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數位大掃除：3分飽連線方案，在喧囂世界過專注人生。(CFD0381)
Digital Minimalism: Choosing a Focused Life in a Noisy World

類別： 心理‧勵志‧占星>心理勵志
叢書系列：人生顧問
作者：卡爾．紐波特
       Cal Newport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年12月27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789571380551

【內文摘錄】

▼  內文摘錄

第四章 獨處

獨處的重要

在我們能有效益地討論獨處之前，需要更了解這個詞的意義。為此，我們可以向一對看似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尋求指引：雷蒙‧凱斯利奇（Raymond Kethledge）和邁克‧爾文（Michael Erwin）。

凱斯利奇是美國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備受敬重。爾文是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前陸軍軍官。他們首度見面是在二○○九年，當時爾文駐紮在密西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攻讀碩士學位。儘管凱斯利奇和爾文的年齡和生活歷練不同，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對獨處這個話題有共同的興趣。凱斯利奇以措辭犀利的法律意見書著稱，他需要長時間的獨自思考，才能寫出那樣的法律意見。他常在一個簡易翻新的穀倉裡工作，裡面只擺了一張簡單的松木辦公桌，無法連線上網。他笑稱：「在那個辦公室裡，我的智商可以馬上提高二十分。」爾文則是在密西根州的玉米田邊獨自長跑，藉此克服剛從戰場返鄉所面臨的複雜情緒。他開玩笑說：「跑步比治療便宜。」

凱斯利奇和爾文初次見面後不久，便決定合寫一本談獨處的書。他們花了七年的時間寫作，二○一七年出版了《內向思考：為什麼孤獨的人總會很優秀？》（Lead Yourself First）。那本書以聯邦法官和退役軍官的縝密邏輯，歸納了作者的觀點，並主張獨自思考的重要。不過，在說明他們的主張之前，他們先提出可說是全書最有價值的貢獻：為「獨處」下了一個精確的定義。許多人誤以為這個詞是指實體的分隔，以為獨處可能需要到遠離人跡的偏遠小木屋。這種誤解衍生出一種對多數人來說不切實際的獨處標準，是一般人難以經常辦到的。然而，凱斯利奇和爾文解釋，獨處是大腦的一種狀態，與周遭的環境無關。因此，他們定義獨處是一種主觀狀態，在那種狀態下，你的大腦不受其他大腦的影響。

你可以在擁擠的咖啡廳或地鐵車廂裡享受獨處的時光，也可以像林肯在那棟別墅裡一樣，即使窗外草坪上駐紮了兩個連隊的聯邦士兵，只要你的大腦只思考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享有獨處的時光。相反的，即使你在最安靜的環境中，只要你讓別人的想法潛入你的腦中，獨處就蕩然無存。別人的想法潛入你的腦中，可能是透過直接交談，也可能是以其他的形式，例如讀書、聽播客、看電視，或任何可能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智慧型手機螢幕上的活動。獨處是指，你對他人創造的資訊毫無反應，專注於你自己的想法與體驗上，無論你身在何處。

為什麼獨處那麼重要？凱斯利奇和爾文詳細說明了許多好處，多數的效益是來自從容的反思所衍生出來的洞察力和情感平衡。他們舉了許多個案為證，其中一個讓人共鳴最深的例子是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他們指出，金恩博士參與「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是偶然開始的──他碰巧是當地新來的牧師，充滿群眾魅力又受過良好教育。當時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在地分會決定公開反對公車上的種族隔離政策。新成立的蒙哥馬利改進協會（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於一九五五年底的一場教會會議中，突然任命金恩擔任該會的領導人，金恩對此任命感到意外，有點措手不及，後來才勉強同意，他表示：「如果你們覺得我可以幫上忙，我會盡力。」

隨著抵制活動持續進行，金恩的領導和人身安全都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由於金恩是偶然參與抵制運動，並非主動參與，那壓力更是強大。後來金恩因為參與騷擾警方的行動，首度入獄。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金恩獲釋那晚，他承受的壓力已累積到了高點，返家後看到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皆已入睡，他意識到他應該好好想清楚自己的作為。金恩獨自坐在餐桌前沉思，捧著一杯咖啡，一邊祈禱。他利用那個獨處的時光來理解自己面臨的種種要求，因此找到面對未來的勇氣：

當下我彷彿聽到內心的聲音告訴我：「金恩，你要為正義挺身而出，堅守正義，堅守真理。」
傳記作家大衛．加羅（David Garrow）描述那晚是「金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夜」。
當然，爾文和凱斯利奇不是率先注意到獨處很重要的評論家。至少在啟蒙運動的初期，就有人探索過獨處的好處。

