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藏的日本史：從上古生活到政治革新(VLK0058)

類別： 文化
叢書系列：HISTORY
作者：徐靜波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1年01月15日
定價：400 元
售價：31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789571384924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第2講  是誰創造了日本語？

我在大學裡學習日語時，有兩個問題讓我比較困惑。第一是日語裡有很多漢字詞語，覺得都不像外國語，沒學過日語，多少也能猜出一些意思，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第二是看上去像中文，可是語法結構、語言的順序尤其是動賓結構卻與中文幾乎一點也不著邊，有些是正相反，尤其是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的詞尾都會有變化，五段動詞更是麻煩。從這一點上來說，又是完全的外國語了。

日語確實是一種讓人覺得有些奇怪的語言。戰爭時期，大部分日本人的頭腦都有些狂熱。有個東京大學教授平泉澄在講壇上公然說：「據說沒有一種語言與日語同屬一個系統，這是當然的。因為日本是一個神的國家，日語自然就是神的語言的後裔了。」現在看來，當然也是胡扯淡的話。那麼，日語到底是怎麼來的呢？其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就好像說到底誰創造了漢語，或者說，漢語到底是怎麼形成的一樣。不過依然想圍繞這個話題探討一下，對於了解日本文明的本源是很有裨益的。

這裡所說的日本語是指日本語言，而非日本語文。

人類在長期的群居生活狀態中，隨著身體功能的發展和彼此交流的需要，逐漸產生了語言。日本列島上的原始居民是從東亞大陸的北方和南方兩個區域移居過來的，就決定了列島上最初的語言應該是不統一的。關於日本語言的來源，很多學者從自然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語言學等多種角度進行了長期探討，至今仍無足以令人信服的定說。這一方面是由於語言本身也是隨著民族的遷徙、融合以及時代的變化發生劇烈的變化，今天的人們很難捕捉數千年以前的語言實態，另一方面是由於語言既有性，又無形，列島上用文字來記錄語言已經是八世紀前後的事了，近來雖然考古學上成果迭出，但直接有助於說明語言來源的資料畢竟不多，因此時至今日，日本語的來源仍有些撲朔迷離。

二十世紀前半期，學術界關於日本語的來源或者說是日本語的體系，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日本語基本上來源於阿勒泰語系。阿勒泰語系主要指蒙古語、土耳其語和通古斯語族等亞洲北部或西北部的民族所使用的語言。就日語的語法構造、語序而言，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相同點。但是探求語言之間的關聯，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僅僅關注於語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從基本語彙中舉出數百個相同或相似的基礎詞語，在這一點上，語言學家們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另一種說法主張日語與朝鮮語是同一源流。這一主張的代表性人物是出身於東京大學的金澤莊三郎，他不僅揭示了兩者之間在語法構造上的相似處，還舉出了一百五十個詞語。但是這些詞語大部分與文化有關，而且大多是日後從朝鮮半島傳到日本的，難以從最初的本源找到雙方的一致性，而關於兩者在基礎動詞方面，幾乎無法做出具有說服力的舉證。金澤的說法在日本將朝鮮半島強占為殖民地的時代，曾受到日本當局的推波助瀾，但在戰後不久就銷聲匿跡了。

戰後的學者們拓寬了視野，開始注意到語言與整個文化的關聯性，大致顯示出兩種努力的方向，一是探尋日語與阿勒泰語系以外的其他語言之間在體系上的關聯，另一是假設在阿勒泰語以前存在著另一種基層語言，而這種語言一直影響到日後的日語。

在第一種努力方面取得顯著成果的是京都大學的西田龍雄，其主要研究領域是藏緬語系的語言。他研究了日語和藏緬語的古語形態，發現兩種語言不僅在語法構造上具有相同性，而且在動詞的活用形方面、在動詞的否定形、禁止形和形容詞、人稱代詞等方面都有相當的對應性，在基礎詞彙和重音上也具有對應性關係。他得出的結論是，古代日語受到數種語言的不同影響，「而日語的核心部分則與藏緬語系的語言來源於同一個祖形。」不過，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從前述的日本人由來中，似乎也難以得到有力的佐證，因為早期的日本原住民來自藏緬一帶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種努力是試圖假設在阿勒泰語傳入日本之前就已有一種別的基層語言存在，日後的日語是最初的基層語言與此後傳入的阿勒泰語以及其他多種語言混合而成。經過多位學者的努力，最近得出的結論是，日語是以南太平洋群島的語系和阿勒泰、通古斯語系為基本構成要素的混合語。這一說法，從早期日本人的由來中，可以獲得較大的支援。

