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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賣衣買刀｜第一編 李仲軒自傳｜代後記 我與《逝去的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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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李仲軒自傳
榮辱悲歡事勿追
我的父系在明朝時遷到寧河西關，初祖叫李榮，當時寧河還沒有建縣。舊時以「堂」來稱呼人家，我家是「務本堂」，民間說寧河幾大戶的俏皮話是「酸談、臭杜、腥于、嘎子廉，外帶常不要臉和老實李」，我家就是「老實李」。
我母親的太爺是王錫鵬，官居總兵，於鴉片戰爭時期陣亡，浙江定海有紀念他的「三忠堂」。王照（王小航）是我姥爺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爺」，官居三品，他後來發明了「官話合音字母」（漢語拼音的前身），據說某些地區的海外華人仍在使用。
清末時，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長）叫李作（字雲章）是我家大爺，我父親叫李遜之，考上天津法政學堂後，自己剪了辮子，被認為是革命黨，李作保不住他，因而肄業。他有大學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說他中了「酒劫」，他的詩文好，但沒能成就。
唐維祿是寧河的大武師，他的師傅是李存義，綽號「單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鍔叫君，刀把叫親，因為刀是張揚的形狀，所以刀鞘叫師，取接受老師管束之意，刀頭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義的刀法用刀尖。
唐師是個農民，早年練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義拜師，李存義不收，唐維祿就說：「那我給您打長工吧。」就留在國術館做了雜役，待了八九年，結果李存義發現正式學員沒練出來他卻練出來了，就將唐維祿列為弟子，說：「我的東西你有了，不用再跟著我，可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師，就把家裡的老鼻煙壺、玉碟找出一包，給了他的大弟子袁斌，袁斌拿到鼻煙壺後喜歡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達時說：「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東西都給我了。」是袁斌將我引薦給唐師的。
唐師有個徒弟叫丁志濤，被稱為「津東大俠」。天津東邊兩個村子爭水，即將演變成武鬥，丁志濤去了。動手的人過來，他一發勁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幾秒鐘都抬不了腳，這是形意的劈拳勁，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釘」在地上。
他「釘」了十幾個人，就制止了這場武鬥，也因此成名。丁志濤有三個妹妹，後來我娶了他二妹丁志蘭為妻。
寧河附近的潘莊有李存義師弟張子蘭的傳人，叫張鴻慶。唐師讓我多去拜訪這位同門師叔，並對張鴻慶說：「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勵。」張鴻慶腦子非常聰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於賭術，一次作弊時被人捉住了手，說他手裡有牌，他說：「你去拿刀，我手裡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來，他一張手，牌就沒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腦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轅（字捷軒），隨唐師習武後，寧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個人叫李允田，練單刀拐子，對我師弟周錫坤說：「二先生有甚麼本事，見面我就把他敲了。」
周錫坤就跟他動起手來，用橫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約了東黃莊一個姓侯的人來報復，周錫坤聽到消息就避開了。
他倆四處找周錫坤時，有人告訴我說：「周錫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們找不著周錫坤就該找你了。」我當時正和父親鬧矛盾，從家裡搬出來，住在母親家的祠堂裡，心情非常惡劣，我說：「我正彆扭呢，誰找麻煩，我就揍他。」
那兩人最終也沒來找我，周錫坤回來後，也沒再找他。
寧河附近唐師有個師兄弟叫張景富，綽號「果子張」，我們一班唐師的徒弟都喜歡待在他家，他為人隨和，也願意指點我們。一天我帶了一個朋友去果子張家，正趕上午飯，就在果子張家吃了飯。
我跟這位朋友說過，按照武林規矩，只要來訪的是武林朋友，要管吃管住，臨走還要送路費。
沒想到這朋友後來自己跑到果子張家吃飯去了，一去多次，還帶了別人。果子張有點不高興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說：「你不是說練武術的，來人就管飯嗎？」
他是藉著聽錯了去吃飯。當時寧河發大水，鬧了饑荒，紅槍會趁機招會眾，參加就管飯。唐師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飢餓參加了紅槍會，他的爺爺和我奶奶是親姐弟。
唐師、丁志濤都對紅槍會反感，說：「不能信那個，一信就倒霉。」我勸過廉若增：「義和團也說刀槍不入，結果槍也入了，刀也入了，過多少年了，紅槍會還玩這套，你怎麼能信呢？」他說：「我就是去吃飯。」
