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的7次微笑(DH0004)──從野蠻到官僚的循環
Barbarians to Beauracrats : Corporate Life Cycle Strategies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管理領導
叢書系列：BIG系列
作者：勞倫斯．米勒
       Lawrence M. Miller
譯者：林宜瑾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2年09月1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12頁
ISBN：95713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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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

第一次微笑：預言者　靈感與創新

理性的人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非理性的人改造環境來順應自己。所有的進步都傳歸功於非理性的人。──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墨守成規的人絕不可能獲得真正、持久的成功，也不可能在事業上「致富」。──蓋堤（J．Paul Getty）

人類文明與企業成長都依循同一模式；都是一個人或一小群人創造力的產物。這些創始者皆胸懷遠見，他們的構想很有創意而且獨一無二──雖然起初別人往往不太看好，但終究會受到這個構想的鼓舞。

預言者的角色就是啟發觀念、培養遠見，如此才能激發跟隨者的活力與創造力。

身在物質世界的我們很容易忘記，創造力其實是屬於精神層面的。新觀念的誕生看不見、摸不著，更非本益分析所能反映。世間最具體的事物首推偉大而輝煌的文明，但它的萌芽仍然起自創造力。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書中提到過這一點：

當偉大的靈魂從原始靈性中覺醒的一刻，文化於焉誕生……但它的存在和彰顯各階段成就的大時代的出現，卻是經過一番保護意念，以免受混亂力量與流言左右的情緒掙扎……。當目的一旦達到──即意念的各種可能性具體實現──文化驟然僵化、組織壞死、生命終止、動力崩潰，繼而變成文明。

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rporation）的誕生得歸功於愛迪生豐富的創造力。他的一生幾乎都在實驗室度過，而終其一生得到一○九三項發明專利；留聲機、電火力車頭、電影、油印機、電燈泡都是他的創作。

不過愛迪生可不是什麼商業天才，他的生意眼光糟透了，永遠是入不敷出。愛迪生奇異公司是在維拉德（Henry Villard）的協助下，於一八八九年成立的，當時愛迪生的研究經費都用光了。

若在現代，愛迪生可能待得住奇異公司嗎？愛迪生傳的作者是這麼寫的：

反抗是他幼年最明顯的特點──反抗他紀律嚴謹的母親，反抗嚴厲而且不容犯錯的教會，反抗沉悶又嚴格的學校。從小到大，他就是不能忍受別人的指揮，他一直是不守常規、反對傳統的……他是一個聰明且寂寞的怪胎，要是坐在今天，恐怕會被抓去檢驗分析，然後推拉揉捏、重塑成「正常人」。

有人說，你只要循著愛迪生隨地亂吐的煙草汁，就可找到他。他太太問他為什麼不用痰盂，他回答說，痰盂很難對準，吐在地上則準沒錯。愛迪生不但有這些壞習慣，還是個非常差勁的管理者和溝通者。現代的奇異公司和愛迪生恐怕是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的。

談到發明家，愛迪生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他的世界充滿了構想，他將構想化為具體成果和實際作為，但如果不是一些比較務實的人幫他，這還是做不到的。愛迪生曾說：「我的要務就是思考，一個不肯下定決心培養思考習慣的人，錯過了人生最大的樂趣。」

愛迪生、亨利福特、渥斯尼克（Stephen Wozniak）、王安和千千萬萬不知名的創造發明者都是預言者，他們提供基本構想，而這股創造的衝勁推動出最終的結果──一個我們叫做企業的實體。

．創意的探索者

了解預言者之前，我們得先認識創意的力量和其所蘊涵的精神。創意是具體作品的種子，是人企業的基石，是所有社會與宗教改革的動力，而主張以創意來改變舊習的預言者則是技術或社會的改革者。

革命早在戰爭發生前就完成了。革命精神存乎人心，那是一種宗教情操與責任義務觀的改變。人民的原則、意見、情操和感情與從前截然不同，這才是真正的美國革命。

──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一八一八年

創意豐富的人擁有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不但創意發明不符合現狀，行為往往也不見容於社會。到底預言者的成功和個性是兩回事？還是個性促成靈思泉湧？恐怕很難斷言。

就拿牛頓來說吧！牛頓於一六四二年的聖誕節出生在一個卑微的英國家庭，幼年所受的苦想必是他長大後行為怪異的原因，但他的天才又是怎麼來的呢？

他的父親是個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人，在牛頓出生前三個月就死了。母親不久也離他而去。他母親在兩年後改嫁一個有錢的牧師，牧師堅持把牛頓送到他祖母那裡，以便牛頓的母親能全心照顧牧師的子女。所以牛頓和母親分離了九年，直到繼父死去為止。他還記得自己「威脅繼父和母親，要把他們和房子全燒光」。他成年後的精神病發作都是導因於幼年的創痛。

