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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過客的家；我們，是家的過客〉摘錄
〈上海，是過客的家；我們，是家的過客〉摘錄
上海開埠後不久，英國籍猶太人馬勒來到上海，創辦了經營航運業的洋行，到一九二○年，已擁有海船十七條，總噸位五．三萬噸。不久，馬勒又在上海創辦馬勒機器造船公司，雇用兩千多名員工，是當時上海最大的造船廠之一。
以航運起家的馬勒家族，對船舶懷有深厚的感情，因此他們的房子外觀取自「北歐海盜」的北歐風格，裡面的裝潢就像是一艘豪華郵輪，在樓梯口設有裝飾性圓形穹，仿佛船上的密封窗。這房子就是現在上海最著名的「馬勒別墅」。
奇幻的巨鹿路
我在上海的家就在馬勒別墅後面，建築風格也配合馬勒別墅。從我的窗戶往下看，當時的別墅已經變成了上海市共青團機關的一個辦公室，如今已變身成為一家五星級精品酒店。
我家所在的這條小馬路，叫作巨鹿路，是上海靜安區一條充滿各種過去的街道。上海雖然有許多幽靜的小馬路，但能夠讓人留戀的卻不多，巨鹿路算是其中一條。
在這裡生活的那段日子，感覺很不真實，像是通過時光隧道，活在上海的過去。
當時的我，從北京帶著一口皮箱搬到上海來，什麼家具都沒有，租了在馬勒別墅旁邊的公寓以後，懶得多想，第一件事情就是到IKEA買了些可有可無的家具，那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住在全套IKEA家具的屋裡。客廳的藍色沙發、臥房裡組合沙發床、藍色的床單、藍色的塑膠杯子、藍色的盤子，還有許多不像樣的餐具，就連燭台裡面點的蠟燭，也都是同一趟在IKEA買的，感覺上每樣東西都輕飄飄的，充滿鮮豔的IKEA塑料，不像想在這裡安居下來的人。
逃離上海
剛移居到上海的時候，我試著用喜歡北京「胡同」的心情，來愛惜著「弄堂」，但是很快的，我就發現了上海弄堂缺少北京胡同的悠久歷史，有的是商業文化的氣息，對生活於舊弄堂的上海人而言，它不僅是人們共同居住的空間，更是上海的微血管，裡面留著的血液是一種看得見的往事跟記憶，布滿在全城市需要養分的地方。
弄堂不中不西，既不是中國傳統南方民居，也不是西方建築，在上海人眼中，既非傳統中國風味，在異國租界，也不是道地的洋房。弄堂就像上海人，曖昧而辛酸，說出了上海人不東不西的夢想與希望。弄堂保持著日常生活的實用，踏實而安詳，不亢不卑，但沒有人能真心說自己愛上弄堂。
生活在上海的我，即使不在巨鹿路，日日夜夜也還在極富殖民色彩的外灘、租界生活，因此也跟著像在弄堂生活的上海人那樣，變得焦慮起來。上海摩登的外表下有著粗俗的底層，既自卑又自大，又銳利又害怕受傷，我一個外人，就算看在眼裡，也不忍苛責。就像一張法式可麗餅，浮華裝飾的西方包裝裡，填了些敦厚實在的草根餡料，平庸、俗麗，向物質主義毫不抵抗的屈服，卻還理直氣壯，氣定神閒，不像北京人對道德正義跟傳統有著強烈的熱情，上海人的熱情，通通消耗在日常生活對物質的強烈慾望裡了。可是我沒有這種在上海求生的堅強意志，所以只在這樣的衝突中，變得更加困惑、更加焦慮。
這焦慮到了飽和的程度時，我終於逃離上海。
遺落的一只皮箱
決定離開上海的那天，我記得自己像個逃亡的小資產階級，說不出來的慌張，打電話給天天來家裡幫我打掃做飯的龐阿姨，說要搬離上海了，請她帶著親戚朋友到我家來，把一屋子的IKEA搬回她居住的弄堂去。我沒有說為什麼要離開，龐阿姨也沒有多問。當時要是她真的問起來，恐怕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因為確實沒有個具體可以稱為「原因」的東西，能夠解釋給在上海弄堂裡土生土長、一輩子力爭上游、努力掙錢的龐阿姨。
如果真有什麼勉強可以稱為原因的，那應該是在報上，讀到九○年代以一系列描寫上海風情和女性傳記而成為暢銷作家的陳丹燕，接受採訪說的一番話。
這天早晨，我在巨鹿路的家中醒來，初春的陽光美麗如畫，我如常從信箱取了報紙，踩著法國梧桐樹投在紅磚道上的金色銅板，到馬勒別墅旁邊一家日本人開的小店吃西式早餐。打開報紙，一九五八年出生在北京的陳丹燕，回憶她自己八歲那年舉家自北京逃難至上海的往事。她的父親在逃難時，按家中老小將皮箱從「陳1」寫到「陳11」，她在採訪中說：「人人都把我當上海人看待，可我家的大箱子知道我們不是。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北京人，是跟著箱子的人。」
當時二十多歲的我，心裡突然一懍。
就這樣，我匆匆逃難，將離不開上海的異鄉人，留在愛爾蘭酒吧中。
當時我覺得回到美國，無非跟公司人事部說明一下我選擇離開上海，很快就會回上海來善後，但萬萬沒想到，我就這樣一去不返。回到美國後，很快就離開這家公司，再也沒有回過巨鹿路的家。原本幾乎天天打的龐阿姨家的電話，不知怎麼很快就忘記了，怎麼樣也想不起來，這才發現雖然她就住在巨鹿路上，但我從來不知道她住在哪個弄堂，所以就算我想也找不到她。不知不覺中，租約想必到期，直到現在，再也沒有見過那口留在上海的皮箱。
一開始，我還常常想起被我慌亂中遺棄在巨鹿路家中的皮箱。每回找不到什麼重要的東西，就懷疑在那口皮箱中，在聊天時，也偶爾會跟朋友說起那口皮箱裡頭的家當，甚至因此做了幾個惡夢，但久而久之，那口皮箱裡頭究竟有些什麼東西，我慢慢想不起來了，到最後，甚至究竟是否有那口皮箱的存在，都變得不大能夠確定了。
雖然沒有了一整個皮箱裡重要的東西，我的人生也就這樣繼續了。
多年之後，我以完全不同的身分，又回到上海出差，我還是懷念巨鹿路，特地找了附近一個聽說是余秋雨跟朋友投資的小旅館，窗外就是美麗的法國梧桐樹。也特別空出一個晴天的下午，像進行某種儀式般，回到巨鹿路從頭到尾走一趟，有些老地方仍在，也有很多不復辨認。經過小菜市場的時候，我的眼角閃過龐阿姨的影像，腦海裡出現那口失落在地球表面的皮箱，掙扎了一會兒，我決定跨步前行──我已經離開上海，上海再也不是我的家了，上海從來就不是我的家，也不是任何人的家，家終要裝進一只皮箱裡，皮箱只會更加提醒著我作為旅人的過客身分。在上海，人人都是過客，不需要一只皮箱做更多的提醒，我的故鄉，在別的地方。
原本跟著箱子四處找家的人，有一天，突然放下箱子，繼續往前走，這下才真正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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