法國思想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在十七世紀晚期寫下這句名言：「人類的所有問題，都是源自於人類無法安靜地獨自坐在一個房間裡。」半個世紀後，在大西洋的彼岸，富蘭克林在日記裡提到這個主題：「我讀了很多關於獨處的好書……我承認，對忙碌的人來說，獨處是令人精神煥發的愉悅消遣。」

學術界很晚才意識到獨自思考的重要。一九八八年，著名的英國精神科醫師安東尼．史脫爾（Anthony Storr）在開創性的著作《孤獨》（Solitude: A Return to the Self）中彌補了這個遺漏。他指出，一九八○年代，精神分析學對親密關係的重要相當癡迷，認為那是人類幸福的最重要源泉。但史脫爾的歷史研究並不支持這樣的假設，他在那本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著作中，開篇就引用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的說法：「交談可以促進理解，但獨處才能培育天才。」接著他又大膽寫道：「吉本說的對極了。」

吉本過著獨居的生活，但他不僅創作極具影響力的作品，似乎也過得非常快樂。史脫爾指出，「詩人、小說家、作曲家大多需要花大量的時間獨處」，他列舉了笛卡爾、牛頓、洛克、巴斯卡、史賓諾沙、康德、萊布尼茲、叔本華、尼采、齊克果、維根斯坦為例，這些名人都是孤家寡人或沒有培養親密的人際關係，但仍然過著非凡的生活。史脫爾因此推論，我們認為親密互動是人類蓬勃發展的必要條件是錯的，獨處對快樂和工作效率一樣重要。

不過，我們很難忽視一個事實：史脫爾列舉的那些非凡人物，以及前面提到的許多歷史案例，都是聚焦於男性。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女權宣言《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認為，這種失衡的狀態不足為奇。她應該也會認同史脫爾的觀點，覺得獨處是原創及創意思維的先決條件，但她應該會補充提到，這個社會一直不讓女性擁有自己的房間（實際的房間及比喻的房間），以致於無法塑造那種獨處的狀態。換句話說，對吳爾芙來說，獨處不是令人精神煥發的愉悅消遣，而是因為認知不再受到壓迫而獲得解放的形式。

在吳爾芙那個時代，父權社會剝奪了女性這種解放權；但是在現代，這種壓迫主要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而且這種壓迫還愈來愈多，因為我們更喜歡數位螢幕提供的消遣。加拿大的社會評論家麥克．哈里斯（Michael Harris）在二○一七年出版的《獨處》（Solitude）一書中探討了這個主題。哈里斯擔心，新科技幫忙創造了一種文化，破壞了獨自思考的時間，他指出：「那個資源遭到攻擊時，就事態嚴重了。」他研究相關的文獻後，指出獨處帶來的三個重要好處：「新的想法、對自我的理解、親近他人。」

我們已經討論過那三個好處中的前兩個，第三個好處有點出乎意料，因此值得簡單地探討一下──尤其後面我們探索獨處和連線上網的好處所產生的衝突時，這點會變得息息相關。哈里斯的主張乍聽之下可能有悖常理，他說：「能夠獨處……絕對不是指拒絕親密關係。」獨處反而會強化親密關係。他主張，平靜地體會獨處，會讓你更珍惜人際互動。哈里斯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關聯的人，詩人兼散文家梅．薩藤（May Sarton）在一九七二年的日記中也寫到這點的奇妙：

這幾週以來，我第一次獨處，終於再度重拾「真實」的生活。奇妙的是，朋友、甚至是愛人，都不是我的真實生活，除非我有時間獨自去探索及發現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情。少了充滿營養卻又令人瘋狂的干擾，生活會變得枯燥乏味。然而，我只有在獨處時，才充分體會到人生的滋味……

美國詩人溫德爾‧貝里（Wendell Berry）更簡潔地寫道：「我們進入獨處狀態時，亦不再孤寂。」

類似上述的例子，不勝枚舉，它們都指向一個明確的結論：經常獨處，並搭配我們習慣的社交模式，是讓人蓬勃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現在比以往更迫切需要了解這個事實，因為，誠如我接下來要討論的，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面臨獨處開始消失的危機。