綜合各家的學說，我做個簡單的總結。大致可以認為，早期從南方移居日本列島的原始居民帶來了最初始的語言，從東北亞過來的移民則帶來了阿勒泰語系的語言，此後在繩紋時代前期以後，即西元前三千年前後，以西日本為中心，陸續從中國大陸的長江流域或以南的區域傳來了前農耕階段的照葉樹林文化。到了繩紋時代後期和晚期時，照葉樹林的文化逐漸在西部日本地區傳開，來自東亞大陸的語言也自西向東傳播開來，同屬照葉樹林文化帶的雲南一帶過來的移民也許會帶來部分藏緬語系的因素。西元前三世紀前後，主要經朝鮮半島過來的東北亞移民帶來了農耕文明的同時，通古斯語言隨之陸續傳到日本列島，而來自中國江南一帶的移民則會帶來吳越地區的語言，這些語言因素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尤其是隨著日後農耕文明的傳播，彼此間互相交融、碰撞、匯合，最終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語。

語言不僅是人們彼此交流的工具，從它的語言構造、語法語序、語彙、語音各個方面，無不顯示出使用該語言的民族的思維特點和表述方式。因此了解日本語的來源，也是把握日本文明的重要方面之一。

第30講 江戶、京都、大阪如何繁榮起來？

具有眾多市民居住、街市商業繁盛的城市，在日本其實出現得相當晚。正如中國文明進程領先日本許多世紀一樣，城市商業的起步也較早，且不說漢魏時期，至少在唐代各類市場已經相當發達，糧市、魚市、菜市在京城長安和地方上稍有規模的城市大抵已形成一定的格局，街市中或通衢大道上，食店酒肆並不鮮見。到了北宋時，以京城汴州（開封）為中心，城市經濟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並形成了相應的市民階級。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是對這一情形的最好寫照。都城南遷到杭州以後，軍事上雖然不強盛，經濟卻相當發達，城市商業更是呈現出空前的繁榮，人口也達到一億一千萬，其中城市人口應該達到了相當比例，已孕育出近代以前的市民階層。

而日本的商業（尤其是城市商業）的興盛，真的是非常晚近的事。自七世紀末的藤原京到八世紀的平城京（奈良）和以後的平安京（京都），日本是有過像樣的都城，但這些城市基本上沒有脫離唐代都城長安的範式，都是棋盤式格局，大致獨立隔絕的街坊形式是其基本特點，甚至比長安更倒退。奈良和京都雖然設有東市和西市，但規模很小，行市的時間很短，交易內容相對貧乏，而且那時尚未形成充分的貨幣經濟，從城市商業的基本特徵來看，奈良和京都很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功能完全以宮廷為中心，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多是王公貴族、政府官吏和和各類僕役，幾乎沒有真正的城市居民，也就無所謂市民階級。

這一情形在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在江戶時代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其背景性原因，第一是政局相對穩定，社會較安定，未發生大規模戰爭，直到近代的大幕開啟之前，可說既無大內亂也無明顯的外患，可說是日本歷史上最為安定的時期。第二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東移。

十七世紀之前，日本的中心地區一直在西部，彌生時代的中心在九州北部，大和政權時轉移到了奈良一帶，以後京都周圍始終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歷史上雖曾有鐮倉時代，佛教上也曾出現過鐮倉五山，但一直未能形成大氣勢，鐮倉政權的掌門人屢屢更換，不久政治文化中心又移往京都一帶，因此，總體來說，整個列島的中心一直在西部日本。江戶幕府剛建立時，這一情形依然繼續了幾十年，後來在德川家族的經營下，江戶從偏遠的小邑，雖然經歷了多次毀滅性火災，但十八世紀末已發展到人口一百多萬的大城市，產生了比大阪更為繁盛的市民文化（日文稱為庶民文化或町人文化）。與此同時，京都一帶雖仍保持著相當的文化魅力（日文稱為上方文化），但十七世紀以後的日本文化絢爛成熟的呈現，其中心舞臺畢竟東移到了以江戶為中心的東部日本，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相對於傳統具有貴族色彩或武士精神的前代文化，江戶文化更具有庶民的內涵。

