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一章 2
婚姻與摩斯密碼
我在高特曼的實驗室看比爾和蘇珊的錄影帶時，旁邊有一位研究生塔芭瑞絲（Amber
Tabares），她是受過訓練的「特定情緒編碼系統」編碼專家。我們坐在比爾與蘇珊先前錄影的房間，看著電視螢幕中這對夫妻的互動。比爾首先開口，說他喜歡以前養的那條狗，但是不喜歡現在這隻。比爾的話語聽不出怒氣或敵意，似乎只是想解釋自身的感受。
但塔芭瑞絲指出，我們如果仔細聆聽，就會感受到比爾強烈的防衛性。以特定情緒編碼系統的術語來說，比爾一方面抱怨不休，一方面運用「是的─但是」（yes-but）策略，也就是表面上同意對方、實際上不以為然。在兩人對話的前六十六秒，比爾有四十秒被標上「防衛」代碼。至於蘇珊，當比爾在講話時，她曾不只一次眼球快速向上翻轉，這是典型的「輕蔑」表徵。接著比爾談到他討厭家中關狗的圍欄，蘇珊的反應則是閉上眼睛，語氣也開始帶有高高在上的教訓口吻。比爾說他反對在客廳中設置圍欄，蘇珊回答說：「我不想爭論這件事。」然後眼珠向上翻，又是一次輕蔑的表徵。「你看，」塔芭瑞絲說，「又一次輕蔑。才剛開始，他就一直採取防衛姿態，而她的眼球已經向上翻了七次。」
在整個對話過程中，兩人都沒有明顯表露出敵意，然而還是不時出現一、兩秒鐘的微妙徵象，塔芭瑞絲按下暫停鍵，點出其中奧妙。有些夫妻意見不合時會吵得人盡皆知，但比爾和蘇珊低調得多。比爾抱怨那隻狗干擾他們的社交生活，因為他們總是不敢太晚回家，以免狗把公寓弄得亂七八糟。蘇珊反駁說並非如此，「如果牠真得會亂咬東西，我們就算只出門十五分鐘，牠也可以大咬特咬。」比爾似乎也同意這一點，他微微點頭並說：「是的─我知道。」可是又補充說：「重點並不是這些理由，重點是我根本不想養狗。」
塔芭瑞絲指著錄影帶畫面說：「他先是說：『是的─我知道』，不過這就是一種『是的─但是』策略，表面上好像同意妻子的看法，但接著又強調他不喜歡那隻狗，他有很強烈的防衛性。我原本一直覺得他脾氣很好，總是能夠認同妻子的意見；後來我才恍然大悟，他是在運用『是的─但是』策略，我差點被他誤導。」
比爾繼續說：「我越來越能適應了，妳得承認這一點，我的情況一星期比一星期有進步。」
塔芭瑞絲再度中斷影片說道：「我們的另一項研究是觀察新婚夫妻，許多後來仳離的夫妻都出現一種情形：丈夫或妻子要求對方給予肯定，但是另一方卻置之不理。婚姻比較美滿的夫妻就不一樣，他們會聆聽對方並說：『你是對的。』這一點非常明顯，你在點頭稱是或發出『嗯哼』的聲音時，同時也表達了對配偶的支持。但是蘇珊完全沒有這麼做，在整個對話過程中一次也沒有，我們一直到開始編碼才注意到這一點。」
「這很奇怪，」塔芭瑞絲說，「他們剛到實驗室的時候，你不覺得他們是一對怨偶。他們做完實驗後，讓他們觀看自己的對話錄影，兩個人也都看得樂不可支。他們似乎相處得很好，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對勁。他們結婚並沒有多久，應該正是你儂我儂的時期。但事實上，蘇珊這個人簡直是固執不知變通，儘管他們爭論的主題是狗，然而真正的問題在於：每當夫妻倆意見不合時，她總是毫不退讓；長期來看，這種模式會造成很大的傷害。我很懷疑他們是否過得了七年之癢的關卡。兩人之間的正面情緒足夠嗎？因為他們現在的關係看似正面，其實不然。」
塔芭瑞絲要在這對夫妻關係中尋找什麼？就技術層面而言，她要測量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的比例。依據高特曼的研究，一段婚姻若要維繫不墜，夫妻談話表現的正面與負面情緒比例，必須高於五比一。簡而言之，塔芭瑞絲想要從比爾與蘇珊的短暫對話中，尋找他們婚姻的模式。高特曼理論的核心之一就是：每一段婚姻都有其特定的模式，就好比「婚姻的DNA」，必然會從夫妻間有意的互動過程中浮現。這也是為什麼高特曼會要求每一對夫妻講述兩人邂逅的經過，他發現夫妻在敘述婚姻關係中這個最重要的事件時，這種特定模式會立刻顯現。
「真的是太明顯了，」高特曼說，「我昨天才看過一捲錄影帶。做妻子的說：『我們是在週末滑雪度假時認識，當時他和一群朋友在一起。我挺喜歡他的，我們相約之後單獨見面，但是後來他喝得太醉了，居然直接回家睡覺，害我空等了三個小時。我到他家把他叫醒，告訴他我不喜歡別人這樣對我，罵他實在很差勁。他卻說沒辦法，他就是喜歡喝酒。』」這對夫妻初次邂逅就出現令人憂慮的模式，而且可悲的是，這種模式在兩人後來的婚姻關係中始終存在。高特曼說：「要看出問題其實並不難。我剛開始做這些訪談時，會以為某些受訪夫妻可能當天心情欠佳。但是預測準確率一直居高不下，如果你重複進行訪談，還是會找出相同的模式。」
我們可以用摩斯密碼（Morse Code）通訊世界中所謂的「筆跡」（fist），來比擬高特曼的婚姻理論。摩斯密碼是以點與線組成，長度各有規定，但是沒有一個發報員能做到毫釐不差。當發報員發送訊息，尤其是用「平鍵」（straight