紅槍會頭目楊三是治安軍督辦齊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收藏刀槍，就讓我捐給紅槍會，我認為他們是騙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槍藏在神龕上面，對他說：「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楊三說：「快給我取去。」我說：「現在發大水，過不去。」他又衝我吆喝，那時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時期，我一下就發了火，說：「二先生說在四十里外，是給你面子下台，現在告訴你，就在這神龕上頭，離你五步遠，你敢拿就拿。」──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稱是二先生。
楊三沒拿，轉身走了。後來別人告訴我，有人問楊三：「楊三爺怎麼吃這癟，一個毛孩子都弄不動？」楊三說：「他六叔李牧之十九歲就當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級），現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紅槍會和日本人開了仗，幾乎全部陣亡，河裡都是死屍，寧河話叫「河漂子」。只有一個叫李銳的十四歲小孩生還，也是為吃飯進的紅槍會，算起來還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機關槍對著他，他嚇得直擺手，那日本兵也擺擺手，意思讓他快走，他就從死屍堆裡走出來了。
可能還有一個。紅槍會的服裝是一身黑，一個生還者躲進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當時日本人開著快艇在河道轉，見到人就掃機關槍。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臨街，是躲不過的。
我說：「你待在這兒必死，翻牆吧，一直向北翻，北邊河面上沒日本人，過了河就安全了。」我教他做水褲：將棉褲脫下來，吹足氣，紮上褲腳就成了氣囊，可以浮著過河。也許他活下來了。
因我與父親鬧矛盾，唐師說他有個徒弟叫郭振聲，住在海邊，讓我去散散心，並給我一塊藥做見面憑證，這塊藥就是李存義傳下的「五行丹」。我拿著藥到了渤海邊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聲不在。
他是此地的請願警，戶籍、治安都是他一個人，當時有一家大戶被匪徒綁票，索要兩千大洋，郭振聲讓朋友湊了十八塊大洋，留了九塊給母親，一個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魚籽村的旅館裡空手奪槍，捉住了兩個劫匪。其中一個竟然是大土匪頭子劉黑七，不遠就是他的老巢，郭振聲知道憑自己一個人，沒法將他押走，就把槍還給了劉黑七，說：「綁票我得帶走，你要不仗義，就給我一槍。」
劉黑七連忙說：「那我成甚麼了？」拉著郭振聲講：「你知道我以前甚麼人嗎？」
原來這劉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飯莊──登瀛樓的少東家，因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邊做了土匪。他向郭振聲保證，只要他活著，大神堂村再不會受土匪騷擾，還要給郭振聲三十塊大洋，郭振聲為不掃他面子，拿了兩塊。郭振聲之舉，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區十餘年太平。
郭振聲帶著人票回來，全村人慶祝，我就跟著大吃大喝。那時我已經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藥一拿出來，郭振聲就認了我這師弟，給了我五塊大洋。
從大神堂村回來後，唐師就帶我去北京找他的師兄尚雲祥。
尚雲祥年輕時求李存義指點，練了趟拳，李存義就笑了：「你練的是捱打的拳呀。」一比試，李存義沒用手，一個跨步就把尚雲祥跨倒了。尚雲祥要拜師，李存義說：「學，很容易，一會兒就學會了，能練下去就難了，你能練下去嗎？」尚雲祥說：「能。」李存義只傳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義再來北京，一試尚雲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說：「你練得純。」對別人說：「我撿了個寶。」從此正式教尚雲祥。
唐師與尚師交情深，每年到了季節，唐師都從寧河來京給尚師送螃蟹。尚師屬馬，家住觀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當時已經沒尼姑了，住了幾家人，尚師家是東廂房三間，院子很小。
尚師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單廣欽的資助，單廣欽做水果、糕點生意，送錢時常說：「做我這生意的，現錢多。」單廣欽比我大三十歲。尚師開始不收我，唐師好話說盡。
我的姥爺叫王燮，是長門長子，在清末任左營游擊，官居五品，先守北京東直門後守永定門，八國聯軍進北京時因抵抗被殺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聲譽。唐師把這情況也講了，尚師說：「噢，王大人的外孫子。」
尚師對我好奇，但他從來不問我家裡的事。清末民國的人，由於社會貧窮，大部分是文盲，尚師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養。
我進入尚門後，師兄們跟我說，在北京一座大廟（忘記名字）的院子裡有尚師年輕時踩裂的一片磚，因為廟裡沒錢換磚，這麼多年還在，要帶我去看看。尚師說：「去了也就是瞅個稀罕，有甚麼意思？」就沒讓我去。
天津沒有尚師的徒弟。我開始住在北京學拳，後來搬回天津，早晨出發，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飯後去尚師家，所以我跟尚師習武的近兩年時間裡，大部分是在中午學的。
尚師一天到晚總是那麼精神，沒有一絲疲勞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時候。對於這一點，越跟他相處越覺得神奇。
