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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鼻子的回憶
在成長期間，我很早就明白自己擁有──亦或那是我發展出來的？──一種對氣味超乎尋常的敏銳感應。大半時候這如同一項天賜──我能在電線著火之前就聞出焦味，預測天氣的轉變，在食物行將腐壞之際就察覺不妥。可是這第五感官也逼得我先他人之憂而憂，甚至在正常的警訊出現以前，我的鼻子就能感受到危機或懼怕。在我還小的時候，有一次父親的手指被鋼絲圓鋸切到。他才衝進屋裡，我還沒看到染紅木質地板的血漬，還沒看到母親驚嚇的表情，就聞到了血腥味。鼻子太過敏感也容易引起我的不適：濃重的香水味、汽油味，甚至旁人的口臭，都會令我噁心頭痛。
我們家有四個孩子，住在瞭望奧瑞岡卡士凱德山脈（Cascade Mountains）的一座美麗而孤立的農場。在鄉下，氣味標示著季節──無論是勞動，休耕，甚至是哀悼的季節──就和日曆排組月份一樣地嚴謹。有一年潮濕的四月，空氣裡滿是風信子甜膩的香味。它們在附近的草原上怒放，無視於僅距數步之遙，那個種它們的人正奄奄一息。當他動也不動地躺著，我父親是他的獨子，採了滿滿一束矮莖花朵，用果醬罐子裝著，帶來老人的床邊。他灰澀的臉孔陷在枕頭裡，吃力地呼吸。我父親靜靜把一些祝福的卡片和藥瓶子推到床頭桌的一角，然後把紫色花束輕輕放下。祖父的鼻翼突然掀動起來，就像從睡夢驚醒時，乍然睜開眼睛一般。他青黃枯槁的手探向父親相迎的手掌，緩緩把頭轉向花朵。「把花移近一點，兒子，」他喘著氣說。我站在角落裡，怕得不敢靠近。
那年秋天，我們在他墓地旁邊埋了一些那種花的球莖。本是春天的象徵，這花卻喚來略顯凝滯幽暗的醫院氣息，雕琢的花崗岩墓石，和父親紅了的眼眶。
說到頭，教我聞味的人是父親。他是一個擅於表達的人，文字卻非他的語言。小孩子都是從模仿來學習溝通，我也是如此而長於此道。早上要帶我們去上學時，他會在打開卡車咿呀的銹門之前稍做停留，手中握著咖啡杯，深深的吸一口周圍的空氣，彷彿吸進去的是生命。「聞一聞，」他命令，然後我們就會盡責地吸氣，一方面是要取悅父親，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抓住那看不見也聽不見的重要東西。
我父親和祖父一樣，是個農夫，對土地的奉獻如此深情，你會以為是上帝在西奈山把這塊土地給了我們，而且是指定給我們的。他用儀式來鞏固和這座農場的聯繫，彷彿要說服自己，屬於我們的將永存不變。
隨著時光，我逐漸了解到他深深吸氣，試著捕捉那風中來去不定的氣味的意義。因為氣味會告訴你，穀物何時成熟；吸一口早晨的空氣，你就能知道，今天收割是不是太潮了，若要施肥是否會太乾了。
在條件合宜的日子，農夫會在收成後的田裡放火殺蟲和燒粗糠。不從事農作的人自然會抱怨那股臭味和危險。只要風向稍有改變，濃煙很容易就會瀰漫到公路上，阻礙駕駛人的視線，造成死亡車禍。每次報上報導有人對此事感到疑慮，母親因為氣憤字裡行間有對農人不敬之意，總是憤而把報紙摔到地上。連滾滾黑煙捲上明亮的八月日頭，燒焦的麥碎片沾上我們的晾衣繩，她仍然不減填膺的義憤。「聞起來像錢，」她會喃喃自語地說道。