key）或「甲蟲」（the bug）這種的老式手動機型的時候，他們的密碼間隔會約略變化，點與線的大小長短會伸縮，或者將點、線與間隔結合成特殊的韻律。使用摩斯密碼就像說話，每個人的口音都不一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募集了數以千計的「監聽員」（interceptor），絕大部分為女性，她們的工作是二十四小時監聽德軍各單位的無線電通訊。德軍的通訊當然都是以密碼傳送，因此至少在戰爭初期，英國方面無法破解其中的訊息。然而這並無大礙，因為不久之後，英軍的監聽員就能夠藉由密碼的傳送節奏，辨認出德軍發報員特定的「筆跡」，從而得知一項重要性幾乎等同於通訊內容的情報：是誰在發送密碼。「監聽德軍無線電的呼號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聽出來那個單位有幾名發報員在輪流值班，他們每個人的密碼都各有特徵，」英國軍事史學家韋斯特（Nigel
West）說，「除了發送軍方的訊息之外，他們一定也會先來段開場白，做一些違規的閒話家常。例如你今天過得怎麼樣？女朋友還好嗎？慕尼黑那邊天氣如何？監聽員會用一張小卡片詳細記下這些私人訊息，過不了多久，她們就會『認識』某一名德軍發報員。」
監聽員追蹤並記錄每個德軍發報員的「筆跡」與風格，給他們標上姓名代號，仔細勾勒出他們的個人背景。監聽員辨識出德軍發表員的身分後，就能找出他們發報的地點，藉此獲取另一項情報：什麼人在什麼地方發報。韋斯特繼續說明：「監聽員對德軍發報員的作業習性是如此瞭解，甚至能夠追蹤他們在歐洲各地的調動狀況，這對我們掌握敵方戰鬥序列──戰場上各單位部隊的任務與位置──幫助極大。舉例而言，如果德軍某單位的一名發報員原本駐紮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三個星期後你監聽到他從捷克的林茲（Linz）發報，你就可以推斷：這支部隊已經從義大利北部調往東線戰場。或者你鎖定某個戰車維修單位的發報員，知道他本來是每天中午十二點上機，然而在一場大規模會戰之後，他除了中午十二點上機之外，下午四點與晚上七點也要值勤，於是你可以推測這個單位在會戰後的工作格外繁重。遇到情勢緊急的時刻，如果一位高層首長問你：『你能不能百分之百斷定德國空軍某個中隊已經從托布魯克（Tobruk）起飛，離開義大利？』你就可以回答：『沒問題，那個中隊的發報員是奧斯卡，我們有絕對的把握。』」
「筆跡」現象的關鍵要素在於它們是自然流露。無線電發報員不會刻意標新立異，但是每個人的特色就是無法掩抑，因為他們性格中的某些部分似乎會藉由摩斯密碼鍵的操作，自然而然且渾然不覺地表現出來。「筆跡」現象的另一個特點是：些許幾個摩斯密碼就會讓它現形。我們若想辨識出某個發報員的個人模式，只需監聽對方發送幾個字母即可。「筆跡」不會在不同的片段中改變或消失，也不會只出現於特定的字眼或片語。因此英國監聽員只聽了幾個字母之後，就可以信心滿滿地說：「那是奧斯卡在發報，也就是說他的單位已經離開托布魯克，毫無疑問。」一個發報員的「筆跡」會非常穩定。
回頭來看高特曼的理論，他所說的就是每一段人際關係也有其「筆跡」：一種自然而然、自動浮現的顯著特質，因此婚姻狀況才會如此容易分析與解讀。因為從簡單如發送摩斯密碼到複雜如婚姻大事，人類活動的某些關鍵部分都有可資辨識的穩定模式。預測婚姻分合就像追蹤摩斯密碼一樣，都是在發掘其中特定的模式。
「在人際關係中，人們總是處於兩種狀態其中之一，」高特曼說，「第一種是我所謂的『正面情緒主導』，正面情緒凌駕了憤怒的反應，很像是緩衝器，儘管配偶的行為很惡劣，另一方還是能輕描淡寫地說：『他只是心情不好。』第二種狀態是『負面情緒主導』，配偶說的話就算相當中性，也會被另一方負面解讀。在負面情緒主導狀態中，人們會塑造對彼此的成見，就算自己的配偶做出某些正面的行為，那也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動機。這兩種狀態都會根深柢固；而且當一方想要修復關係的時候，另一方會視之為試圖修好或是不懷好意，全看兩人處於何種狀態而定。例如，我跟妻子講話時，她卻說：『你可不可以閉嘴先讓我把話講完。』在正面情緒主導狀態下，我可能會說：『對不起，請繼續。』雖然我心裡並不舒服，但還是認同妻子是想修復關係。然而如果由負面情緒主導，我可能會說：『去妳的，妳還不是每次都打斷我的話，簡直就是個潑婦，跟妳老媽一個德性。』」
高特曼邊說話邊在一張紙上畫圖，上上下下的曲線就像股市指數走勢圖，他說這是記錄一對夫妻正面與負面情緒比例的此起彼落；而且他不必花多少時間，就可以推測出這些曲線的走向。高特曼說：「有些夫妻會上升，有些會下降。然而一旦開始下降，朝向負面情緒發展，九四％的夫妻會每況愈下。他們走上歧路，無法回到正途。我並不認為這只是一時片刻的問題，情緒比例曲線能夠顯示夫妻兩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