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螺旋(CK0002)──DNA結構發現者的青春告白
The Double Helix :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類別： 自然‧科普‧數理>科學
叢書系列：科學人文系列
作者：詹姆斯．華生
       James D. Watson
譯者：陳正萱、張項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07月28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48頁
ISBN：9571326178

【代序｜自序｜書摘 1｜書評｜導讀 1｜導讀 2】

▼  導讀 2

在布瑞格之學生中，最先研究生物大分子的人是艾斯伯瑞（W. T. Astbury）以及伯納（J. D. Bernal），他們在1930年代晚期，就開始想揭發蛋白質和核酸的構造，艾斯伯瑞甚至還為這工作命名為「分子生物學」。可是他雖然積極鼓吹提倡這名詞，當時卻沒什麼人理他，一直到1953年4月25日後，連「噬菌體集團」的人也才突然頓悟：「啊！我們一直都是在研究這分子生物學呢！」

．重感冒中的大發現

雖然英國這個X光結晶學派一心想解開大分子之構造，但第一個大成就倒是被加州理工學院的鮑林（Linus Pauling）捷足先登了，這就是蛋白質骨幹的基本螺旋。蛋白質跟DNA有點相似，是由20種氨基酸所連接成的長鏈，叫多生太鏈。鮑林曾解過很多無機分子的結構，是量子化學和化學鍵的權威，他在40年代之初開始思考生太鏈的可能構造，1948年某天，他在牛津大學旁的旅館裡患了重感冒，因之稍有空閒，便在信封背面畫上生太鏈的各原子及相互間的鍵。他想看是否主鏈上各原子與較遠的原子可以形成氫鍵，因此把信封捲成多摺，讓主鏈繞成螺旋形，他發現主鏈上的炭氮氧原子可形成不少氫鍵因之維持穩定的螺旋形，他稱之為α螺旋（α-helix）。

鮑林憑著經驗和新穎創意，居然搶先奪了桂冠，讓英國劍橋卡文迪希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布瑞格等人大為沮喪，但他兩位大將皮魯茲（Max Perutz）及肯德魯（John Kendrew）仍然持續不餒，用X光繞射法研究血紅素（hemoglobin）及肌紅素（myoglobin）的結構。也就是在這實驗室裡，三十多歲，才思敏捷但聒噪煩人的克立克（Francis Crick）仍然在當他的老童生，掙扎著念博士學位，而也就是在此，二十多歲的新科博士華生夢想著他的聖杯（Holy Grail），兩人於是一拍即合，共同致力解開生命之奧秘──DNA結構。

．去不成哈佛的神童

華生在1928年4月6日出生於芝加哥市，16歲時就進入芝加哥大學唸動物學。他之所以於16歲即能入學，在於當時芝大校長賀欽斯（Robert Hutchins）開辦了資優生提早入學方案，讓優秀的高中生能提早進入學術殿堂，所以他畢業時才19歲，當年申請入哈佛研究所未果，因此進入了印地安納大學，這時盧瑞亞剛好在此任教，於是華生成了盧瑞亞的學生。這真是一段極有因緣之相會，華生因此成為「噬菌體集團」的核心成員，而當此集團學術地位日高，影響力日盛時，華生則憑藉著這樣的機會，打入了歐美精英學術圈內，而能最快最早獲知別人的成果。而當華生因DNA結構名氣陡升後，「噬菌體集團」也更水漲船高，成為創立分子生物學之主要學派，喧赫一時。

華生在1950年即獲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X光殺死噬菌體之各種效應」，畢業後，因「噬菌體集團」缺乏道地的生化學家，盧瑞亞希望他接受一些嚴格的生物化學訓練，便送他到丹麥，受教於卡爾卡（Herman Kalkar）及馬婁（Ole Maal（e）之門下。也就是在這段時期，他在義大利的一個會議中，看到倫敦國王學院生物物理實驗室的魏爾金（Maurice Wilkins）在演講末尾所放的一張幻燈片，是DNA的X光繞射圖，而這竟激起了他的興趣，讓他嗅到了自己想追求的獵物，於是他便設法轉到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希實驗室去，因為那裡在小布瑞格領軍下，有兩個實驗室（肯德魯及皮魯茲）均在積極進行蛋白質晶體之X光繞射工作，以圖解出其三維結構。這段事跡會在本書中由華生自敘。

1953年的秋天，華生離開劍橋，轉到加州理工學院當資深研究員，這是在戴布魯克實驗室內的一份工作，這時戴布魯克對基因問題已經不再有興趣，因為他認為當時已有年輕好手接下這問題，於是便把興趣轉到植物的光合作用了。

