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起源(CK0015)──人性私利與美善的演化
The Origins of Virtue :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類別： 自然‧科普‧數理>生物
叢書系列：科學人文系列
作者：麥特．瑞德里
       Matt Ridley
譯者：范昱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9月18日
定價：270 元
售價：21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57133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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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德性之前，猿人之後

人類無疑是社會的生物，而且還是特異的超級社會生物。

說特異，是因為綜觀自然界其他擁有社會組成的生物，其社會架構往往與血緣脫不了干係，而且生殖權只限定在少數特殊階級的手裏。一種說法是，生物個體骨子裏是遺傳上自私的單元，血親關係比較容易解釋為何叛變不至發生，社會結構也因此不至潰散。不過人類倒是可以不因血緣而結盟，生殖能力更是普遍得不能再普遍。說超級呢，則是因為其他的物種雖偶有不以親緣關係為主體的社會架構，他們卻從來不曾出現過像人類這樣人口龐大的社群，不斷開疆拓土、遍佈各類生態環境，還能組成國家這種複雜的體制。於是我們會想（學者們也想）：人類的社會究竟怎麼來的？何種特殊條件的存在才使得人的社會這麼特別？

「自私」 VS. 「利他」

多數人都會同意我們擁有複雜的人際互動關係，比如禮尚往來或區分敵友、施惠與耍詐。對於各種行為，我們也會給予評價—他是否有道德？他的作為是否全為私利？從這種角度來看待我們的社會特性時，好像暗示「德性」是社會中的一個重要議題。而談論道德問題，諸如思考人性究竟是自私或利他時，所選擇的答案直接便蘊含了我們看待政治—眾人之事—的態度。當然，在西方傳統中，關於人性本質之自私或善美的爭論由來已久。從古希臘時代的詭辯哲學，到 17 世紀的霍布斯、18 世紀的亞當．史密斯、馬爾薩斯、再到 19 世紀的達爾文與赫胥黎，皆屬「自私派」，以不帶情感的個體競爭辭彙描述人性或自然。相反的，溯源於柏拉圖的烏托邦，盧騷及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洛波特金相信人性的基礎應為和諧與合作，只要不遭腐化，基本上人性是善良的。於是，人性自私或善良之爭，成為「霍布斯戰爭」與盧騷「高貴的野蠻人」之爭。

麥特．瑞德里（Matt Ridley）在《德性起源》（The Oringins of Virtue）一書中提出的洞見，則源自於演化生物學基礎。他暫且不管人性天平何者為重的追問，同意各種行為都是存在的；而後逐步深入，探討這些行為背後的成因是什麼。當我們瞭解到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擁有自己的演化歷史背景時，關於社會起源的問題忽然有了更明確的理解途徑。溯古而能知今，若能瞭解社會起源時老祖宗們的狀態，社會本質的來龍去脈必然更加清晰。而此「古」可得追溯到人類與其他靈長類還沒有分家的時代。反過來說，與人類算是「旁系血親」的猿類與猴類的社會形態，也是我們重要的參考依據。

這麼研究之下，「野蠻人」真的高貴嗎？「霍布斯戰爭」真的全然殘酷無情嗎？

囚犯的兩難先撇開那些高貴或卑鄙的形容詞不談，瑞德里又從另一個乍看似不相干的角度，為我們找到一種適用於大家身邊許多事件以及自然界不同生物的情境，這是許多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與電腦科學家們興致勃勃研究的問題，它有一個正式的名稱，叫做「囚犯的兩難（Prisoner"s Dilemma）」。

粗略的說，只要你知道某件事情是任誰都不該做、一做就會危害其他人，但從事這件事的人又會得到即刻的利益的，就屬於囚犯兩難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兩個被隔離審訊的囚犯如果相互緊守口風、隱瞞罪證，對雙方都好；但是在對方為你保密而你卻指證對方的罪行時，你可以獲得立即的獎賞，對方卻像傻瓜似的琅璫入獄；而如果雙方都互相指證，對誰也沒好處。

雖然對自己最有利的狀況實際上得依對方的作為來決定，但仔細一想，人性似乎悲劇性地會陷入無可避免的自私中—無論對方背叛或合作，己方總得採取背叛才不會吃大虧，還有機會占對方便宜。幸好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當遊戲規則修改成：參與者們反覆一再地進行「囚犯的兩難」情境、當記憶力能夠發揮功用、或者當參與者之間能夠先「察言觀色」一番時，情況就變得複雜而有趣了。各式各樣的數學模型紛紛出爐，各種電腦模擬實驗隱約顯示：屬於非極端的「一報還一報」型性格（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你對我壞，我就對你壞），似乎可以排除老是背叛或永遠老實的其他個體，脫穎而出。各領域的學者熱中參與這個議題，其中有許多還拿來在美俄冷戰上作文章。