孫祿堂的《八卦拳學》上寫道：「??近於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雲祥。其庶幾乎。」說拳術可以練到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的境地，當時得此三昧的，除了他的朋友尚雲祥，找不出別人。
我們這一支的師祖是劉奇蘭（劉翡玉），他的師弟是郭雲深。孫祿堂是郭雲深的傳人，他曾施展腿功，驚嚇了民國總理段祺瑞，被多家報紙報道，有盛名。
我曾想找國術館館長薛顛比武，被唐師、尚師制止了。後來唐師跟我說：「別比了，你跟他學吧。」聽了薛顛的事跡，我對這個人很佩服，覺得能跟他學東西也很好，唐師對尚師說：「我讓他去見見薛顛？」尚師也同意了。
去見薛顛前，唐師怕薛顛不教我，說：「見了薛顛，你就給他磕一個頭。」在武林規矩裡磕三個頭已經是大禮了，而磕一個頭比磕三個頭還大，因為三個頭是用腦門磕的，這一個頭是用腦頂磕的，「殺人不過頭點地」的「頭點地」指的就是這個，要磕得帶響，是武林裡最重的禮節。
我見了薛顛，一個頭磕下去，薛顛就教我了。薛顛非常愛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雙龍眼盼顧生神。他第一次就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雞形。
他是結合著古傳八打歌訣教的，蛇行是肩打，雞形是頭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義傳的，是他從山西學來的。其中的蛇行歌訣是「後手只在胯下藏」，後手要兜到臀後胯下，開始時，只有這樣才能練出肩打的勁。簡略一談，希望有讀者能體會。
薛顛管龍形叫「大形」，武林裡講薛顛「能把自己練沒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時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裡有他，但確定不了他的角度。這次一連教了幾天，我離去時，他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名《象形術》，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試手，一晃就倒。回來後，尚師問：「薛顛教了你甚麼？」我都一一說了。
第二次見薛顛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天津，我在他那裡練了一天武，他看了後沒指點，說：「走，跟我吃飯去。」吃飯時對我說：「我的東西你有了。」──這是我和薛顛的最後一面，薛顛沒有得善終，我對此十分難過。
我二十四歲時父親死了，我卻不能回家。二十五歲時，天津財政局局長李鵬圖叫我到財政局工作，也不給我安排事情做，只讓我陪他去看戲、吃飯，我一看這情況，等於做了保鏢。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實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練武。
我以前是個少爺，練武後穿著就不講究了。一天到捐物處去辦事，我戴個美國鴨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還破了個洞，露著棉花。當時天津的捐警名聲不好，幹甚麼都是白拿白佔。捐物處門口是個斜坡，我蹬著自行車直接上去了，到崗亭，一個捐警一腳踹在我的自行車上，我摔倒後，他跑上來抽了我一個耳光，還罵：「打你個××，誰叫你上來的。」
我起來後，說：「你會打人，我也會打人。」拎住他抽了四個耳光，他就叫喚開了。捐物處有四十個捐警，平時總有二十個人在，一下都出來了。我考慮這場架怎麼打，我現在是財政局人員，如果打重了，財政局和捐物處都不好收場。形意拳有個練身法的訓練叫「轉七星」，我跟他們轉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別。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腦袋──只要他們想到這點，就會住手。但他們想不到，掉了帽子還追我。捐警小隊長拎著槍下來，看那架勢要崩了我，但他認出了我，就把那幫捐警轟跑了，對我說：「您沒在我們這兒打人，您給面子了。」我摘了十幾頂帽子，隨抓隨掉，還剩下四頂，就把這四頂帽子遞給了他。
捐物處處長叫齊體元，李鵬圖給他打了電話，說：「二先生沒打壞你們一個人，這是給你齊五爺維住了體面，你也得給二先生個體面吧？」齊體元說：「行，二先生還給我們四頂帽子，我們就開除四個捐警吧。」捐警外快多，被開除的四個人非常恨我。
這件事出在我身上，我覺得不自在，李鵬圖也看出我不願做保鏢。我喜歡武術，但我做不來武師，我開始絕口不提我練武了，後來到天津北站當了海運牙行稅的卡長，離開了財政局大樓，更是沒人知道我練武。
我三十出頭時，到宏順煤窯住過一段時間，礦工中有個五十多歲的通背拳武師叫趙萬祥，能把石碑打得嗡嗡響，不是脆響，能打出這種聲音，通背的功夫是練到了家。
他帶著徒弟在煤窯門市部後的空場裡練，礦工們吃飯也多蹲在那吃，我有時出門能碰上。我從未表露過自己的武林身份，也不看他們練拳。他們都叫我李先生，非常客氣。我大半輩子都是旁觀者，這位趙拳師和我算是個擦肩而過的緣分。
只是在我大約三十七歲時，有一件武林糾紛找上了我。燕青拳名家張克功年老後，從東豐台遷到了盧台，收了幾個小徒弟，他是唐師的朋友。當地的大拳師是傅昌榮的傳人王乃發，他的徒弟把張克功的匾給偷跑了。
唐師去世的時候，囑咐我照顧他的老朋友們，我就找王乃發要匾。王乃發說：「你來，我要給面子。你提唐師傅，我更得給面子。摘匾的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去，我也下不來台呀。」我說：「要不這樣──」我就給王乃發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解放前夕，我來北京找到了會計師的工作，那時尚師早已逝世，當年舊景只能令人徒生感傷，無心與同門相敘，從此徹底與武林斷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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