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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打造快樂城市由你我做起 / 李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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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者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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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藝術‧攝影‧影視>建築、雕塑
叢書系列:EARTH
作者:查爾斯.蒙哥馬利
       Charles Montgomery
譯者:鄭煥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6年11月18日
定價:520 元
售價:41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48頁
ISBN:978957136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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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打造快樂城市由你我做起 / 李永展內文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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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現代主義的過去走一圈,與現實脫節的環境會對社交性造成多大的衝擊,便可不證自明。翻找極端現代主義裡最一敗塗地的代表性案例,不容我們錯過的一個極品是日裔美籍的山崎實(Minoru Yamasaki)於一九五○年代建於聖路易、那一組三十三幢的「普魯伊特-伊戈」(Pruitt-Igoe)公寓。這個建案的初衷,是要在汪洋般的「草坪海」中蓋起嶄新而整齊的一落落公寓來取代原本破落的排屋,藉此讓市中心這貧困社區的榮景能夠恢復。山崎的建築示意圖裡有母親與孩子在公共的藝廊裡遊憩,在彷彿公園般的中庭空間嬉戲,但實際蓋好後的社區名聲卻繞著髒亂、破壞、吸毒與有安全之虞打轉而不堪聞問。建築物之間的草坪大歸大,卻沒有人敢踏,因為住在這的人都覺得害怕。

建築師奧斯卡‧紐曼(Oscar Newman)曾在「普魯伊特-伊戈」爛到一個極致的期間去走訪,而他發現社區的格局設計直接塑造了居民的心理健康光景:「各層樓梯間的迴轉空間如果只由兩家人共用,那維護的狀況就相當理想,但由二十戶共用的走廊,乃至於多達一百五十戶共用的大廳、電梯與樓梯,狀況就只能說是慘不忍睹──這些公設完全激不起居民的身分認同,甚至會使人因為控制不了環境而產生無力感。」在這些樓房的公用露台上,在棟與棟之間那陽春至極的廣大空間中,紐曼觀察到一種因為他而變得有名的「社區失能」,叫作「眾人撤守的空間」(indefensible space)。遇到人對公共空間沒有歸屬感,覺得公設的所有權不在自己身上的時候,垃圾就會開始堆積、破壞橫生,而毒販也會開始在此出沒。歲月流轉,二十年過去,「普魯伊特-伊戈」有多達三分之二的單位數遭到棄置。先天不良的「普魯伊特-伊戈」有貧窮與管理不當的問題,這是事實,但後天的格局設計也絕對是共犯:「普魯伊特-伊戈」的崩壞與對街的排屋社區形成強烈的對比。對面的居民有著類似的社經背景,但他們卻成功地在同一個二十年裡守護住自己的家園。一九七二年,聖路易住房管理局(St. Louis Housing Authority)出手炸掉了普魯伊特-伊戈公寓。

當然帶有國宅色彩的補貼公寓(subsidized housing)會讓人住得這麼不開心,不能全怪到設計的頭上。失業、貧窮、流離到異地、單親,甚至於文化衝擊,都是這類社區居民所常見的問題與處境。我必須說「樓仔厝」的名聲會這麼差,這麼多專家說人住在裡頭是找罪受,多少跟社科界特愛研究它們有關。在比較過數百份人口密度的研究之後,大衛‧哈爾彭(David Halpern)表示大部分的報告都著眼於各國最稠密的都會區,甚至是這些區域裡的社會住宅與貧民窟,而這些地區原本就以赤貧跟沒有資源的人口為大宗。換句話說,科學家一開始就找了日子不好過的人來研究,他們不快樂是應該的,快樂才有鬼。

我們慢慢發現密度的效應有其微妙之處。首先,有錢一點的人居住滿意度比窮人高。這主要是除了有錢可以負擔得起管理費、修繕、植栽、裝飾(潢)與托幼之外,出於選擇(而非被迫)住在這裡,也代表他們會對公寓本身有比較高的評價。當建築本身成為人類身分的延伸,家的感受就會跟著提升(建築物在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低可以完全無涉於外在的良窳。即便不經裝修,同一棟建築的地位也可以因為主觀因素而扶搖直上。倫敦中心區的社會住宅曾經遭棄如敝屣,但拿到公開市場上試水溫時卻獲得中產階級買家的追捧,他們在這些物件上看到復刻現代主義的無窮魅力)。

