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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藝術‧攝影‧影視>繪畫、書法
叢書系列:生活文化
作者:安德魯.布勞納
       Andrew Blauner
譯者:鄭勝得&郭宣含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10月16日
定價:460 元
售價:36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789571383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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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哪
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


自1950年首度登場以來,舒茲的偉大作品《花生》便受到極大關注與迴響──這令人有些驚訝,畢竟該漫畫在當時還有很大進步空間──若我再加入稱讚行列,那就和查理布朗再踢一次橄欖球一樣多餘。

但大家鮮少提及卻值得留意的一點在於: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的作品最能體現該漫畫精神,也就是令人感到驚奇又「滿足」的淒慘與尖酸有趣。這是該漫畫魅力所在,也是從萬聖夜到聖誕節的電視特輯取材的來源。《花生》先是黑色幽默,之後才變成優質幽默。

它的囚徒困境更接近於契訶夫作品,更勝於漫畫《汽油巷》(Gasoline Alley)。裡頭的角色無助地交流,更像是貝克特風格,勝於漫畫《懶兵披頭》(Beetle Bailey)。《花生》裡的所有小孩都懷抱不切實際的野心。它是一齣天賦與欲望悖離現實的黑色喜劇,就像生活本身,無怪乎漫畫裡常見的驚嘆句是:「我的天哪!」這一聲純粹惱怒的吶喊並非舒茲獨創,但從他筆下角色嘴裡喊出卻有雙重功能。這些角色哀嘆損失,畢竟這是確實發生過的事,另一方面,漫畫以此方式呈現他們低落的心情,效果出奇得好。

這種黑暗或許起始於漫畫的中心設定:這是一個由孩童組成的世界,父母不會出現於畫面中,鮮少聽到他們的聲音,也不曾看過身影。這樣的景象既不撫慰人心也不「可愛」。

這群小孩並不住在天真的世界,反而是大家都熟悉的大人社會,所有雄心抱負與痴心妄想都無法實現,他們也沒能力像大人一樣採取最低限度行動,讓自己的抱負與外在情況妥協。這些小孩無法打造自己的世界或布置自己的房屋,更不能選擇自己要住哪個城鎮。他們永遠住在一個奇怪的、空曠的郊區(有人回憶,甚至比舒茲長大的郊區還空曠)。
只有史努比有能力建造房屋,而這僅是他嘗試扮演的眾多角色之一。只要願意,他也能化身成為一戰時期的王牌飛行員或小說家。其他人則時時刻刻遭到他們居住世界的奴役,如同醫院裡的精神病患。這個世界由沙地、淺草坪、附帶天線的電視組成,偶爾雜草叢生。

這個獨特灰暗的世界,沒有絲毫誇飾成分──如西格(E. C. Segar)的《大力水手》(Popeye),也缺乏對於中產階級細節的關注與描繪──如《家庭馬戲團》(The Family Circus),顯現出來的諷刺意味更比不上《紐約客》最厲害的漫畫家。在這個世界裡,所有人物與他們被要求扮演的角色完全不搭,或是永遠無法表達內心真正感受。唯有在《花生》裡,提供心理諮商的人反倒是所有角色中最神經質的一個。

露西是漫畫史上最不適合提供心理諮商建議的人,她暴躁易怒、心胸狹窄、毫無幽默感,可說是世界上最沒有同理心、最不懂得觀察的人。若你尋找諮商建議,絕對不會想到她,但她卻自大到任意開藥方並索討費用(窮到快破產的史努比也欠她20美分)。

這個黑色幽默反映現實。心理鏡像理論可套用於此,正如人生一樣:我們追求我們渴望變成的事物,勝於變成我們擅長的事物。在我們之中,選擇擔任精神科醫生或諮商心理師的人,通常不是受盡挫折或困難的人,他們選擇這個職業,純粹是因為它很有趣陌生,又或者看起來迷人而權威。以我接受治療的親身經驗來說,我遇過更多露西勝過奈勒斯,後者性格溫和、博學多聞,理應是大家樂於分享心事的對象。

說到奈勒斯,他是漫畫裡最深思熟慮、最聰明的角色,卻是個有「缺陷」的人。首先,他被姊姊霸凌卻只是默默承受(成了一個老是滿頭冒星星的小男孩)。其次,他拖著安全毯四處走。奈勒斯或許是家中最穩定的一股力量,卻被描繪成安全感不足,以致於大家碰到問題時無法依賴他。此外,他對於南瓜大仙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古怪執著──不像是許多人共同信仰,比較像是他個人相信的奇異邪教──令他無法融入大家的對話,儘管他的意見彌足珍貴。他說話親切、細心周到且充滿善意,總令人感動。