一六○三年，德川家康將幕府正式設置在江戶時，它還只是個在歷史上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城下町」（以日本式城樓為中心形成的城鎮），此後因幕府當局實行了「參勤交代」制度，開始了「天下普請」的大建設，幕府要求各地大名派出人力參與江戶的擴建，削平山頭，填埋窪地，架橋造屋，大興土木，到了一六三三年時，新城市已輪廓初現，漸成規模，寬永時期（一六二四～一六四四年）町人（市民，不包括武士階層）人口達到了十五萬。江戶歷史上曾屢遭大火的毀壞，其中以一六五七年的明曆大火最為嚴重，幾乎燒毀了大半個江戶城。此後又制定了新的城市建設規劃，著手新的建設，規模愈加壯大，據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人口調查，町人人口超過了五十萬，一般認為武士的人口也有同樣的數量，那麼到了十八世紀前期時，江戶已是個擁有一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了。而龐大的人口中，町人階層無疑是最具活力（經濟和文化上）的階層。町人一般指居住在城市中的工商業者（其中不乏腰纏萬貫的豪商），同時包含從事城市建設的工匠和各種城市經濟活動的手工業者，或許可稱為近代以前的市民階級。

為了便於各地大名的參勤交代，以江戶的日本橋為中心，修建了通往各地的五條大道，分別稱為東海道、中山道、甲州道、日光道和奧州道，日語稱為「五街道」。日本橋就成了江戶的商業中心。在居住人口眾多的大城市內，必然會形成生活日用品（尤其是生鮮食品）的市場體系。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青物（蔬果）市場」和魚市場。據一八六五年的統計，從事蔬果批發生意的總共有二百九十一家，其中純粹做蔬菜生意的有二百零三家，純粹做水果生意的有八十一家，兩者兼有的九十三家。就蔬果市場而言，江戶城內形成了神田、駒入和千住三大市場，其中以神田市場為最大。這一市場形成於江戶初創期，一直存續了三百多年。到江戶末期時，這一帶的蔬果批發店多達近一百家，集中了全城三分之一左右。除了這三大市場外，江戶城內至少還有十六個蔬果市場。與蔬果市場幾乎具有同等規模的是魚市場。日本版清明上河圖《熙代勝覽》（註）中有相當篇幅描繪了位於日本橋的魚市場，人來人往，極為興盛，其擁擠密集程度甚至超過了《清明上河圖》的景象。魚市場與蔬果市場稍有不同，大致包含了漁船的上岸市場、批發市場、仲介市場三個環節，因此都建在河岸碼頭，江戶城裡共有日本橋、新肴場等四大市場，日本橋市場形成於十七世紀初期，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其他在十七世紀中期前後陸續形成。

由於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的政局穩定和社會安寧，再加上幾乎與外界隔絕的孤島狀態，已在近兩千年歷史積澱中逐漸形成具有列島特色的日本文化，在江戶時代便漸漸蘊積、醞釀、催發、生長出諸多成熟的形態和樣式，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以至於現今人們所熟識的日本傳統文化，大部分竟是江戶時代才正式定型、正式登場、正式展現出身姿。比如戲劇中的歌舞伎和人形淨琉璃，詩歌中的俳句，繪畫中的浮世繪，通俗小說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草雙紙、灑落本、讀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可說都是以江戶為中心的都市文化代表形式。

飽暖思淫欲，商人和工匠的大量誕生，催發了青樓業的興盛，在日本橋附近的吉原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紅燈區，日語稱為「游郭」，後來雖因火災而遷移地點，但盛況卻長久不衰，居江戶時代三大游郭區之首。

京都原本只是個王城，雖然有不小的規模，但城市氣息一直不太濃厚，王公貴族和服侍的僕人以及宮廷官吏是居民的主體，後來參勤交代啟動了這座城市的商業繁榮，五街道中最主要的一條東海道，起訖點就是京都到江戶，京都成了眾多大名出發或中轉的樞紐，人口的流動來往給京都注入了活力，加上原本的底蘊，於是織染業、陶瓷業、釀酒業、餐飲業、旅館業以及青樓業逐漸興盛起來，十八世紀時，人口達到了四十萬左右。

大阪位於近畿地區，與王城的關係密切，六四五年，大和朝廷曾在此建造難波宮，但不久就遭到冷落。十五世紀時，其南部的?做為與海外進行貿易的視窗，曾經相當興盛，在戰國時期又衰落下來，直到一五八三年豐臣秀吉建造了大阪城，再次在日本歷史上崛起，依靠便利的港口和海運，在江戶時期發展成了一座大城市，關西一帶的各種貨物（尤其是食品，包括醬油、稻米、果物、蔬菜）多在大阪集散，被稱為「天下的廚房」，由此孕育了一大批商人。到了十九世紀初，大阪匯聚了將近五十萬人口，成了江戶時代三大都市之一。這三大都市的興起，與江戶時代長期穩定太平的社會、大規模的人員流動和海陸交通的相對完備、以及由此帶來的商業興盛是密切相關的。

（註）作者不詳，畫作年代約在一八○五年，描繪的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江戶場景，畫卷長達十二公尺，現藏於德國柏林國立東洋美術館，一九八○年代才公之於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