這是因為對我母親而言，氣味也具有圖騰式的意義。但是它們並不代表我們的生計，也不告訴我們何時可收成穀物。它們象徵著某種更為奧秘的東西：她的心情。冬天時，只要一醒來，我就會知道橫在我家前面的那條溪，什麼時候會暴漲。溪水在雨季上漲，外人就進不來，而我們頂多只能靠著那輛老舊生鏽的四輪傳動車去學校，去雜貨店。隨著上漲的溪水，擔憂無助之感也油然而生。我一聞到潮濕陰鬱的空氣和多泥腐苔的溪水，料想母親的情緒就快要跟著低落了。
然而在所有徵象當中，最大的一樣，應屬食物的氣味。作為一九五○年代產物的母親，從小就被教養要做一個淑女，上機場要穿尼龍絲襪，講話絕不得高聲。她常常告訴我們，我們就是她的事業；她別無他求。受過師範教育的她，對知識充滿了好奇。但是如果我們就是她的工作，她根本很少有時間閱讀。還有，當然了，還要幫忙經營一座四千英畝大的農場。收成期間，她要餵飽一群人──在收穫好的日子，這個負擔還不算太難。她細長的頸子成天彎向熱氣蒸騰的鍋子，強壯的雙手不停揉著麵糰，她就像沉浸在小說裡的讀者一樣，整個人消失了，絲毫不覺時間飛逝。
但是有時候家事繁重、要養育四個孩子，還要擔憂天氣（在農家，這是無時不在的煩惱）等壓力，會突然讓她很暴躁。有著大理石檯面和光亮的不鏽鋼水槽的廚房，是母親神聖不可侵犯的避難所，但有時也會成為她和我們的囚牢。無論是荷爾蒙失調，和父親鬧口角，或只要有一個孩子感冒，她的心情就會從快樂的一端擺盪到另一端，而對她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烘焙糕餅：酸奶油巧克力蛋糕、肉桂捲、一層層疊上放涼鐵架的雀巢巧克力碎片餅乾。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可以聞到從打開的窗戶傳來一陣陣巧克力香，或酸酵母麵包的厚實味。
有一次，我打開家門時，發現我面臨一項屬於成年人的非常考驗。患有氣喘病的弟弟趴在沙發上，呼吸困難。糖燒焦的嗆鼻煙霧從烤爐裡滾滾冒出，而母親則癱坐在流理台旁，十指深陷在黑髮當中（食用過量巧克力引起的偏頭痛）。她似乎對周遭一切毫無所覺。我不記得當時自己先做哪一件事：熄火，照顧弟弟，或用無線電對講機找個人送媽媽去醫院拿止痛藥。
在夏天和下雨的週末──特別是在下雨的週末──母親會帶我和姊妹們去祖母的美容院，那是靠近郡立機場的一棟白色矮建築。我們都有長長的金髮，但是我的最「難搞」。它是麥色的，厚厚的一束掛在背後。「妳這頭髮老下不了決心到底是要捲還是直！」奶奶嘆氣說，彷彿那是一項人格上的缺點。所以她試著幫頭髮下決定，硬是把我安插進客人的預約空檔。有時她會把它燙直，讓頭髮像簾子一樣垂在我的臉側，淡淡的髮梢乾焦味便會時時鑽進鼻孔，流連不去。有時她則用手指將頭髮繞進一圈圈的髮捲，然後用有長梳針的梳子沾綠色的定型乳液，那乳液聞起來像一種空氣清新劑發出來的假松香。
有一次，她堅持要幫我們所有的人燙頭髮。她在我們的頸項圍上一圈白紙，令人發癢，再用塑膠罩子包住肩膀，然後帶領我們，一個跟著一個，穿過一排排隔間用的粉紅色塑膠珠簾。珠簾搖搖晃晃，發出輕微的撞擊聲，直到我們洗好頭髮為止。之後，滿頭冒著燙髮劑臭氣的我，被放逐到熱烘烘的塑膠吹風機底下，風從機器小小的洞口不斷掃出來。女客們又說又笑，甚至興奮得拍大腿，可是因為吹風機嗡嗡作響，我什麼也聽不見，所以就翻起平日被禁讀的過期《柯夢波丹》（Cosmopolitan），或望著飛機像得了痀僂病的昆蟲似的，搖搖擺擺地起飛降落。