華生於1956年接受了哈佛大學之聘，成為生物系的助理教授，而他的實驗室招集了不少出類拔萃，雄心十足的學生，因此也算是訓練出了下一代最優秀的一群分子生物學家。他所日夜企盼的諾貝爾獎，終於在1962年出現，有趣的是瑞典的卡羅琳絲卡學院（其教授組成諾貝爾醫學獎委員會）不止承認華生及克立克之貢獻，而且同時把魏爾金也包括在內，宣示倫敦國王學院的這個實驗室所締造的成就也值得頒獎肯定。同年的化學獎則頒給華生在劍橋的指導教授──肯德魯與皮魯茲。因此該校當年居然有四位諾貝爾獎得主。

在1968年，華生同時兼任紐約長島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總裁，這濱海小港邊的一群低矮而樸素的實驗室，是噬菌體集團夏天的聚集地，也是分子生物學者的麥加聖地，每年暑假有不間斷的生物學會議在這兒舉行，華生因此成為首領，似乎有接掌分子生物學龍頭之意味。

．出版風波

也就在1960年代中期，華生開始發念，想把自己發現DNA結構的經過寫成一本書，先前已獲得哈佛大學出版社同意出版，但在1966至67年間，當華生將校稿在朋友之間流傳時，引來了某些強烈批判。這些責難並非針對故事是否真實，也非厭惡華生的自我吹噓，而是對他尖酸刻薄地描寫某幾個人，感到憤怒；甚至其傳言說，克立克與魏爾金兩人也要向法院申告，以阻止這本書出版。

面對這麼多批評，華生於是刪除或改寫了一些傷人的片段，甚至在篇尾宣告讀者，如果他們所知的細節與此不同，請公開糾正他。但華生在書中批評最狠毒的人──若瑟琳．佛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已不幸於1958年因癌症去世，無法反駁，所以華生在篇末特加安撫：「我對她個人及科學意見上的最初印象，尤其是本書前頁中所提的，常是錯的。」他甚至還刻意地讚美她的科學成就及人品的誠實勇敢。

但華生還是沒把全部傷人句子刪除，也沒法滿足批評家的要求，所以哈佛大學命令出版社停止出版此書，而華生也把原名《老實吉姆》（Honest Jim）改為《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讓商業出版社「雅典娜廟」（Atheneum）發行。

哈佛最高權力機構哈佛董事會，推翻了哈佛書籍評審理事會的決議，命令出版社不准發行此書，這是幾十年來首見之舉，也激起哈佛學生報《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社論的批判，認為學校當局怎可如此顢頇，不知道任何深刻的自傳「一定會惹火某些人」。

《朱紅報》還說，這一箝制行動，傷害了哈佛大學出版社一向「精深獨立判斷」之聲望，而且校長普西先生（Nathan M. Pusey）很明顯地「務於息事寧人，而不鼓勵多方面觀點。」

反過來，普西校長強調，由於克立克及魏爾金兩位極力反對，然而評審理事會還是贊成出版此書，所以又邀了幾位名科學家仲裁，而這幾位科學家也表示否決意見，因此董事會才干預此事，這與壓制華生之言論自由無關。

雖然一波三折，此書還是出版了，也迅速替華生贏取更大名聲，其中當然不止於令名，也有很多罵名，但因批判均發表於報章雜誌，全球學子幾不可能讀到，所以隨著各國譯本出世，他的令譽遠播，成了年輕人之偶像。

．耐罵的經典

當1968年秋季本書出版時，即掀起了一陣熱潮，不止許多報章雜誌登出各家書評，甚至科學期刊內也談及《雙螺旋》。林林總總的意見，不止反映科學之各種社會學現象，也代表當時科學家的道德思辯，在此挑選數家之言，供讀者參考。

哈佛大學演化生物學家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當時還在芝加哥大學，因此他所寫的評論是刊登在《芝加哥太陽時報》（Chicago Sun Times）上。他將《雙螺旋》一書比擬為科學界的《與畢卡索之親蜜生活》（Life with Picasso）──其作者是畢氏的情婦吉樂（Franoise Gilot）。路翁亭認為「這兩本書都談到很有創意之人才的生活細節及奇異癖好，算是想利用一般人的好奇心，來販賣名人的隱私。就這種意義上來說，這兩本書都是知識份子的電影雜誌，但是因為有較多人知道畢卡索、馬蒂斯（Matisse）等人，而不熟悉肯德魯或克立克，而且他們也對藝術家更有興趣，因此吉樂會比華生賺更多錢！」很可惜這項預言完全錯了，吉樂的書很快就絕版，沒人看了，而華生之書依然暢銷。

路翁亭認為華生清楚地描繪了科學家之生活，是「又競爭又互具敵意的活動，也是人和人之間的競賽，知識是副產品而已」。他認為華生擺脫掉了科學家該是「無私的仁人」（selfless humanitarian）之假象，因為華生清楚地以名利為科學研究的目的，所以路翁亭說：「華生摧毀了高貴科學家的神話，但也自我貶低了他自己生命之價值」。