在一幅漫畫裡,他有意在學校規畫一段「分享」時光,他打算「一開始對老師說幾句感謝與稱讚的話,再分享幾個趣聞,接著是相關數據與最後總結」,他問道:「查理.布朗,你覺得這樣如何?」查理.布朗的回應有些嘲弄,但還不到侮辱人的程度:「那今天剩下的時間就沒那麼刺激了。」我們清楚地知道,奈勒斯的善意只會招來眾人訕笑。用舒茲的話形容,那便是「真心換絕情」。

在我最愛的週日全彩漫畫裡,我們可以看到,奈勒斯的困境和契訶夫筆下的知識分子沒有兩樣,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你可能還記得其中一幅漫畫,查理.布朗與露西、奈勒斯在光禿、低矮的山丘上看著白雲(順帶一提,舒茲漫畫經常描繪戰後情況,當時許多大人戰死,因此小孩經常混在一塊是有可能的)。露西問奈勒斯看到什麼,他回答:「那邊的雲有點像是湯姆.艾金斯(Thomas Eakins),他是知名畫家與雕塑家」,而另一朵雲「有點像是聖斯德望(St. Stephen,基督教首位殉道者),我可以看到使徒保羅站在旁邊」。這相當晦澀難懂,因為此場景唯一稍有知名度的保羅畫像,乃是出自於巴洛克畫家阿尼巴列.卡拉契(Annibale Carracci)較不為人熟知的畫作,從頭巾可辨識出保羅,他確實站在一邊並轉身,看起來嚇壞了。(作者後來承認,這句話滿有奈勒斯風格的)。

露西接著問查理.布朗看到什麼,有些嚇到的他說道:「呃,我本來要說一隻鴨子和一匹馬,但我改變主意了。」雖然這幅漫畫笑點在於查理.布朗想像力不足,但更深一點看,好笑之處其實是:博學根本派不上用場。奈勒斯知識淵博,他也出於真心分享資訊。他的性格並不愛現,但他的知識沒有為大家解惑,反而令他更孤單。在這幅漫畫裡,他真的是「如墜五里霧中,茫然不知所措」。

博學無法讓奈勒斯免於每日遭他人訕笑,導致他必須隨身攜帶安全毯才能安心。而擁有豐富知識也無法說服他放棄對於南瓜大仙的執念。奈勒斯是「帕斯卡」型的知識分子(法國作家帕斯卡認為,理性的個人應相信上帝存在),換言之,懂得越多只會加劇內心恐慌,因此他寧願相信非理性信仰,像是安全毯或南瓜大仙。

在整部漫畫中,這些不協調的情況一直存在。謝勒德視貝多芬為偶像,而他唯一忠實的愛慕者是露西。但他卻對她視若無睹,甚至充滿輕蔑,露西的愛戀對他來說只是麻煩。如同奈勒斯的學識,謝勒德對於音樂的執著無助於溝通,反而令他更投入於演奏,與他人更疏遠。他快樂地彈奏鋼琴,當別人和他說話時,他會感到不耐,更別說是要調情。

此外,所有角色都愛錯了人,就像現實中的我們。暴躁的莎莉.布朗喜歡冷靜的奈勒斯,庸俗的露西迷戀美學素養極高的謝勒德,即使是瑪西對後來登場的派伯敏特.佩蒂也算是一種單相思。這樣的呈現令他們極為迷人,他們始終忠於本性。在《花生》裡,沒人會變老,這是事實,但也沒人會長大。

這些得不到回應的愛與無法完成的抱負,令我們無可避免地聯想到漫畫兩大中心人物:查理.布朗與史努比。查理.布朗變成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角色,或許只有在他之前的另一個查理──喜劇演員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可比擬,共通點在於他們都受盡苦難卻自找麻煩。比起卓別林,查理.布朗其實更像是默默接受命運安排的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不只是他的棒球隊打得極差,更在於成員總是為了與棒球無關的事情發生爭吵;不只是他的學業成績不好,更在於他覺得這是自己活該;不只是他暗戀紅髮女孩,更在於大家都知道他根本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所有人都認為這是註定失敗的單相思。