美容院的空氣和農場溫和的味道有若天壤之別。那裡面沒有什麼是自然的──沒有新鮮的黑莓，沒有火光嗶剝的柴爐，沒有插在花瓶裡纖柔的玫瑰。奶奶喜愛香味，但全都不是來自大自然。每天早上，她給自己灑上「玉肩香水」（White
Shoulders），趁客人在粉紅色的人造皮革躺椅上候「乾」的時候，她會給自己發紅的雙手抹上有水蜜桃香的護手乳。休息的時候，她會坐下來，架起兩腳，和客人分享一包「維珍妮」香菸（Virginia
Slims）。女客們會把落在雜誌上的煙灰，彈進座椅手把上鑿空的小小鋼製煙灰缸。
香菸、指甲油、中和劑、染髮藥、鮮藍色的美容院專用消毒劑。種種氣味刺鼻嗆人，但是它們也代表了自由。如果說農場的感覺像鄉間民宿，那麼奶奶的店就像路邊酒吧。女人來這裡吞雲吐霧，兼燙髮改變造型。她們在領薪日當天（十五日和三十日總是客滿），在製紙廠值完班以後來報到。她們通常都有惡夫劣子，祖母給她們提供忠告，就像灑定型膠水似的，足量慷慨，不另收費。
有時候，製紙廠的硫磺味會往我們這邊吹過來，甚至壓過了店裡的各種味道。但最糟糕的還是夏日雨後悶熱的下午。街尾有一個師傅在改裝的車庫裡做生意，麋鹿解體的腥臭似會滲牆而入。在這種午后，奶奶就點起進口商店買的香，以傳教士面對罪人的狂熱，四處揮舞薰香。但是沒有任何氣味抵得過腐屍的臭味，更別說是廉價的茉莉花香了。
氣味，以及它們所促發的回憶，以費解的方式回到我身邊。有幾次，它們所造成的震撼還讓我訝異不已。在離開故鄉小鎮近二十年以後，有一個躁熱的上午，我走在曼哈頓，正要去給一群銀行家和心理學家演講。我還沒準備好要說什麼，沿著黏膩的街道踽踽而行，一邊開始焦慮起來。我經過一個地下鐵車站，一股尿味混合著烤熱狗和甜膩的烤焦糖花生的刺鼻味迎面襲來。一個正對著手機滔滔不絕的女人走過身邊，留下一陣「永恆」（Eternity）香水味。而當一名多明尼加婦女打開一家擁擠的美髮沙龍大門時，我正處於恐慌發作的邊緣。然後，一陣熟悉的氣味撲來──染髮藥、揮發液、中和劑；我居然覺得好多了。我忘了演講這回事，回到了在奶奶店裡那些長長的午后，那些在等待捲髮烘乾時，以覆盆子夾心餅乾和橘子汽水當午餐的午后。
有一年春天的某日，我兩個大女兒都還小的時候，她們和我一同去超級市場。我們推著購物車經過賣復活節促銷品的廉價花攤，我的大女兒駐足嗅著一些紫色的花朵，它們正好擺在與三歲小孩鼻子一般高的位置。「好漂亮，」她說，接著就把一只塑膠盆塞到我面前。才嗅了一下，我已是熱淚盈眶。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躲著風信子，因為那是祖父過世的痛苦紀念。
還有數年前的一個冬天，在紐約一個寒冷的週六，我正邁向位於山坡上的家走去。廚房的窗戶半開著，一陣溫暖的烘烤香飄向我們郊區的街道。這裡離我幼年彎曲的碎石車道十分遙遠，但是香味卻是一模一樣。我的手裡還提著幾個袋子，腳下的步伐竟不自覺的轉為快跑。我衝進家門，預期面對災難，卻發現外子和女兒們咯咯笑著，一邊偷拎著罐裝即可切烤的餅乾麵糰吃。就在那當下，我忽然明白，愛好烹飪如我，為什麼從來不烤糕餅。過去我總是抱怨必須正確用料是多麼麻煩。但是那溫暖的巧克力香讓我恍然大悟，為什麼我總是避免烤餅乾和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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