關於這一點，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史坦特（Gunther Stent）認為路翁亭不明白浮士德這類人的特性：浮士德永遠向無窮或完美競賽，「欲與天比高」，所以永遠不會滿足，也永遠不會坐享桂冠而罷休，他一定會不停奮鬥，向不可能挑戰，甚至不惜摧毀、丟棄已有的成就。華生既當上大科學家了，那還有什麼可以追求？就是大作家的榮銜吧！

哥倫比亞大學的墨頓（Robert Merton），應可算是科學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cience）的創始人吧！至少，他也可說是此領域最有名之學者。他認為《雙螺旋》不止是一本科學自傳，也是生物學大發現之現場記錄，因此對科學史之研究大有貢獻。墨頓說：「科學研究過程的公開記錄，常把科學研究講得太離譜，像是神話般的胡扯；例如它灌輸給大家的印象，常是一個情操高超，與世無爭的聰明學者，用一步一步無可辯駁的邏輯，以達成最後的發現，其目的只是要增進人類全體的知識。」

墨頓說華生糾正了這項錯誤想法，因為書中說出「追求DNA結構的動機各人不同（華生要獎，克立克要博士），而這動機之後，又摻雜了競爭與勾心鬥角之苦樂。科學工作之中也伴隨著懶散、玩耍、看女生。敵人和朋友是不容易分辨的，因為競勝中還得互相依賴，朋友間也不免衝突。追求知識的欲望，又無可奈何地與追求名利地位的目的相纏繞。」

為何科學界內競爭如此激烈呢？墨頓說增進知識不是科學社群唯一的目標，但科學界看重原創性，原創性唯有搶先別人發表才能顯現出來，所以科學家為爭取名利與讚頌，才把科學研究弄得如此激烈，像是無止息的比賽。

墨頓的評論頗能點出科學之社會特性；而梅德華（Peter Medawar）則算是最有哲學及文學修養的書評家了。他因發現免疫的耐受性（immune tolerance）而得諾貝爾獎，聲望與智慧尚要遠超過華生。梅德華認為「雙螺旋」之發現所以令人歎為觀止，不但歸因於DNA之重要性，也是因為這種結構對遺傳學的啟示，更因兩人成就之完整性──一氣呵成，真善美具備，像最高的藝術結晶，後人無法增減一筆了。

梅德華考慮華生之學術生涯，認為他的確好運道，在1940年代選擇科學而非文法，讓他的早熟及天才，能用於重要問題，好運會自動掉到他頭上；此外他因成績不佳，進不了哈佛，而到了印地安納大學，反而一腳陷入當時最重要的「精英圈」裡，成了特權之一份子。而遇上克立克更是千載難逢之好運──若事後再回頭來看，克立克確是本世紀傑出頭腦之一。

綜合各名人的評論，不少人忘不了他的尖酸刻薄，忘不了他肆意貶低佛蘭克林，而齊聲說這正顯示他比他所批評的人要更低一級。但讀者對作者之惡德常有無盡寬容，就如同歷史上諸多懺悔錄般，《雙螺旋》經得起時間考驗，成了少見之經典作。

．頑童性格

我在1977年進入哈佛當研究生，私心仰慕華生，希望能進他的實驗室，可惜當年他正式離開哈佛，專任冷泉港總裁，使我無緣從其門下，但學生間仍流傳著有關他的謠言。聽說60年代之初，他獲獎後仍是單身漢，因此常想追哈佛女學生，屢次拿著雨傘到哈佛學園宿舍外面等待，想向大一女孩子搭訕──「我是吉姆．華生，能不能替妳撐傘？」如此許久後，終於有一位19歲學生上鉤了，答應與他結婚，他大喜之下急電克瑞克說：「她才19歲，現在屬於我了！」生物系有位研究生為此幽他一默，畫了一張卡片，上有一老男人與一小女生，旁白則是：「她9歲，她是我的！」據說華生不太能欣然笑納，因而趕走了這名研究生。

又聞說華生聽別人演講不甚專心，常掏出一份報紙，公然攤開來，蹺起二郎腿，唏唏嗦嗦地看將起來。後來輪到他上台演講了，居然全場每個人也都煞有介事地從口袋裡掏出一份報紙，蹺腳舉報，大看特看。

華生雖誘使一些傑出人才進入分子生物學的領域，但對其他生物學學科，卻有太多的輕視，在系會議中也唯我獨尊地貶抑其他學門。演化生物學家威爾森（E. O. Wilson）為免繼續受氣，只好搬出生物實驗室那棟建築，逃到比較動物學博物館去了。

華生之男性沙文主義及種族偏見也頗為有名，但這屬耳語範圍，無法考信。

總之，《雙螺旋》內所述「發現」的過程，能讓我們窺見假說與驗證之辯證過程，是本書最有價值之處，而這偉大成就的背後，不但有一位被欺侮的女人，也有一個不甚偉大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