在「囚犯的兩難」的諸多應用之中，新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似乎有其特別適用之處。它的邏輯是這樣的：參與者所得酬勞的高低，反應在生殖成功的量上。所以那些所得高的「性格」，在族群中可以累代增加與它相同的子代，所得低者則逐漸減少，久而久之某些行為便可以演化出來為我們所見。演化生物學家梅納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即依此「算」出暴行並非演化上穩定的行為，有來有往地合作利他的確較為穩定。

自然界中確實也找到個體之間相互合作的例子。像哥斯大黎加的吸血蝙蝠，就有飽餐者慷慨捐血給餓肚子蝙蝠的行為；研究者同時觀察到，曾經有過捐贈行為的雙方，未來比較容易發生回饋的行為，而且此種相互回饋不需要以親族關係為基礎。這表示吸血蝙蝠能夠認得曾經合作過的夥伴。

記憶力特出、壽命又長的人類因而擁有進行「囚犯兩難」的絕佳條件。我們每個人生活在社會這種結盟中，互相視別人的作為來決定自己的作為，無休止地與別的成員一起參與「囚犯兩難」的遊戲。

自私的基因然而新達爾文主義式的邏輯含有一種弔詭：合作或慷慨的利他行為確實可以演化出來，但是演化的機制卻是基於遺傳單位—基因—能夠自我增殖（而非自我犧牲）的本質。這種本質看來頗為自私，尤其以鳥類行為學出身、同時也是科普作家的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 70 年代出版《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之後，引起嘩然。於是關於自私可鄙或道德公益的爭論又起。而且這回的爭論中含有一種對「基因決定論」的先天厭惡與恐懼。事實上，在那個年代裏，想要以動物行為、生物演化觀點詮釋人類社會行為的研究，很容易被反對者視為洪水猛獸。

在此，瑞德里展現了令人激賞的清晰評論。談「研究我們的近緣種有助於瞭解我們的根源」雖言之成理，但是裡面卻有陷阱。例如，即使同為靈長類，各種猴子與猿類的社會結構也各不相同；這些猿猴並不是我們祖先的範本，我們只是擁有共同祖先而已，猿猴們並不必然更像我們的祖先。但是研究動物對於瞭解人類自己的心智仍有深刻的涵義。我們與他們都是演化的產物，某些能力或傾向並非意識或文化能夠決定，如果無法區分清楚，對人類許多社會現象的詮釋也只停留在想像階段而已。

許諾模式演化生物學的論證成果，令人感到機械論世界觀似乎獲得壓倒性勝利。此時經濟學家法蘭克（Robert Frank）的另一種觀點倒是格外值得玩味。

他認為：就長程的效用而言，真正的感情，或說道德情操，是能夠演化出來的。如果我們遇見一個「只有理性而無感情」的傢伙，大概不相信他真的會回報我現在對他的慷慨。反過來說，要使他人相信我真的會遵守承諾、在發生萬一時會幫他一把，就先要讓別人見到我的種種德行、我的感情。純粹理性者因而成為傻瓜。法蘭克把此種觀點稱作「許諾模式」，無法與他人相互許諾者將遭放逐。此與增益版的「囚犯兩難」模型相吻合—合作者傾向找出合作者，不值得信賴者即被排拒、無法參與社群活動，因此全無利益可言；用生物演化的術語來說，他在族群裡會逐漸消失。

雖然在生物學家特利佛（Robert Trivers）看來，法蘭克的「道德情操的理論」根本上還是可以用機械式的自私基因模型來解說—「許諾模式」算是以利他行為作為投資，著眼的還是私人利益，只不過眼光比較長遠而已。不過法蘭克至少算是為真正的利他找到了一個心理層面的基礎。

未來的課題

建立起這些理論探討與「背景知識」之後，瑞德里繼續推論更大的社會組織如何集結起來，聚內排外的特性如何產生，這些特性又如何塑造了人性的黑暗面與光明面。

作者同時繼承了歐洲思想傳統，藉由智識上的進展，回頭關懷我們正必須面臨的問題，即環境保育和更合乎「人性」的政治理想。他明白指出「人與大自然和平共存」的「美好古代」其實是種迷思，關於原始部族和人類始祖狩獵方式的研究，以及人類播遷史幾乎絕無例外地伴隨著物種滅絕史，多數的證據顯示盧騷「高貴的野蠻人」其實是種幻象。

如果祖先們所秉持的性格，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樣「自然和諧」，繼承了此種秉性的我們能做什麼？瑞德里提供了一個答案，認為人性本能中有一些特點，如果我們的政經形態可以配合那些特點而設計，將有助於改善現在、面對未來。而那些特點是什麼？正是整本書一路闡述而來的要旨。

《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說：自私基因的觀點如果有什麼寓意的話，就是「我們不能期待人生來就知道愛人，這是需要教育才會的。」

事實上，道金斯讀過本書後表示：「如果要我寫《自私的基因》第二部，那就是《德性起源》這本書了。」

因此請讀者們準備參與這場與我們切身相關的智性激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