喪失獨處機會

關於現代和獨處可能格格不入的擔憂，並不是最近才出現。史脫爾在一九八○年代寫文抱怨：「當代西方文化使人難以獲得獨處的平靜感。」他指出，罐頭音樂和最近發明的「汽車電話」是噪音侵入生活各方面的最新證據。一百多年前，梭羅就提出類似的擔憂，他在《湖濱散記》中寫道：「我們急於在緬因州到德州之間架起電磁電報線，但緬因州和德州之間可能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需要聯絡。」因此，我們眼前的問題是，目前的現代化是否對獨處帶來新的威脅，而且那種威脅比數十年來評論家哀歎的威脅還要緊迫。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想理解我的擔憂，最好的起點是從二十一世紀初那幾年發生的iPod革命開始看起。iPod出現以前就已經有隨身聽了，最常見的形式是Sony Walkman和Discman（以及它們的競爭對手），但這些裝置在多數人的生活中功能有限，例如運動時拿來自我娛樂，或舉家開車長途旅遊時，後座的人可以拿來聽自己的音樂。一九九○年代初期，你站在繁忙城市的街頭，不會看到太多人在上班途中戴著黑色的Sony耳罩式耳機。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你站在同一個街角，可以看到白色的耳塞式耳機幾乎是無處不在。iPod的成功不僅在於銷量大，它也改變了隨時隨地聽音樂的文化。讓iPod為你一整天提供背景音樂，變成一種普遍的現象，尤其對年輕一代來說更是如此──出門時把耳機戴上，只有在你不得不和另一人說話時，才把耳機摘下來。

相較之下，從梭羅指出的電報到史脫爾指出的汽車電話，那些以往威脅到獨處的科技，是以新的方法偶爾干擾你獨自思考的時間，但iPod是第一次有能力持續地讓你分心。梭羅那個年代的農民可能必須離開安靜的火爐邊，步行進城，查看傍晚的電報，因此打破了片刻的獨處時間，但電報不可能干擾農民一整天。iPod把我們和大腦思維的關係推向了一個新的疏離境界。

然而，由iPod啟動的這番轉變，在後續發布iPhone後，或者更廣泛地說，在二○一○年代隨時連線上網的智慧型手機普及後，才充分發揮潛力。儘管iPod看似無處不在，還是會有一些時刻戴著耳塞式耳機會顯得太麻煩（例如等著被召喚去開會的情況下）或在社交上有點尷尬（例如在教堂做禮拜時，覺得聽緩慢的聖歌很無聊）。智慧型手機提供了一種新方法：快速瞄一眼──這導致所剩不多的獨處時間蕩然無存。你只要稍稍感到無聊，偷偷地瀏覽app或行動版的網站，就可以立即獲得他人提供的訊息，得到立即的滿足。

現在你可以從生活中徹底排除獨處的機會。以前梭羅和史脫爾擔心大家享有的獨處時光愈來愈少，現在我們需要擔心大家可能完全忘了獨處是什麼狀態。

在智慧型手機的時代，獨處的機會日益消失。然而，這類討論之所以變得複雜，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很容易低估這種現象的嚴重性。雖然很多人坦承他們使用手機的時間可能太多了，但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這項科技的影響有多巨大。前面介紹的紐約大學教授奧特在著作《欲罷不能》中詳細描述了一個典型的低估實例。他為那本書做研究時，決定衡量自己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情況，所以他下載了一款app，名叫Moment，那可以追蹤你每天看螢幕的頻率和時間。在啟用那個app之前，奧特估計他每天可能查看手機十次左右，使用螢幕的總時數大約一個小時。

一個月後，Moment揭開了真相：奧特平均每天查看手機四十次，看手機螢幕的總時數長達三個小時。奧特對這個結果相當驚訝，他聯繫了Moment的開發者凱文．霍利許（Kevin Holesh）。霍利許表示，奧特並非異數，其實他非常典型：Moment的用戶平均每天看智慧型手機的螢幕三個小時左右，僅12%的用戶使用不到一小時。用戶平均每天查看手機三十九次。

霍利許也提醒奧特，這些數據可能還偏低了，因為會下載Moment的人已經很在乎自己的手機使用習慣了。「還有數以千萬計的智慧型手機用戶沒注意到，或根本不在意自己的手機使用，所以沒想過追蹤。」奧特總結道，「他們相當可能每天看手機的時間超過三個小時。」

上面提到的智慧型手機使用數字，只計算用戶看螢幕的時間。如果把聽音樂、聽有聲書、聽播客的時間也加進去（Moment不測量這些時間），你會更清楚看到我們如今已經很習慣從日常體驗中消除獨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