沉浸於創意世界的人大多不善理財，牛頓也不例外。他繼父死後，他母親繼承遺產並決定出她的第一個兒子（牛頓）來管理，但悠遊於書本世界的牛頓把這項工作給搞砸了。牛頓在學校裡不是特別聰明，不過他很會做機械模型、時鐘和風車，那時候他已經在玩物理和數學了。

牛頓於一六六一年六月開始在劍橋三一學院就讀，四年後獲得學士學位，結束他豐碩的學士課程。牛頓在毫無特別指導的情況下，創造出數學的新概念與新形式，不過當時只是純為個人的筆記，並未公開發表。

這段無人知曉的日子並不長，牛頓在兩年後搖身一變成為當時最重要的科學家。他的原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rincipia──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被視為歷來最重要的科學著作，書中指出物體運動及地心引力的定律。牛頓解釋地球、月球、星球的運行，和潮汐及地球的確實形狀。而且這本書只花了十八個月就完成。牛頓寫數學和莫札特譜交響樂一樣──好像天生就會了。

後來牛頓移居倫敦，受城市的五光十色所吸引，最後被任命為鑄幣廠監察與廠長。值得一提的是，牛頓一旦涉足倫敦世俗之後，就再也沒有獨特的科學貢獻了。他拿創意換取了實際的報酬。

即使有這些成就，牛頓仍然不快樂。以二十年歲月撰寫牛頓傳記的歷史學家魏斯特福（Richard Westfall）說他是：「受折磨的人，非常神經質，中年時期都在崩潰邊緣度過。」牛頓的一位同事說他是「最憂慮、猜疑的人」。少數幾個親近的朋友則都為清一色男性，像洛克（John Locke）和裴皮斯（Samuel Pepys）這兩位知心好友。但在他一次精神病發作時，他卻翻臉不認這兩位朋友，還說他們用陰謀陷害他，不肯再見他們。

牛頓很少為自己的怪異行為致歉。跟愛迪生、福特一樣，他醉心於自己的工作。研究牛頓的學者兼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牛頓全心投入的精神，歷史上無人能比。」一旦他開始思索一個問題，他就會不眠不休、廢寢忘食地做下去。牛頓在死前曾這麼形容自己：

我不知道世界如何看我，但對我自己而言，我好似海邊嬉戲的小男孩，偶爾找到一顆比平常更光滑的石頭或是一個更漂亮的貝殼，而眼前浩瀚的真實海洋仍然蒙著神秘面紗。

今有些人驚訝的是，這位寫下歷史上最傑出數學論的科學預言者，竟然曾用十多年的光陰來詮釋聖經，特別是啟示錄一章。不過只要我們多了解預言者，我們就不會太驚訝，畢竟預言者就是創意的探索者，除創意之外別無其他。

這種渴求形成一種動力。一般小孩享受玩積木之樂的同時，饒富創意的天才可能為痛苦經驗所迫或因為玩樂被剝奪，而只好轉向追求心靈的滿足。一般小孩和創意小孩還有別的差異，前者從玩積木，到接受一成不變的工作、服從上級的指示：後者的創意個性則引導他往別條路行進，不肯聽從別人的命今，轉而投入創意的內心世界。

有些企業的創設以營利為唯一宗旨，對市場很少有重大貢獻，因為它們毫無創新可言。那些為回應市場挑戰而創造新產品或服務的人，才是增加社會財富的貢獻者。這就是我們的預言者和一般企業創始者的差別所在。預言者不管身處企業或他處，絕少是為了追求物質享受而努力的，他的動力來自創意。

奈雅克（P.R. Nayak）和凱特瑞漢（J.M. Ketteringham）在他們所著《突破》（Breakthroughs）一書中提到產品創新的過程，他們揭露了有關產品創新的數種錯誤觀念：

錯誤觀念：成就需要大投資。

實際情況：設計、推動創新觀念的人很少是被金錢所引誘的。相反的，他們只在乎問題的解決。

錯誤觀念：突破是為了應付市場未能滿足的需要。

實際情況：在每一種情況下，突破的動力顯然都來自個人的好奇心，最後這個原創者也會想出售一些商品。但是在我們研究的各種突破中，獲利潛力和市場掌握都不曾扮演重要的角色。