◆ 讓社交性又愛又恨的人口密度

但即便在狀況沒這麼慘烈的高級環境裡,社區的規畫與設計也一樣會影響我們的社交生活。證據顯示那句老話是對的:籬笆不會壞,鄰居就會乖(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因為「籬笆」所代表的阻隔物讓我們能控制人際互動的發生。身為派駐溫哥華的外交人員,勞勃‧麥道威爾(Rob McDowell)看中「耶魯鎮」(Yaletown)裡一棟又有設計感、又潮的「五○一」(The 501)獨立產權公寓建案,砸錢買下了當中的第二十九樓。勞勃單身也沒小孩,所以十四坪的室內空間感覺相當夠用,尤其房內落地窗的大面積環景更是無敵。麥道威爾可以端坐家中,將大海盡收眼底,也可以眺望遠方的島嶼,可以不被其他樓房擋到他欣賞北岸山脈(North Shore Mountains)的坡面林地。每當雲霧匍匐而至,他便覺得自己彷彿「漫步在雲端」。對他來說,買到這個家就像抽到福袋的頭獎──這地方既有親生命性的景觀,又是稱職的身分地位象徵,同時二十九樓也算高樓層,隱私性不用擔心。

「我超爽的。還找了一堆朋友來家裡看風景。」他跟我說,「當時我真的是樂不思蜀。」

但好景不常,幾個月後事情有了變化。

麥道威爾只要離開這間公寓,走廊便跟二十位住戶共用,電梯跟將近三百人共乘。電梯門就像恐怖箱一樣,他永遠不知道門後會出現的是誰,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一定不會是他同層的鄰居。進了電梯,彼此站的距離只能大約三十公分,個人空間的結界被突破不說,尷尬的電梯之旅會延續多久也無從掌握。麥道威爾與這位「鄰居的鄰居」會很努力地不要彼此對到眼,所以LED的樓層顯示就快要被他們的眼光給射穿。就像鮑姆研究裡住長廊宿舍的大學生一樣,麥道威爾愈來愈覺得自己有幽閉恐懼的問題。景觀很美,但他還是沒有人陪。「你反正回家就是搭電梯,進公寓,門關起來以後就只剩下美景跟你,」他說,「我一點都不開心。」

在自然景觀的引入與身分地位的投射上,麥道威爾的溫哥華小豪宅絕對都是高分過關,但作為社交工具它卻得死當重來。這當中的落差會變得如此一目了然,是因為麥道威爾的人生出現了一個轉圜。

市府強迫「五○一」的建商沿麥道威爾家樓下的裙樓興建了一整排的連棟屋(townhouse)。這些成屋真的不大,但它們的大門都正對著位於裙樓三樓屋頂的花園兼排球場。麥道威爾發現連棟屋的住戶都會去這花園打排球,而且還滿頻繁的。理論上麥道威爾跟所有高樓層的住戶也都有資格加入,但他們從來不敢,那感覺就好像因為樓下的人住得近,所以花園排球場就是他們的禁臠。

後來是因為有幾個朋友搬進了連棟屋,麥道威爾也才捨美景而跟著成了樓下的住戶。結果搬家才短短幾星期,他的社交風景就整個改觀。他認識了所有的新鄰居,至於周末辦在公設花園的雞尾酒與排球派對,麥道威爾也都沒有缺席。他的新感想是這才叫作家嘛,。

麥道威爾的新鄰居本身並沒有比高樓層的住戶加倍友善。既然如此,是什麼讓他們能這麼快打成一片?在某些層面上,他們的行為並沒有脫離數十年社會學研究的手掌心,包括鮑姆的校園研究在內。連棟屋的前門都通往半私人的前廊,可以俯瞰裙樓的花園,由此他們經常有機會在沒有壓力的狀況下從事簡短的人際接觸。這些前廊是一個緩衝區,你可以視心情在此放鬆或放空(你能想像高樓的住戶心血來潮,突然想要去鄰棟的走廊上放鬆嗎?無聊跟不舒服就不說了,有人報警說有變態只是遲早的事情)。雖然是無心插柳,但麥道威爾跟鄰居所測試出的人際距離底線,也正是丹麥都市主義者楊‧蓋爾(Jan Gehl)所確認出的一種「社交幾何法則」。蓋爾研究了丹麥與加拿大人在前院的行為模式,結果發現有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格局會讓人格外想與路人閒聊,這種院子的長度不會太長,否則你講話路人聽不到,但也不會太短,否則你會沒地方「靜一下」。想知道跟路人「交關」的黃金庭院縱深嗎?這個長度是三點二五公尺。

再來就是有社交規模的問題。相對於每天在大樓跟三百多個陌生人玩電梯樂透,「下到凡間」的麥道威爾現在只會重複遇到不到兩打人。這代表圍繞著公設花園而發生的交際圈,並不會讓他有「小孩開大車」的感覺。這樣的花園會讓人聯想到「法瑞吉」(fareej),也就是阿拉伯世界裡常見的、可同時容納數個大家庭的居家內院(enclosure)。所有會經過他家門口的人,麥道威爾都叫得出名字。