「我感到憂鬱,奈勒斯。」查理.布朗在多幅漫畫裡如此開頭。我們根本沒想到過,這句話在兒童漫畫中出現是多麼罕見、不尋常的事,畢竟此漫畫多數讀者是小孩。

事實上,查理布朗的小名「憂鬱」,是1950年代、1960年代初期的關鍵詞之一,也就是《花生》成形時期,儘管此名稱定義如今有些不同。今日,我們通常將這個詞彙用於形容困擾許多人的急性臨床症狀,也就是美國小說家威廉.史岱隆(Willian Styron)形容的「看得見的黑暗」。

它也是《麥田捕手》主角霍爾頓.考爾菲德(Holden Caulfield)的最愛用語,而查理.布朗在很多地方就像是逃學前六、七年的他。依考爾菲德看法,憂鬱指的並不是臨床上失能,而是「因事態變化引起的悲傷,這些事件顯露抵抗的生命本質」。

考爾菲德感到憂鬱,那是因為他想到:西雅圖觀光客必須起個大早趕到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但一路奔波根本不值得。考爾菲德感到憂鬱,那是因為他看到博物館牆上被塗鴉「去你媽的」字樣,這種生活中的小小汙點令他心情沮喪。

過去的人將這種感受稱為「淡淡的憂傷」(melancholia),這正是困擾查理.布朗的症狀。他是憂傷的,而他的憂傷成了整部漫畫的基調。他必須忍受誇張的行徑,紅髮女孩僅能遠觀甚至無法接近。如同現代漫畫英雄(令人再度想起契訶夫《海鷗》裡的角色特利戈林),困住查理.布朗的不只是他的本性,更是他對自己的認知。他不是逃避責任的人。當露西直接了當要求大家簽署文件「免除自己責任」時,查理.布朗只能心想:「真是不錯的文件哪。」但他自己絕不可能做出類似的事。

因此,在詩意漫畫的寓言邏輯裡,查理.布朗是史努比的擁有者、而非「主人」,這樣的安排相當完美。在舒茲的世界裡,史努比是唯一能貫徹意志與發揮想像力的角色,他能自由做出選擇並追求個人藝術事業,像是寫小說、天馬行空地生活,並收藏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與安德魯.魏斯(Andrew Wyeth)的畫作。

史努比的想像力沒有極限──老一輩的人應該記得,史努比正當紅時,甚至有流行歌曲提到他對於紅男爵(Red Baron,德國王牌飛行員)的執著──令人耳目一新,以致我們遺忘了他的困境。他受困其中。他的內在豐富多彩,但《花生》世界微妙之處在於,他仍然是一隻狗,即使能施展想像力,卻無法開口說話,只有做為讀者的我們可以透過思想泡泡(thought balloon)知道他的想法,而裡面的人無從得知。

這個世界由悲慘遭遇與失敗愛情組成,偶爾因為徒勞無功的想像力而變得有趣起來。這聽起來比較像是貝克特或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筆下的世界而非漫畫。但我這麼說並不是想將外在標準強加於《花生》身上。《花生》厲害之處並不在於它有意無意地模仿其他「高級」手法,而是舒茲如同其他文壇幽默大師一樣(但通俗許多),透過幾乎相同的方式達成黑色幽默的效果。

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引爆二十世紀黑色喜劇危機的──據舒茲的傳記作家所說,也是影響他最深的危機──也就是對於現代基督教信仰的質疑,舒茲努力在看似無神的漫畫世界裡,讓大家相信上帝能帶來希望。舒茲自己的生活似乎就在單純相信上帝(顯現在他的聖誕節故事上頭)與一連串質疑間不斷擺盪,他最後甚至宣稱自己是「世俗人文主義者」,儘管他明顯是個新教徒。舒茲的糾結感受投射至漫畫裡,而我們其實也有相同體悟,這並不是他想達成的文學成就,而是實實在在的熱情展現。他的同代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書中描繪相同情況,也就是信仰與懷疑間的拉扯,在信念與自嘲間游移,就如同美國社會看似繁榮、心靈卻疲乏的狀況。

或許,我們認為《花生》最棒的地方在於,舒茲出於本能、毫不費力地將嚴肅文學與精神危機的主題融入於每日漫畫寓言裡,更重要的是,其中暗藏許多真理!「我不知道該如何做,」查理.布朗有次問露西,他穿著一身奇怪的毛衣、說話方式像是作家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我有時覺得孤單無比、難以忍受……但有時又渴望一個人。」

「嘗試找到平衡吧。」扮成心理醫生的露西如此說,隨即補充:「費用五美分,謝謝。」找到平衡並支付帳單──這句充滿智慧的話,只有舒茲能創作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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