創新的個性很可能和成熟的企業或文化相衝突，原因不難明白。

成熟的企業考量的是具體的現實情況──產品生產的規律、可靠、穩定。創新個性越奇特、越不可預測，引發的衝突就會越大。由此不難想像企業經理人為什麼會把公司的預言者放逐冷凍。預言者違反企業價值觀，他們不遵守老套的規定。他們重規的是創意──創意常常免不了會導致舊秩序的崩潰。

預言者受迫害的故事可追溯至遠古，他們被放逐到山林大漠之間，在那兒，他們韜光養晦，直到理念成熟問世。

有同情心的人會說，放逐隔離是邪惡不公的懲罰。然而，也許就是因為這種艱難和挑戰，才得以激勵人性、呈現全新的創作。

你可能是預言者，如果……

……你的構想是長期而有遠見的。

……你願意犧牲許多時間和精力，只為見到構想成真。

……你會與人隔絕好一陣子，以便貫徹自已的理想。

……別人免得你有點「不一樣」。

……你可能不怎麼有條理，而且你懶得管細節。

．歷史的先知

歷史證明，文明的發展是回應挑戰的結果。達到滿意狀態的文化即呈現停滯，不再進步。一個不滿足的社會則進入變動時期，有所動作的同時才會有進步。

而動作往往打破現有的安寧。從中美洲的叢林到埃及的沙漠，文化都是在最艱難的地理、社會、經濟和精神等條件下形成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總結道：「我們已經確定，文化皆於異常艱困而非異常順利的環境中誕生」，他並且確認「挑戰越大，成長的刺激越大」的社會定律。

諷刺的是，企業和個人都追求舒適穩定，但安定卻往往導致衰退。人體的肌肉必須常活動，才能達到或維持在最佳狀況。人的心靈也必須同樣的運動才能進步，避免遲滯老化。挑戰與回應的法則幾乎適用於所有的組織，沒有一個社會或企業能在缺乏挑戰的情況下蓬勃發展。

回應挑戰並對現行制度提出挑戰的人正是預言者。預言家能在歷史上留名，是因為他們對人類有不可磨滅的影響。摩西、耶穌、穆罕默德、釋迦牟尼、訖哩什那神（Krishna）儘管代表不同宗教，卻都為古老腐敗的社會指出新的遠景與方向。他們透過風範、話語和人格，為新文化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動力。

他們沉浸於自己的思想世界，甘願放棄物質世界，他們反抗勢力鞏固的權威，他們很容易被冠上製造麻煩或道聽途說的罪名，所言無人信服，甚至遭受放逐或釘十字架的下場。

這個族群的人特別不擅統御，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將其信仰轉變成有組織的教義。譬如說，釋迦牟尼在追求八正道（Eight－Fold Path）的時候，幾乎完全靜坐冥想、自我絕食。若單靠這些預言者的個人智慧，恐怕佛教、回教、印度教或基督教文化根本就不會存在。但話說回來，如果沒有這些預言者，世界恐怕還停留在暗無天日的頹廢中。

偉大的宗教與各教的預言者，是歷史上一再促成個人人格和群體良知重生的動力。他們的出現，永遠是在人心不安、強烈渴求、艱鉅挑戰、需要變革的時期。第七世紀的阿拉伯沙漠就和曾孕育其他預言者的地方一樣，充滿了挑戰和考驗。

穆罕默德是在西元五七○年生於阿拉伯的貧困之家。他的出生地麥加是一個只有兩萬到兩萬五千人口的城市，也是個朝聖之地。朝聖的重點是卡巴神廟（Kaaba），一個小的四方形神廟，內藏一塊神聖的黑石，據聞該石頭乃一神祇、總管各部落小神。鄰近城鎮有猶太教與基督教徒的聚居地，沒有一個主要的信仰可以把各部落結合起來，事實上他們崇拜的部落神祇有數百種之多。各部落長期征戰、交相擄掠，根本不知清潔、衛生、隱私為何物；人們不必通報就可逕自進入別人的家，甚至在別人夫婦獨處時也不例外。

不過，穆罕默德成功整合了各族。乍看之下，他不大像一個救世主。四十歲以前，他在經商，會不會寫字還是個疑問。他是從一個關鏈性的宗教問題中得到啟蒙的。相信基督教或世俗論的史學家會爭辯道，他的觀念很多是從猶太人和基督徒那兒學來的。回教的史學家則服膺穆罕默德自己的解釋：天使加百列（Gabriel）在希拉山（Mount Hirra）上現身，把救贖的訊息交給他。