這些友誼新歸新,但並不免洗。九年過去,麥道威爾會幫忙顧鄰居的小孩,還有他們家門的備份鑰匙。其他的連棟屋住戶在社區的管委會裡扮演要角,而且大家也會把假排在一起去玩。相對於高樓把人拆散,連棟屋的中庭會把人「送作堆」。在連棟屋的二十二位鄰居裡,過半數是他眼中的好朋友。

「你會用『愛』來形容這裡面多少人?」我趁他帶我參觀的那個下午詢問。這其實是個很直接、很私密的問題。但是他臉紅歸臉紅,還是伸出了手指來數。「你是說像家人一樣愛嗎?六個。」這其實是個很驚人的數字,畢竟這二十年來,大部分人都說自己的社交網絡都在縮水。「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戀家,每一個人唷。」

◆ 神奇的三角形

這些感受──愛你的家、愛你的鄰居──是有關係的,而且這關係還很深。約翰‧海利威爾根據全國性調查所做成的研究顯示,連接「信任感」與「生活滿意度」的網路還延伸到另外一樣東西,那就是會讓人熱淚盈眶的「歸屬感」。事實上,把這三樣東西連起來,我們得到的就是個完美的三角形。

對自己的社區愈有歸屬感,人就愈快樂。

愈信任自己的鄰居,人對社區的歸屬感就愈強。

歸屬感的強弱,會受到社交接觸多寡的左右。

對培養歸屬感與信任感來說,自然而然發生的互動──比方像星期五晚上的排球場邊會發生的互動──就像你得與親朋好友相處一樣重要。

我們很難說這「三兄弟」裡是誰在扶持誰──海利威爾自己也承認他的統計分析只說明三者當中存在連動性,而不能直指當中的因果關係──但是清楚到不能再清楚的一件事情是信任感、歸屬感、社交時間長短、幸福感,這幾樣東西就像是氣球綁成一串,大家同在一艘船上。這項發現有很多層意義,其中一層便是我們千不該萬不該在設計城市的時候只想著核心家庭,而犧牲掉了其他類型的關係,這是一個很離譜的錯誤。

但這當中還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即便是溫哥華主義所代表的「垂直主義」(verticalism)是多麼等於人生勝利組、多麼搶手、多具獨特的親生命性,我們都不能將之想成是個萬靈丹。二○○八年,海利威爾發表過一份報告顯示,住在高樓林立的城市蛋黃區裡,並不會讓人比較開心。住在市中心,或許是別人眼裡的「幸運兒」,但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其實輸給城市其他角落的居民。溫哥華主義者並不慘:滿分十分,以市區為家的這些人給了自身生活滿意度七到七點五分──基本上跟多數美國人是同一個水準──問題是人口密度低些的社區可以再多拿個一分多。

溫哥華的垂直社區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太多的「過客」以這裡為家:外國學生、年輕人與租屋者都不可能久待到足以建立起深厚的地緣關係。拿住在核心半島地帶的高樓住戶與在外圍的其他溫哥華市民相比,前者硬是相對不信任自己的鄰居。

不過城市設計與人際互動的熱絡程度之間,倒是有一個很穩定的連結。溫哥華基金會(The Vancouver Foundation)作為全市最大的公益團體,針對市民的社交連結進行了訪查。一翻兩瞪眼的結果是,比起透天住戶,高樓的居民自認感覺比較孤獨,人際連結也比較不足。另外從受訪時回推一年,高樓居民中有幫過鄰居忙的比例,不到透天住戶的一半;他們比較常孤伶伶的,也比較不知道去哪裡交朋友。

高樓大廈是很多人的最愛,也很多人有本事在大樓裡過得很活躍。這些人懂得在城市裡因地制宜,運用在地特有的工具──咖啡店、社區活動中心、聯誼或運動俱樂部、鄰里間的花園等等。他們懂得「化腐朽為神奇」──像約翰‧海利威爾就堅持坐電梯一定要聊天。愈來愈多人運用網路或手機/平板app來跟人搭上線。只不過這些人是高手,對於其他只能誤打誤撞、只能讓社交生活被動「發生」的大眾來說,生活空間的規模與設計無疑是社交性的還魂丹或催命符。要藉幾何設計之力來創造出人際互動,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沒有人喜歡被送作堆,我們需要感受到自己有著某種程度的主動。「生意盎然」的環境有一個特色,那就是我們覺得自己可以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要搭訕就搭訕,想神隱可以神隱。這類的緩衝區(soft zone)可以如何透過設計而成為稠密社區的公共空間一隅,我會在下一章說明,但至少勞勃‧麥道威爾的故事為我們說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為了讓城市具備永續性,我們需要創造出一定的人口密度,但在做法上我們不能獨尊單一的特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