式論斷，並未涉及其內容，不過較之以往所謂中國傳統停滯了兩千年那種籠統之談則不可不謂是一種進步。但是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變革則已非復傳統所能範圍；在很多方面我們都看到丸已出盤，或至少在盤的邊緣上旋轉的境地。這便是我們現在所常常談的傳統與現代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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